然而，当冯特博士飘然来到美国心理学会时，一脸的笑容顿时消散，面露不悦之色，因为他在这里得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大多数新产生的心理学博士已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工业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和——到目前为止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类——临床及咨询心理学工作者。冯特曾坚定地反对教育心理学，也反对将这门科学用于实用目的，而临床心理学——听人们谈话，与他们讨论隐私问题——则是最为糟糕的，是对心理学的最可恶的亵渎。他还大为惊讶地听到，大多数美国人如今在谈起心理学家时，往往认为他们是精神病医生。天哪！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心理学对美国人产生的所有影响中，最普遍的是其对美国人考虑和处理感情及心理问题的方式的改变。他们的父辈往往将不幸、失败、无能、不满足、错误的言行等等，归结为个性软弱、邪恶或命运，但现在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心理障碍，因而是可以通过心理卫生从业者加以矫正的。
这种信念使1500万美国人每年造访心理治疗者多达1．2亿人次。精神病院和普通医院里精神病房的住院病人多达数百万人次。累计起来，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进行过心理治疗——总人数约8000万。
约三分之一的治疗由心理学家完成，另三分之一由精神病医生完成，最后的三分之一由临床社会工作者、临床精神卫生咨询员和教会人员完成。尽管其背景和义务各个不同，但所有这些职业工作者所使用的均是符合心理学的疗法，其治疗原理与生理、社会和宗教的方法大不相同。（在精神病医生所用的方法中，既有药物也有心理疗法。）
心理学最初不是一门应用科学，其培训中心也不培养“保健者”，只培养研究人员和理论家。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这门学科在二战之后迅速发展，每年授予的博士人数在1945年至1970年间增长10倍。但随着本科生的增长大潮渐渐消退，新学位的持有者难以找到教学工作，因而，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数量开始急剧下降—但心理学除外，因为它仍旧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但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已不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以不同类型的应用科学膨胀起来，其中最大的一种是保健科学。研究类心理学家至70年代中叶还呈增长趋势，但接着便迅速下降；保健类心理学者（临床、咨询和学校心理学家）则持续猛增。自1970年起，尽管研究类心理学家的绝对人数有所增长，但其在这门学科中所占的比例却在缩小，现在只占博士和硕士级心理学研究者的七分之一。临床和咨询心理学者约占一半，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事心理治疗业（其余的从事测验和评估）。
尽管从事临床心理学工作的人数有所增长，但约三分之二的心理治疗要求仍由其他人满足，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及的：全国约3万精神病医生中的2．1万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私人诊疗上；8．1万临床社会工作者中，大部分在机构或医院背景下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同时，其中有部分人也做或仅做私人诊疗；国家颁发证书的临床精神卫生咨询员有2000人；教区工作人员有2000人；还有数目不详的一部分人自称是心理治疗者——该词在大多数州里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些人中有的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培训，有的完全没有。
所有这些心理治疗现在处理的病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病人”一词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工作者共同使用的；其他治疗者将这些人叫做“来访者”，以避免“病人”一词所包含的医疗意义。它们在此种情形下为同义词。）
此前，心理治疗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虽能正常地与现实进行接触但有神经症的人群，他们往往受到焦虑、恐惧、强迫观念和强迫性行为、歇斯底里症、疑病症、源于心理疾病的身体疾病的折磨——总的来说，他们患有神经症。（《DSM—Ⅲ》，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诊断标准1980年版和《DSM—III—R》，1987年版，里面均省去作为诊断范畴的“神经症”。此前归入该名下的心理障碍现在均以单独的心理障碍范畴命名。但“神经症”、“神经病”等用词现在仍流行于行医者和普通人中间，因此，本书仍时不时地沿用此种说法。）但在今天，许多人来寻找心理治疗，却是为婚姻冲突、亲子问题、工作烦恼、孤独、害羞、失败等任何可列为“生存问题”名下的东西——按照1991年纽约大都会剧院的新闻公告，甚至还可包括垒球守卫、扔直线球和击球中出现的无法解释的障碍。
另外，一些精神病重症患者在此前长期使用温水浸泡、注射胰岛素或电痉挛式休克等进行治疗，有时甚至对脑叶进行切除，但他们很少使用心理疗法——心理治疗常常治不好他们——但现在通过精神活性药物，他们大都重新回到现实之中，或从抑郁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品尝到心理治疗的益处。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五十多万人被锁在全国的精神病院里。自氯丙晴等其他精神活性剂在50年代中期问世以后，这一数字减少约三分之二，只有16万多。且此前大部分被关起来的病人，现也都居住在生活区里，其精神疾病也在生活区的精神卫生中心里通过药物进行控制和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虽然因此而产生出巨大影响，且已为人们广泛接受——有心理治疗体验的人在过去的30年里增长近3倍——但其长期以来仍然受到人们的责难，一些人认为，心理学是伪科学，另一些人认为，心理治疗不过是骗术。
一些人攻击心理治疗的理由是，临床心理工作者和其他心理治疗师本人承认其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直觉，而不是出于理性，因而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许多从事学术和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长久以来也持这种观点，即心理疗法不值得列入其所从事的这门科学。1956年，心理学家大卫·贝肯（David Bakan）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出版物《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撰文说：
许多心理学者中所存在的一种普遍感觉是，临床心理学（如心理治疗）在科学上难以立足。临床心理学常常给视为一门艺术；如果评论者更为苛刻一点的话，它只能给视为通过某种神秘方法获取知识或以某种魔法带来疗效的尝试。
几年之后，心理学家马文·卡恩（Marvin Kahn）和塞巴斯蒂安·桑托斯戴芬诺（Sebastian Santostefano）在同一刊物上撰文说，临床心理学正“处于焦虑、矛盾、不安和自疑中。临床心理学既可说是一门科学，又可说是一门艺术。”1972年，之后是1986年，精神病医生伊·富勒·托里（E．Fuller Torrey）写出一部专著，旨在说明心理疗法与巫医、方士相差无几，都是通过相似的非科学方法在病人身上获取疗效。
另一种攻击是1961年由托马斯·沙茨（Thomas Szasz）发动的。此人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治疗者同行眼中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说，精神病是临床医生所编织出来的“神话”，这些医生是社会秩序的跟屁虫，他们将社会所不允许的、有偏差或独特个性的行为全部定性为精神病。
另一些人更加攻击说，心理治疗工作者错误地宣称，心理疗法可治疗多种精神病，而实际上，这些评论者强调，它们只对有限的几种病症有效。1983年，奥克兰的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工作者伯尼·西尔伯杰尔德（Bernie Zilbergeld）在其所著的《美国的退缩》一文中说，心理疗法只对少数症状有效，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几乎无效或疗效甚微，根本无法与药物效果相提并论，在效果上甚至不如向朋友倾诉一番。
最近几年也出现一些类似的批评，认为心理治疗工作者可以处理的若干情形，其根源实际上在于生理学方面，仅靠心理疗法是不可以治好的。
比如，大家认为临床（严重的）抑郁症在许多情况下起因于生物学方面，特别是老年人，经常出现的症状大多是由与年纪相关的、某些神经递质的平衡失调引起的。抗抑郁药物，如三环抗抑郁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等，均可使其从化学上恢复平衡，消除抑郁症状。
在一些心理治疗者看来，杜勒症状——无法控制的局部痉挛、咕噜、咳嗽、经常不由自主地重复使用粗俗语言——往往起因于深层的心理障碍，具有某种程度的敌意和肛门意义，但心理治疗者对此束手无策，起作用的倒是多巴胺（DO．PAMINE）阻断剂。我们可由此看出，该病的起因应该是机体里存在着太多的多巴胺。
强迫性赌博和追求其他形式的感官刺激在心理治疗者看来，一直是较为对口的症状，但最近以尿样检查和骨髓活检为基础的研究显示，强迫性赌博者和追求感官刺激者长期缺乏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据推测，这种缺乏将导致警觉性下降和无聊感，于是病人希望通过增设危险以驱除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将产生额外的去甲肾上腺素。这可能会使大数人感到极不舒服，而这些人却感到无比受用。
强迫性疾病特指一些强迫观念所引发的毫无意义的行为，如一天洗几十次手等。最近，通过PET扫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技术，人们发现它与基底神经节中的葡萄糖代谢的过盛有关。基底神经节是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间的一个区域。原来用作抗抑郁的药物克罗米普拉明（clomip—ine），可使这种症状在几周内很快地消除。显然，它可影响大脑突触处某些神经递质的增补。
心理治疗长期受到人们的质疑。许多人肯定地说，它不是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某种形式的魔术，说得再严重一点，是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何以解释其快速成长和广为人接受的事实呢？一些人认为可用社会观点进行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分隔和异化的时代，因而需要寻找舒适和安心的感觉源泉，因此就将目光投向那些为挣钱而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在一个世俗的时代，心理治疗法可以代替宗教信仰，因而成为俗世的庇护所，等等。
然而，如果能够见到几位行医者，偷听到他们的临床诊疗，并观察其积累而来的疗效证据，我们就可能对心理疗法和心理治疗工作者的成功得出一个更具实证主义精神而少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
§§§第二节弗洛伊德的支脉：动力心理治疗者
今天，关于心理治疗法的少数几个概括之一是，它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概括的。到目前为止，可应用的主要方式有五六种或更多，其变种多达数百。一个极端是，病人躺在躺椅上胡言乱语，心理分析者则站在一边不时地“嗯”出几声。另一个极端是，嗜酒者手臂上绑着电线，只要看到幻灯片上的酒吧里有人或往加冰的酒杯里倒酒，他准得挨一次电击。
不过，关于现代心理疗法，还是有一个准确概括，那就是，半数或更多的心理治疗者均使用的是形式不同的动力疗法（也叫“心理分析取向的心理疗法”），或至少一度是这种情况。所有这些疗法均奠基于心理动力学，后者认为，心理问题是精神内部冲突、无意识动机、外部要求与性格结构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个概念尽管属于心理学，但其根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并不在心理学本身，而在于神经学家弗洛伊德的偶然发现，即他在使用“谈话治疗”处理歇斯底里症时所取得的成功远大于他在生理治疗或催眠法中所取得的成就。心理学并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发现和理论。在20世纪初期，心理分析学在欧洲的医学界和心理学界中刚刚站稳脚跟，而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仍在忙于心理学的测验和测量。一些大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设过心理诊所，但仅限于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测验和训练。心理治疗被视为一种异国的、外来的治疗方法，主要使用于欧洲范围。
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对心理分析方法的接受也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美国精神病专家在处理住院的精神病人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生理强制手段：捆绑、浸泡、锻炼和体力劳动。然而，随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批有创伤性神经症的退伍军人纷纷回来，大批精神病专家也应运而生，因为心理分析疗法据说对较重的神经症疗效明显，因此对其情有独钟。
于是，许多人去欧洲接受训练，几个心理分析学院也同时在美国的城市里开设，一大批精神病专家和其他精神病工作者开始在这些学院里进行精神分析的培训。那些较好的精神病院，比如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医院研究所，甚至邀请欧洲的心理分析学家前来培训其员工。最终，这种被组织起来的精神病医学开始将心理分析学说变成其专业之一，且通过心理分析学会的努力，使培训仅限在医生的范围之内。不过，只有少数精神病专家接受过培训，真正用它治病的人更是少而又少。心理学家和那些不是医生但希望得到培训的人只得前赴欧洲。接着，一些研究院在美国相继建立，旨在培训“一般分析师”（非医学专业的分析师）。
在20年代，心理分析成为先锋派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心理动力的概念也为心理学权威机构所接受。如我们所见，这些概念对“主题统觉测验”的发明人亨利·莫雷及其在哈佛的研究小组产生过巨大影响。到30年代，当欧洲心理分析学家为逃避纳粹而纷至沓来时，各类培训学校便如雨后春笋，心理分析学说开始变成一场学术运动。
然而，跟欧洲早期的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也经历着不断的裂变。30年代的美国部分心理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断地进行修正，增加进许多内容，使自己与主流的心理分析越来越远。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新弗洛伊德学者”，他们开始编制自己的系统，设立机构传授自己的学说。他们尽管没有排斥弗洛伊德的动力学理论，但在对性格发展和精神疾病进行解释时，加入甚至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因素。这群人中，较有意思的是温文尔雅、具有哲学家风度的埃里克·埃里克森，其发展学说我们已在前面谈过。再有就是极端独立的女权主义带头人卡伦·霍尼（Karen Homey），具有诗人气质的社会改革家艾里奇·弗罗姆（Erich Fromm），一个逃避纳粹的难民。
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新弗洛伊德学者，他就是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他是家里惟一的孩子，也是纽约农场区惟一信仰天主教的儿童。也许是由于孤独，他对成长期的儿童与照顾他的成人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性格和行为产生出浓厚兴趣。他所创立的动力疗法，即“人际关系疗法”，部分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不是依靠自由联想，而是号召治疗者和病人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在这里，治疗者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病人只向其投射移情图像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