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文书可见，这是一条验事记录，类似于现代的公文介绍，记录了来自九姓胡的米巡职欲往西州交易的事情。说明胡商在中国境内交易，途经各处，所到之地，均要报请官府批准。《唐垂拱元年（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也记述了粟特和吐火罗商人申请过境到某地交易之事{125}。与此有关的文书还有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等，记载了来自九姓胡的石染典在各地贸易，申请过境买卖之事，保人中还有“兴胡罗世那，年三十；兴胡安达汉，年三十五”{126}。兴胡即商胡。这些文书表明，当时商人前往各地贸易，并非想去就去，得办严格的手续，还得有其他商人做保。对于往来交易的商人，中国政府是欢迎和提供保护的。如敦煌隋代石窟“商人遇盗图”所示，商人遭劫，官兵就帮助商人追杀强盗，夺回货物，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全{127}。
问：当时对于较大交易，是否也有契约？
答：胡商交易时，遇有较大的买卖，都要立下契约，并请保人作保。如前引《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
马一匹骝墩六岁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管买人之事。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练主
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四十四。
保人兴胡罗世那，年四十。
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四十五
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
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
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州前庭府队正
交用练拾肆疋，于康国兴生胡康乌破
买取黄敦驼壹头，年十岁，其及练
交想（相）付了。若驼有人寒盗
者，一仰本主及保信酬当，杜悉不知。叁日
不食水草，得还本主。待保未集，日立
私契，保人集，别市契。两和立契，获指（为）验。
驼主康乌破延
买驼人杜
保人都护人敦
保人同乡人康莫遮
知见人张轨端
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卖婢市券抄件》：
……
开元拾玖年贰月 日，得兴胡米禄山辞，今将婢失满儿年拾壹，于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得练肆拾疋。其婢及练，即日分付了，请给买人市券者。准状勘责，问口承贱不虚。又责得保人石曹主等五人款，保不是寒良玄诱等色者，勘责状同，依给买人市券。
练主用西州都督府印
婢主兴胡米禄山
婢 失满儿年拾贰
保人 高昌县石曹主年四十六
保人 同县曹娑堪年四十八
保人 同县康薄鼻年五十五同元
保人 寄住康萨登年五十九
保人 高昌县罗易没年五十九
史丞上柱国玄亮券
史竹无冬{128}
以上都是契约文书，我们通过这些文书，可以了解当时交易的商品内容和交易形式。
胡商规模及其他问题
问：您说过入华胡商数量庞大，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说胡商的规模？
答：入华胡商数量庞大，成群结队，这点在出土文书中也得到了证实。姜伯勤先生据哈尔玛达（J.Harmatta）重译的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以西汉代烽火台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A52号书简，对简中提及的商人进行了统计，发现粟特人商队以姑威（今甘肃武威）为集结地，前往洛阳、金城、敦煌各地，其商队在一处驻有100名粟特人，另一城驻有42人，其卖出货物为大麻织品、毛毡等，其购入品为丝绸、麝香等，其通货为银钱。从前述粟特人纳锡安自敦煌离开中国国境旋又返回，说明他们是来往于中国内外未著籍的粟特商胡{129}。近年，美国学者安妮特.L.朱丽安娜和朱迪思.A.茉莉重新全文翻译了这封信，再次明确，早在公元313年，粟特商队已经渗入洛阳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贸易{130}。
入华商人长途跋涉，经历许多国家与难关险阻，不免沿途遭遇拦路抢劫的强盗，因此单身或人数少了都不行，据史书反映的情况看，国际商队一般达到几十人至数百人的规模。
《晋书.刘隗传》记载：刘隗子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由此“贾胡百数”可见，即使进入中国后，外商也是成群结队地在流动。
《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大统中，夸吕再遣使献马及羊牛等。然犹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魏废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惧，遣使贡方物。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拨、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佛经中提到商人，或经商，或寻宝，常用“五百”之数，说明中亚商人的确有成群结队外出经商的传统。其中，入华商人以粟特、波斯、大食的为多，粟特商人居多，姜伯勤、荣新江二先生已作过较详细的研究，可资参考{131}。唐肃宗时期，田神功兵掠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数千人{132}，亦可为证。
在商队内部，有大家公认服从的首领与规矩。商队的首领，称为“萨薄”，这是一个起源于印度的名称。在丝绸之路沿途石窟壁画中，就有萨薄率领商队克危解难的内容。
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第8窟、17窟、38窟、114窟、184窟等石窟壁画中，均有许多表现萨薄与商人的内容{133}，最著名、最普遍的应是萨薄商主燃臂引路、马壁龙王救诸商人渡海和萨薄商主救商人出海的故事，这些甚至在一窟中反复出现。马壁龙王救商人渡海的故事说，五百商人入海求宝，龙欲害之。“复有一龙王名曰马壁，是大菩萨以本愿故生龙中，起慈悲心，救诸商人令得安稳过与大海。”{134}画面是商人赶着满载货物的骆驼与牛平安通过，故事出自佛经《经律异相》卷24。
萨薄商主燃臂引路的故事是讲，五百商人行路于山谷间，黑暗迷途。“是时萨薄，即以白毡自缠两臂，灌油燃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暗谷。时诸贾客感戴其德”。故事出自佛教《贤愚经》卷6第二十八品。故事的画面是，萨薄燃臂当炬，旁有商人，身后有载货的骆驼、或驴或马或牛等随行。
通过这些佛经壁画中萨薄与商人的故事，也可见到中亚商人结伙经商的情形。
问：入华胡商贸易，收不收交易税，有没有管理机构？
答：对于入华胡商，政府依其交易比例征收一定的税额，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这种税为“称价钱”和“藏钱”，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内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与《高昌条列出藏钱文数残奏》等文书中俱有记录{135}。入华胡商的管理机构很多，沿途各级官府都管，但萨宝府也无疑是主管机构之一。萨宝府与胡商的关系，目前还说不上是完全清楚，然而由萨宝来源于商队首领{136}，萨宝府又主管入华胡人事务来看，不可能不管理入华胡商。姜伯勤先生考证认为，“北朝隋唐萨宝制的近源是西胡系，即伊兰、粟特系队商制。”{137}另外，有的碑上也记载了胡商与萨宝府的关系，如《惠郁造像》：“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138}萨甫即萨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胡商与萨宝府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有趣的是，姜伯勤先生通过一批墓志研究归纳北朝凉州以东萨宝的特点，涉及到萨宝的分布情况，竟然与胡商俑及载货驼马的分布范围相近。他指出：“本时期萨宝多分布在凉州、张掖、酒泉、并州、邺、雍州及洛阳，说明这些地区是粟特队商聚落布点所在。”{139}这个结论，与我们前面考察商胡俑及载货驼在北朝时期的分布范围相差不多，可以互证。
近年来，在国内许多入华中亚人墓志上，也发现墓主人生前担任萨保（萨宝）的记载。如近年发现的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均明确记载墓主人是安国人、史国人和鱼国人，分别葬于北周和隋代，还有准确纪年，而且前两位生前均担任过“萨保”，后者在北周时一度“检校萨保府”。
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墓志上的萨保与前面提到佛经中的萨薄不同，“是严格分开来的”，萨薄是商队首领，萨保是管理在华中亚人的聚落首领或者大首领，然而两者有一定渊源关系，萨保是由萨薄演变而来的{140}。但是在西域可能不同，如高昌国，专门设有“萨薄”一职，如在《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名及谴罚事》文书中，排列了许多官名和人名，如“谏议乾茂、参军忠穆、明威世和、主簿处顺……虎牙孝恕、萨薄、虎牙孟义……”{141}这个“萨薄”，明显是个官员，好像不仅掌管商业，可能与内地的“萨保”一样，也管理其他事务。
问：入华胡商交易，双方使用货币，还是以货易货？
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根据资料看，入华胡商带来大量金银币，近几十年来，以夏鼐先生为首，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收集和研究，成就喜人。但是近年来又有许多新发现，山西省就发现了几十枚，有金币，也有银币，增添了胡商贸易存在以货易货和使用金银币两种方式的新证据。但是，就现在陆上丝绸之路已发现的波斯银币的范围看，与所见唐以前胡商组合俑的分布范围几乎相当{142}，再加上与萨宝的分布范围也相近，所以有理由说，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据出土文书看，在今新疆自治区，北朝、隋唐时期的交易方式除以物易物外，还广泛使用着金银，金银的单位有斤、两、贯、文几种，如前述阿斯塔那514号墓所出《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等文书及新出吐鲁番阿斯塔那386号墓《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年）张师儿随葬衣物疏》、《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张师儿妻王氏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388号墓所出《高昌付张团儿等银钱帐》等都有记载{143}。
问：在北朝、隋唐时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有几条？
答：西域商人入华主要是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具体路线历代不同，有二道说、三道说、四道说等。《隋书》卷67《裴矩传》记载：北朝时期，从敦煌向外的丝绸之路有三条，“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问：北朝是丝绸之路繁盛的开端，请问，作为北魏都城的平城与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
答：北魏建国后，随着骑马民族饮马黄河，定都平城，统一北方，中原与中亚丝绸之路上民族的障碍和关市的限制基本被去掉，更多的粟特人涌向平城，然后又由平城进入中原，分赴各地贸易。在这个时期，毫无疑问，平城事实上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
问：您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给我们讲述了胡商入华后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踪，那这些胡商入华一般选择在什么时间或季节？
答：北朝外商入华，不是一年四季都来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直接受到气候和季节的影响。据文献记载：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四年四月，“享东庙，远番助祭者数百国”{144}；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间，柔然、车师、焉耆、鄯善、粟特等国来朝觐。五月，“遣使者二十余辈使西域”{145}；同年“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146}。《魏书》卷6《显祖献文帝弘纪》：“九月壬子，高丽、于阗、普岚、粟特国各遣使朝献。”从以上记载来看，使臣入华时间，多在春季或秋季。外商来往时间，当与使臣来往的时间相差无几，同样受气候与季节制约，在正常情况下，也是秋季至春季，而春秋二季最多。
问：为什么会是秋季或春季最多？
答：之所以如此，是中亚与东亚交接地带的骆驼，在沙漠中，耐旱不耐热，酷暑高温，骆驼极难长途跋涉。因此史书有关记载，多为三季资料，夏季较少，如《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浚纪》：“三年春正月壬戌，畋于崞山。戊辰，还宫。粟特、于阗国各遣使朝贡”；《魏书》卷7上《高祖孝文帝纪》：“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陇西王源贺以病辞位。辛巳，粟特国遣使朝献”。又如《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时间是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卖婢市券抄件》，记载的时间是“开元拾玖年贰月”。从数量统计看，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外商活跃的季节，主要当是春、冬、秋三季，夏季的较少，尽量避免在夏季穿越大漠。这也适合自然界情况和商人自身安全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