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成皇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
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宠少衰。而其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璧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赵后居别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昭仪尝谓帝曰：“妾姊性刚，有如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因泣下凄恻。帝信之，有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由是后公为淫恣，无敢言者，然卒无子。
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bì）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孝成皇帝刘骜在位二十七年，后来的史家都把王氏篡夺的责任归结于他，阅读了这段历史的诸种文本，平心而论，成帝虽然好色，但其头脑聪明，宅心也算仁厚，并非亡国之君，他在位二十七年，其后哀、平两帝总共又是十三年，总共近四十年。刘氏政权委靡颓废，把责任留给成帝刘骜一人承担，似不公平。
从形式感上来看，王氏篡夺刘氏，外戚是祸端。成帝一朝王氏舅甥出了五大司马，成帝有责焉，但是在成帝时代，外戚还未到擅专的地步，从王凤、王商到王音、王根，对成帝一直礼敬有加，并无骄横跋扈之态，其不为也，亦不敢为也。也就是说，王氏虽然在朝廷把持大权，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存了篡夺之心，王莽和他的舅舅们在篡夺一事上，没有共谋，这和后来的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的情形大有不同。不仅没有这样，王氏诸舅还一直关心成帝：“帝性宽，好文辞，而溺于燕乐，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他们鼓励外官直言上疏，劝解皇帝哥哥不要贪玩，不要贪色，好好地履行职责。如此看来，王氏没有非要篡夺刘家的江山不可。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整个帝国，大汉帝国此时，既无外患，亦无内忧，起码表面上没有，日食、月食之类比往常频繁，并不能说明国家就处于危机状态。
此时的大汉帝国和《红楼梦》里的贾府好有一比，外面同样是烈火烹油，同样是“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成帝同学也和贾宝玉有些仿佛，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无限的玩乐之中了，因为在他看来，祖宗留下的江山是铁打的，帝位就是一个永远刷不爆的超级信用卡，想要什么，只管消费就是了，永远不需要担心没有支付能力。帝国的存亡，并不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刘向也好，谷永也好，《资治通鉴》在成帝一节，引用大量的臣子们的上疏，劝他学好向上，这些劝解，成帝“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也就是说他从理性上是认可这些“混账话”的，这一点要比贾宝玉强，但是你们劝谏完了，事情也完了，该喝酒就喝酒，该泡妞就泡妞。刘骜同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虽然好色但不滥淫，对爱情很专注，先是只爱赵家姐妹俩，后来干脆只要赵妹妹一个。贾宝玉见了姐姐想着妹妹，见了妹妹又想着姐姐，同时还和丫头们厮混，成帝刘骜相比而言，荒淫得实在有限。
汉帝国全面进入了享乐和娱乐时代，上上下下都不讲政治，皇帝在宫里享受超级舞蹈家的专场演出，大将军、大司马们在热衷于自家府上的园林建设，对政治感兴趣的是儒生们，他们不停地上疏，希望借一言晋身。但是，当他们列举秦始皇的例子吓唬皇帝时，成帝对这个没有他们期望的反应。早些时候，刘姓皇帝对秦始皇的教训可都是保持了高度警觉。大汉立国近两百年了，秦始皇的反面教材已经不适用了，尧舜禹汤更是久远的故事。贾宝玉不学好，还有他老子的棍子侍候；刘骜同学不学好，却是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
在一个糜烂的时代，在一个腐败气息弥漫的帝国，灭亡是必定的，灭亡的前途是清晰的，责任者却是模糊的。刘骜应该为此负责，但让他承担全部责任，就可能把问题简单化了。
宗室刘向（以前叫刘更生）应试说是一个昏睡时代的清醒者，但是他也没有棒喝的勇气和能力，在太平盛世不合时宜的危言耸听，只会被视做神经病。刘向采取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手段，就是隐讳地借古喻今。刘向编写了《列女传》，凡八篇，著述《新序》、《说苑》，凡五十篇，谦卑地规劝着敬爱的皇帝。
贾府小学的老师贾代儒先生给贾宝玉出了一道作文题——《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从孔子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世纪难题，这道题，刘骜同学不会做，贾宝玉同学也做不好，当人性的弱点没有制约而在泛滥时，整个国家都会沉沦下去。
由此看来，王莽的出现，居然有着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