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活动的另一项严重干扰是，管理部门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阻止资助金的发放。1991年就发生过一次，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执行董事刘易斯·利普西德（Lewis Lipsitt）称其为“最高管理层对研究施行的由历史而造成的‘镇压’”。
尽管调查者都是社会学家，但心理学家也对他们的项目兴趣盎然，因为发生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事情，极有可能发生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之中。国会中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理查德·阿德里（Richard Udry）和罗纳德·莱因德法斯（RonaldRindfuss）计划对7～12年级的2．4万名少年进行调查，并在其父母同意之后，向他们征询有关性行为等问题。这一举措将有利于探求如何阻止少年怀孕、艾滋病及其他性病的传播。
阿德里和莱因德法斯的提案成功地通过同级复审过程，并得到了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资助批准。接着，卫生及人类服务处（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为其下属机构之一）的秘书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派的电视谈话中被问及这次调查活动，宣称并不知情，但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员，众议员威廉·登尼梅亚，却公开发表了对调查中的某些提问，从而引起部分保守组织成员对卫生及人类服务处的强烈抗议。沙利文秘书长的答复是对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中科学家们的意见不予考虑，因而取消资助。刘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现已出现于20岁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们一定是在少年时期已染上病毒，而这项调查有可能让我们掌握一些情况，从而引导我们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教育及社会措施。但我们再也无法知道这项调查究竟能给我们事业来什么益处了。
阻止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项极端的图谋却以失败而告终，或暂时以失败而告终。众议员登尼梅亚因成功地扼杀了对青少年性生活的调查而喜不自禁，进而提出对1991年的一项法案进行修正，要求重新授权国立卫生研究院，使其有权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支持任何全国性的人类性行为调查。即使在保守的时代，这一要求对众议院来说也过于苛刻了，因而他的提议以283票对137票予以否决。不过，仍有137名众议员投的是赞成票，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震惊。国会如果稍稍偏向登尼梅亚，心理学的研究就有可能遭到扼杀，受害的将是整个国家。
为公平起见，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一些阻挡心理学研究的企图并不仅是来自政府中的保守党，而且也是来自自由党，尤其是来自政府之外的一些激进的反对派团体。
其中的重要一支是“动物权利”运动，其成员近几年来甚至诉诸暴力活动，冲入医学及心理学实验室，拆毁设备，销毁记录，有时甚至带走动物。众议院和参议院均已提出议案，要求联邦政府惩处偷窃或破坏研究机构的行为，但在动物权利组织的游说下，这些议案未能得到通过。
彼德·辛格尔（Peter Singer）是动物权利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说动物和人类生命都是平等的，用动物来做实验就像用婴儿做实验一样不可接受，他及其持类似观点的人认为，无论动物实验的价值如何，这类研究都是不道德的，而且残忍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研究者认为，每种动物的生存都是以其他生物为代价的，许多动物均靠捕猎其他有感情的动物为生。人类利用其他动物作为食品，并用其充当受试者，从而增大自己的生存机会，从道德上讲与鹰、鹫、蜥蜴或狮子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利用动物进行研究的残酷性，威廉·格里诺（William Greenough，他的实验显示，在更丰富的环境里发育的老鼠，其大脑重量要比在单调的环境中发育的老鼠多出许多）认为，研究的确可以在一些动物身上引起疼痛，但是，“如果说实验条件非常残酷，甚至说对大部分的实验动物而言生活不很舒适，这与事实不符。”他指出，不仅联邦法律制定了圈养和照顾动物的具体条款，而且还对每一种利用脊椎动物进行的实验进行过复审，但“只有很糟糕的科学才会引发动物的疼痛”，因为疼痛会产生应激，应激又会影响生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实验的结果。出于这一原因，外加研究者的人道，他说，大多数动物实验根本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在那些可能引发疼痛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往往使用麻醉剂。
心理能力的基因差异研究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他自由人士长达二十多年的攻击。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H·J·艾森克（H．J．Eysen—ck）、菲利普·拉什顿（Philippe Rushton）及其他人士，试图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寻找黑人在大多数心理测试中表现较差的基因方面的原因。他们因为这些劳动而被指控为种族歧视分子，频频遭到学生社团的围攻，也受到其他同事的谴责。这些同事不仅不赞同他们的发现——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且认为这样的研究有害于社会，因而应加以阻止，甚至禁止。
对研究进行的诸如此类干扰，在现今时代充满“政治正确性”的校园里越来越常见，越来越有害。一件值得注意的案子近期在德拉华大学发生。心理学家琳达·哥特弗莱德森（Linda Gottfredson）一直在从事一项研究，试图探索智力差异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是否大于大部分理论家的认同。她的研究一直得到保守派和颇有争议的“先锋基金”的认可与赞助，她所写的论文也通过了同级的复审过程，并得以在颇有名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哥特弗莱德森拥有自由主义者的名望。她曾在和平工作团中工作过，在贫民窟里教过书。在一篇期刊文章里她公开宣称，一个人的社会及道德价值并不是其智力水平的函数。但她认为，不对工人的智力水平进行综合考虑就将其分配至某些工作上去，绝对有害于社会。这一观点被某些教研室同事和学生认定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在教研究室成员向大学领导正式提出抗议后，此前曾高度赞扬过哥特弗莱德森的系主任，这次给她的评定非常糟糕，教师提拔委员会甚至阻碍她的提升，教师研究委员会催促该大学拒绝先锋基金的进一步资助，大学领导给予认可，同时削减了哥特弗莱德森的研究资助。
然而，哥特弗莱德森奋力反抗。她请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提出抗议，因为她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侵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真的提出了抗议。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1991年6月的一次听证会，仲裁人否决了该大学不接受先锋基金的决定。哥特弗莱德森为自己能继续进行并不受人欢迎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不懈斗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