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的发现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发展脉络最清晰的国家，“二十四史”记述了数千年历代王朝之兴盛衰亡，堪称独一无二。尽管如此，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常常好似雾里看花，不过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对于深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重重迷雾依然笼罩着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然而，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往往会震开古代社会的冰山一角，让我们能够见识甚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穿越历史，我们感觉到的何止是历史的深不可测呢？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如滚滚河流奔腾而来。可以说，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发现，就使得诸多重要历史信息穿越千年的时空展现出来。
丝绸之路，横跨亚欧，是一条曾为东西文化、物资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路，也是一条充满梦想、充满传奇的神秘之路。
2000年5月，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数十名专家经过认真评比后，评出了“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太原隋代虞弘墓赫然列于其中，格外醒目。2001年春，也是在北京，全国百余位考古专家经过通信评选和最后评选程序，评出“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其中也有“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名字。
虞弘墓，一个小小的墓葬，由此在国内外声名鹊起。
虞弘墓，一个面积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墓，为何受到如此重视？这个发现的具体过程和文化内涵又是什么？这还得从发现那年说起。
（一）虞弘墓地的发现
1999年7月，北方进入盛夏季节，赤日炎炎，天气异常酷热。
王郭村正在修路，无奈天公不作美，推土机推平路面之后还没来得及硬化，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顷刻间，雨水汇聚成流，满地流淌。居住在村子东南角路边的村民王秋生满心喜悦，对大秋作物来讲，这可真是一场及时雨，但转念一想，路没修完，还没修水渠，别让雨水浸泡了院墙，于是提锹出门，想在土路南边挖个小水渠，让雨水从路南流走。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挖两下，便蹬不下去了，好像一块硬物死死地顶住了铁锹。他连换几个地方，依旧如此。王秋生好生奇怪，就把仅半锹深的路土铲去，一长段白色石头露了出来。他忙大声呼叫媳妇来看，闻讯纷纷赶来的邻居们，左看右看却谁也看不明白。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顺着石头四缘开挖，一个汉白玉石屋顶便显现出来。再向四面扩挖后，用砖砌成的四道墙壁将汉白玉屋顶围在中间。村民们终于认出，这是一个墓顶已被破坏的古代砖室墓，但汉白玉究竟是什么东西，人们此时还并不知道，有人甚至认为是一个墓里的石桌。
这片名叫“石猪窝”的地方，原来曾是一处荒丘墓地，20世纪70年代开荒地为农田时，就经常挖出古墓。前几年村民修建新房，也不时有古墓被发现。这座古墓，应当是该地古墓群中的一座。然而，按村里的传统习俗，农历五月不动墓，于是他们商量着先看住，等过了五月再说。这是1999年7月8日的事。
7月9日，在王郭村指导修路的区城建委主任武春晖得悉王郭村村民发现了古墓，便立即通知了晋源区文物旅游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局长张兴民、副局长李爱国闻讯后，马上率李爱民等人赶到现场。查看后，当机立断组织人员进行保护，并将此事上报省市有关部门，申请发掘。
隋代虞弘墓便踏着历史沉重的脚步向我们缓缓而来。
（二）虞弘墓的周边环境
虞弘墓位于太原盆地晋源区王郭村村南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上，路宽4米，路北边紧邻着村民的住房，路南皆为玉米地。
太原盆地位于山西中部，左为太行山脉，右为吕梁山脉，中间是平原，北高南低，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由北而南蜿蜒贯穿其间。此盆地西端，有蒙山、天龙山、悬瓮山等一连串属吕梁山脉的小山，其山上山下散布有许多古代遗迹，尤其以战国、北朝、唐代遗迹居多。如建于春秋，盛于北齐、隋唐、五代的古晋阳城遗址；北朝已负盛名的晋祠；创建于北齐的天龙山石窟、童子寺、开化寺、西山大佛等。此外，从春秋至唐五代的墓葬经发掘的已不下千座，随葬品中还偶尔有来自西域或反映西域生活情景的器物。
王郭村是一个有5000人的大村，东经112°25.6"，北纬37°40.6"，海拔高度约800米。该村原先面积较小，近年随着村庄的发展，才扩到目前的位置。现在北距晋祠镇约3公里，距唐代晋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太原市中心约25公里；向东不到3公里，就是汾河；村西3公里，即为悬瓮山脚下的青阳河和牛家口，悬瓮山由晋祠一直向南延伸至这一带；村南基本上是平原，南边最近的村为张村，距离仅有1公里多。地势西高东低，由于历史上多年山水的流漫以及汾河的涨落，这里的地层除上面一层厚约50厘米的耕土外，下面均为含沙量多、呈灰黑色的泥沙土。虞弘墓就建在这种泥沙土中。
距虞弘墓西南600米，原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该墓已于1980年被发掘。据村民反映，在虞弘墓之南百余米处，地表上曾有体积较大的石猪、石羊、石狮等，修整土地时，被人埋入东面路边的土沟内。在距此稍远的南边，还发现过距地表很浅的北齐墓葬。据虞弘墓志所载，墓西约3里，还有西周初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坟①。
虞弘墓的发掘与保护
根据省文物局的安排部署，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1999年7月13日正式开始发掘虞弘墓。根据考古发掘程序，先去掉耕土层，找到墓坑和墓道。该墓室北面一半埋在路下，南面一半压在玉米地下，再南即是墓道。在向南清理耕土时，发现一条东西向直径达70厘米的汾河引水管，这是4年前村里搞水利建设时铺设的，引水管距石堂南沿大约50厘米，铺设管道时曾经发现此墓，还拆掉了许多墓门砖，但是当时谁也没注意到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古墓，居然在铺设完管道后，又将该墓回填。真是“无缘对面不相识”！机遇带着遗憾与之擦肩而过，使它又在地下沉睡了四年②。
发掘时正逢雨季，为避免雨水灌入墓室，影响考古发掘、破坏遗迹和文物，考古队员特意在墓室上搭起帐篷，派人日夜守护。这是一个热得令人难忘的夏季，正逢小暑、大暑两个节气，白天骄阳如火，帐篷中通风不畅，气温远远高于外边。在严酷的暑热中，考古队员们汗流不断，李爱国、畅红霞、田进民、李建生、李爱民等队员都是光着膀子，脖子上搭条毛巾，边擦汗边工作。晚上，外边满天星辰，凉风习习，帐篷里却更加憋闷，蚊虫肆虐，苦不堪言。幸运的是，村委会和村民们积极配合，有求必应，使清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艰苦发掘，一个完整的汉白玉石堂终于摆脱了千年积土的重压，呈现到今人眼前。墓底的随葬品诸如汉白玉人物俑、砂石人物俑、墓志、汉白玉柱、汉白玉莲花座等也在考古队员的手下，一一除去泥土，重见天日了。
地不爱宝，今人有幸。石堂的浮现，让所有考古队员又惊又喜。兴奋之余，忧虑接踵而至。如此珍贵的文物，保护工作成了当务之急，而重中之重首先是如何保护彩绘色彩。石堂才露出一半，省文物局便给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报告该项发现，同时调请有关专家赶到现场，制订保护方案。次日，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黄克忠研究员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文保中心主任潘路研究员两位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带着许多保护药剂来到太原。经多次试验发现，国内外流行的化学药剂，虽可以做到长久保护不褪色，理论寿命能达到数百年，但是其弱点也不容忽视，这些化学药剂涂在汉白玉上后，由于化学反应，出现变色现象，雪白的汉白玉表层显现一层浅红色，这不符合文物保护中“不改变颜色”的原则。那怎么办？省局文物处处长宁立新和省考古所所长张庆捷到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拜访了几位古建专家。在征求古建专家意见后，决定采取古建筑壁画传统的色彩保护办法，即以胶矾水为主，配置一种不改变原有色彩的保护剂。
方案敲定，具体任务委托给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的郝启德先生，他从事古建筑壁画的保护工作数十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对汉白玉表面色彩做保护还是初次。为保护好这批珍贵资料，他试验了无数次，最终试制成一种比例最合适的保护试剂，实现了既不改变原色，又能保证彩绘不掉的设想。
（一）虞弘墓墓志的发现
考古发掘进行到中期，新问题接连出现，迷雾疑云，层层叠叠，这到底是什么人的墓葬？来自何处？葬于何时？这些问题，将考古队的注意力自然地吸引到寻找墓志上。
再明白不过，虽然石堂图像价值无比珍贵，但仅有图像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墓志，对图像的理解将倍加困难，必将阻碍研究的进展，甚至会走入误区。时至今日，大家回忆此事，依旧一致认为，若非墓志的出现，图像上的神秘面纱至今也难以揭示。
考古人都清楚，墓志相当重要，它不仅会告诉我们墓主人的身份和履历，也会告诉我们这些图像产生的基本背景，比如，我们因为读到墓志中关于虞弘“检校萨保府”的经历，才看懂图像中火坛的宗教意义，并找到了解读祆教图像的途径，首次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萨保和祆教圣火的真正关系。总之，墓志与图像是相辅相成、互补有无的珍贵资料。
面对一幅幅陌生的、充满异国风情的石堂浮雕图案，墓志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清理工作接近墓底时，大家都企盼自己“手气”好，第一个发现墓志。谁都明白，如果没有墓志，读懂图像异常艰难；如果发现墓志，就会事半功倍，等于找到了开启图像境界的钥匙。
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清理过程中，在石堂前发现了一方墓志和志盖，经过去土剔刷，仔细辨识，认定是墓主人虞弘的墓志，工地上顿时欢呼雀跃。真是好事成双，当天下午5点左右，又在石堂西侧发现了虞弘夫人的墓志。两方墓志均是细砂石质，有盖有志。虞弘墓志盖完整无缺，为斗形，长、宽均约73厘米，厚约8厘米，四周呈斜坡状，志盖顶中部先阳刻出9个边长约11厘米的方格，再由左至右，由上至下，阳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9个篆字。四周斜面上阳刻着忍冬和带叶莲花，盖侧四边另有细线刻的蔓草纹饰。
虞弘墓志长、宽均约73厘米，厚约7.5厘米，右下缺一角。志面上先阴刻上小方格，每格内又阴刻一字。共25行，行26字，除右下角缺25字外，还存字625个（包括左边上部残缺严重的铭文），分志与铭两部分，志文基本为隶书，铭文为楷书，志文由右至左竖写。
果然如考古队员先前期望的，墓志内容向我们揭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并与石堂雕绘内容相互呼应，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雕绘图像的注解说明。
据墓志记载，男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故地，后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任“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开皇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③。死于隋开皇十二年，即公元592年。
墓志中所载墓主的国籍鱼国，是一个史书失载的古国，志中记载了虞弘一家三代人的概况，透过他们的职务变迁，还窥测到古代民族之间的往来与交融。志中还有许多史书少见的内容，对研究柔然的职官、外交及与北魏的关系，对研究北朝的民族政策等，都有很大价值。
墓志文中有两处较为特殊，反复观察，可以肯定这两处是被改刻的。为什么要改刻呢？说明这两处很重要，不改不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处经过改刻的字，同为“鱼国”的“鱼”字处，一处为“鱼国尉纥驎城人也”，一处为“鱼国领民酋长”。仔细观察这两个“鱼”字处，明显比其他处低凹，色泽也不一样，用手指触摸，感觉更明显。
可以肯定，这两处都是改刻的，原先所刻二字肯定不是现在的“鱼”字，而是其他字。墓志刻成后，主家发现不妥，又将原先所刻之字凿去，重新刻上现在的“鱼”字。原先是什么字呢？妄自揣测，只能是“虞”字。主家改刻的用意，估计是想在墓志上恢复本来的国名。
虞弘既然是鱼国人，按照姓随国名的规律，虞弘原来姓名应该是“鱼弘”。因此宿白先生读罢虞弘墓志，提笔写下“鱼弘”二字。“鱼弘”为什么要改为“虞弘”？死后墓志改正了国名，但墓志盖上为何仍然保留“虞公”？这和当时的政治有什么关系？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今天看来，主家的“一念之差”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一次改动，我们看到的就是赝品“虞国”，而不是“鱼国”；就不会看到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国家名称，甚至可能会被导入歧途，使学界对鱼国地望的考证难上加难，至少事倍功半。
通过墓志上“鱼”“虞”改动之例，学者们注意到《隋书.虞庆则传》的一段记载，该传云：虞庆则“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虞庆则“本姓鱼”，却将姓氏由“鱼”改为“虞”，其情况与虞弘相同，推析当时存在着一段有关姓氏变革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两人都将姓氏由“鱼”改为“虞”。
（二）揭开虞弘墓的神秘面纱
直至7月26日，墓葬清理工作结束，这座具有1400多年历史的隋代墓葬就完全展现在人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