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说，所有历史著作都是根据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意识来书写的。因此，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特别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或受到政治色彩涂抹的人事，当政治形势起了变化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新的评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鲁迅是与现实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家，鲁迅研究中就涂抹了许多政治色彩。这种涂抹，适应了某种政治需要，或受到某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但却改变了鲁迅的本来面貌。因此，对鲁迅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是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目的是为了恢复鲁迅的本来面貌，而不是为翻案而翻案，不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一种曲解。因此，有两条基本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其一，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即从鲁迅本人的作品及其他原始资料出发，并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摭拾一些道听途说或凭空臆想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其二，是根据人文思想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来进行评价，而不是以传统思想本身为依据而进行取舍。
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否正确，一向是鲁迅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又成了讨论的焦点，而且牵涉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本文就此进行辨析。
大概出于对“文化革命”中“破四旧”行动和“批儒评法”运动的反思，同时也受了新儒家理论观点的影响，有些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非议，认为它是激进主义的产物，说它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的严重后果。而鲁迅当然难辞其咎，因为他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
但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少数激进分子随心所欲地造成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和改革的历史。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是在国难当头时被迫进行的，目的在于保国保种，而改革者的认识水平，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的改革者，只想引进外国的洋枪洋炮，学习他们的机器制造，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并不想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更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文化思想上的改革。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这种形而下改革思想的代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于是新的改革者悟到了器物改革的不足，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开始只是一种改良的主张，即所谓维新变法，但当权的慈禧却以鲜血结束了这场变法运动。这结果是刺激了革命运动的发展，直到1911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但没有改善中国的混乱状况，这又使得改革者进入了新的思考。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信中所说的一段话，大致代表了这种思考过程：“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925年3月31日信）这里所谓改革国民性，也就是要改革文化思想的意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共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才开始了“文化革命”运动。所以说，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改革发展的深化，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批判对象，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一则，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影响最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起着主导地位；二则，在现实政治中，袁世凯正打着尊孔崇儒的招牌，妄图恢复帝制。新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的学术讨论，而是一场社会变革，所以必然有着现实针对性。俗语说：厌恶和尚，憎及袈裟。袁世凯既然以孔子作为他的敲门砖，那么反对者以孔子作为攻击对象，也是必然的。何况在孔子的学说里，的确也有为权势者设想的办法。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来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指向，那就难免有些错怪。我们只要看看鲁迅对于孔子，主要批判的是他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可明白。至于有些人把20世纪中期“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看作是五四时期反传统文化的后遗症，那更是不切实际。这大概是远在外洋用望远镜遥看的结果。实际上，“文化革命”期间倒是传统思想泛滥时期，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无一不是忠君思想、迷信观念的恶性发展，其实倒是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夭折的结果。
鲁迅是“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以批判旧文化的锐利性著称。但要说他是文化传统的割裂者，则是不符合实际的。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里，他就申述过自己的文化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说，他是很看重中国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只是认为不能落后于世界之潮流，所以必须有所变革，有所发展；而创造新文化的目的，则在于启发国人的觉悟，张扬个性，改变中国的现状。这一主张，鲁迅可说是终生遵守，从不动摇。
鲁迅讨论文化问题，决定文化取舍的一个大前提，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存，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在《随感录三十五》中说：“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与国粹派的争论，主要在于出发点的不同：国粹派是看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以要保存国粹，而鲁迅则认为“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他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所以他反对国粹主义。
但是他对国粹派还是有分析的。因为，人们虽然同样说着“保存国粹”这一句话，但实际内容却大不相同。“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后面，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同上文）对于保存国粹的志士们，鲁迅是崇敬的，他跟着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学习小学，就说明他的态度。但对五四时期的国粹派就不同了。虽然其中头面人物刘师培，也是晚清国粹派的主要角色，而这时，“保存国粹”的内涵不同了，这些人在五四时期再打出“保存国粹”的旗号，则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意思，所以鲁迅大加反对，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把刘师培和国粹派大骂了一通，用语相当尖刻。
或者有人会说，对于国粹派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鲁迅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变化。这自然也不无道理，但即使在后一时期，鲁迅对宣扬旧文化，主张保存国粹的人们也是区别对待的。我们常常在各种文学史料书籍和其他选本上，看到鲁迅揭露章士钊用错典故、指责学衡派文句不通、嘲笑上海的所谓“国学家”们“错字迭出，破句连篇”，遂以为鲁迅是从根本上否定“国学”和“国学家”的。其实不然。鲁迅否定的是那些假“国学”和假“国学家”，以及他们所提倡的文化方向。试想，反对新文化提倡旧文化的人，却弄不懂旧典，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的人，却写不通文言，反对新学标榜国学的人，却点不断旧籍，这叫人如何能看得起呢？有如时下倡导“国学”的大学校长，却在他的演讲中读错古诗的字音一样，这只能给人一种滑稽感。难怪鲁迅要讽刺道：“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估〈学衡〉》）而对于真正的国学家们，鲁迅却是很尊重的。且不说对于他的老师章太炎，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始终抱着敬意，虽然后来因为自己主张白话，不敢去见他，而且对章太炎以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而认为非深通小学即要出错的主张，有所批评，但对他的人品学问，仍很敬仰。这种敬仰之意，从鲁迅临终前所写的两篇纪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可以看出。就是对于政治主张很不相同的王国维，鲁迅也是很尊重的，只因为他的确有学问，而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鲁迅在严厉地批评那些假“国学家”的同时，却举出他所看重的真“国学”和真“国学家”来示范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二）》）鲁迅不但对这位常被别人做成夹肉面包的“老实人”的学术成就予以赞扬，就是对“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刘师培，也还是有分析的。他一面揭露刘师培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批判他复古的文化方向，但并不否定其学术成果。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一开始就介绍道：“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1925年，鲁迅应《京报》的征求，写过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答卷，说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答卷曾引起轩然大波，批判、攻击的文章和信件一大堆，至今犹有人认为鲁迅是彻底否定中国典籍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但这答卷是有针对性的。五四运动退潮以后，新文化阵营在分化，复古势力重新活跃起来，各类学者文人都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中大开其古籍书目，引导青年钻进故纸堆中去，其实有些书目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读过。鲁迅对这种情况是很反感的，因此在答卷的正栏中他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也就是拒绝回答的意思。而在“附注”栏里却写出上述的惊人之语。但他还是作了一些说明。如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就是说，他这话是对一般青年说的，如若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自然另当别论。这只要看看他开给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许世瑛的书单，即可明白。
而且，事实上，鲁迅也并不是一概反对读中国书，他反对读经，却主张读史。所谓经者，是指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这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却要用它来指导两千年后的现实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引起立足于“现在”的鲁迅的反对。但是，他竭力主张读史，因为可以从史书里找到历史经验，有利于改革。他在写作《青年必读书》后六天，就在《忽然想到（四）》里说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同年年底，他又发表《读经与读史》（《这个与那个》之一），明确提出反对读经而主张读史，因为经书不能挽救中国的衰败，而史书却有助于人们的清醒。“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既然鲁迅并不一概反对读中国书，那么为何他要说出那样激烈的话呢？我想，这一方面出于他作为改革者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中国人的接受态度的估计有关。鲁迅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无声的中国》）所以这些改革者常有拆屋顶之论，是不足为奇的。
同样，鲁迅对于旧道德的批判，也是充分说理的。他在五四时期写过两篇长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是反对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应尊重妇女和儿童的个性和独立地位，反对把他们作为私产，作为工具。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在社会上夫权主义虽然尚未肃清，但在理论上反对妇女解放的声音是不大听到了，而对于儿童解放问题，却时有非议，因为这牵涉到所谓“孝道”。在传统文化的鼓吹者看来，仿佛现在有些子女对父母的不孝，都是因为五四新人物提倡“非孝”之故，真是罪莫大焉。其实这是一种歪曲。因为五四新人物所要求的是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所批判的是违反人性的所谓孝道，而不是反对对于父母长辈正常的照顾。即以鲁迅对于《二十四孝图》的批判为例吧，他在以这本书名为题的回忆散文中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不但感到难，而且有许多不解甚至反感之处，特别是对于“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这两件事之所以使鲁迅反感，前者在其“诈”，在其矫情；后者则更是违反人性，十分可怕了。鲁迅从儿童的真诚心理和人文主义观念出发，对《二十四孝图》提出指责，是正确的，值得后学者认真思考。但现在有些人却打着恢复传统文化的名义，又大力宣传此种孝道了，有些地方重印《二十四孝图》，对儿童、青年进行教育，有些风景区甚至将二十四孝故事做成雕塑，向游人宣示。且不说“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悖逆儿童心理和违反人性的故事，不宜再行宣传，就是“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稀奇古怪之事，也难以学习。树立榜样是要让人学习的，而宣传这些故事，却叫人如何学习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毛病了，中国的宣传家们总喜欢树立一些离普通人很远，别人难以学习的榜样来，不说得稀奇古怪总不肯歇手，只图自己说得畅快，实际上却很使人反感。现在还拿这些不情的故事来宣扬孝道，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的了。
由此看来，鲁迅以及其他五四新人们批判旧文化旧道德的文章，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少，我们应该学会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问题，从人文主义出发来评判是非。
——发表于2006年《世界》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