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谋求秦国的发展而实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当时，各国为了在群雄争霸的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纷纷进行了变法革新运动。商鞅变法是其中实行最彻底、最全面，为期最长，成效也最显著的一次变法，影响深远。商鞅变法全面而彻底，客观地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它使秦确立了封建制度，并一跃成为强国，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封建制度在中国生根壮大拓平了道路。
魏惠王错失商鞅
公孙鞅是卫国卫公子的庶公子（妾所生的儿子），据传其祖先属黄帝一族的后代，变法成功后，被封于商，故称为商鞅。
商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所以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四方交通要道，特别是它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战国初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各种学说、观点竞辩短长。在特定环境的熏陶、滋养下，年少的商鞅逐渐形成了自己高远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思想，他最青睐于法家。
商鞅对法家学说产生兴趣，与受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主管西河地区（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等大臣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那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楚国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增强了楚国的武力。
商鞅长大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辱的卫国，来到法家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魏国。当时魏国的魏惠王为了争霸中原，任命法家人物公叔座为相，商鞅入魏后，就被收在公叔座门下。
公叔座非常欣赏商鞅的才能，但还没有来得及推荐他，就病危了。这时魏惠王来探视公叔座的病，说：“公叔的病如果有意外，国家将怎么办？”
公叔座说：“我的弟子公孙鞅，年纪虽然轻，但有奇特的才能，希望大王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
魏惠王沉默不语。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驱走旁人又说：“大王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死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答应后离开了。接着公叔座召见商鞅，抱歉地说：“刚才大王询问我能够担任相位的人，我推荐了你，但看大王的脸色没有同意。于是我以君为先，以臣为后，又对大王说，如果不用公孙鞅，就应当杀掉他。
大王答应了我。你必须赶快离开，不然将被杀害。”
商鞅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掉我呢？”
商鞅始终没有离开。而魏惠王离开之后，就对左右说：“公叔座的病很重，可悲啊，他要我把国事委托给公孙鞅，难道不荒谬吗？”
公叔座死后，魏惠王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有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他。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秦孝公慧眼识人才
秦国虽自襄公起就位列诸侯，但因立国较晚，僻处关中，杂居戎狄，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习俗等方面都落后于东方各国，屡屡遭受东方诸侯歧视，以“夷狄遇之”，不与会盟。春秋战国之交，东方各国忙于变法图强，秦国内部政局动荡，国君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于是商鞅就向西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秦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
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孝公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商鞅以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引见商鞅的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人罢了，哪里值得任用呢？”
景监也责备商鞅。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三王之道”，孝公仍感到厌烦，没有采纳。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五霸之道”，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还不错，可以跟他交谈了。”
商鞅又一次进见秦孝公，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挪动膝盖到商鞅面前，如此交谈了几天，毫不厌倦。随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了秦国。对此，景监不解地问商鞅：“你凭什么迎合了我们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特别高兴啊！”
商鞅说：“我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他，劝他跟三代相比，但国君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待。况且贤明的国君，每个人都想趁自己在位的时候扬名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大业呢？’由此，我用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说服国君，国君对此就特别高兴了。”
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商鞅发挥其过人的口才及学识，坚定地表示：“行为上犹豫不决、遇事怀疑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一般而言，高人一等的想法，势必无法为普通人所了解。合理性的独见，无法见容于现实主义者，因为智者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便见其端倪，一般较愚钝者即使事情明显摆在那里，他也难以完全理解。所以对一般人来讲，不必和他们谈论计划，只要和他们共享政策的成果就好了。至德者的大理想主义必不合于世俗之见，建大功的人也不会处处和人们讨论他自己的计划，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便应该努力去做，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规范。”
秦孝公对商鞅的说法首先表示非常赞同。但王室重臣之一甘龙表示反对，他说：“圣人教化人民，绝不变其风俗，智者治理人民，也不随便改变制度，主要在顺乎自然。因风俗而行教化，才不会干扰民心，容易得到成功，顺乎原本体制来治理，不但官吏较熟悉，而人民也比较能够心安。”
商鞅立刻反驳说：“甘龙之言乃世俗之论。一般人的确较安于传统，如同研究学术的人，也容易囿于其所学，抱有这两种心态的人，做个遵守平常体制的官吏还可以胜任，却不可以用来议论需要改革时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体制都不一样，但同样成就帝王之业。春秋五霸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却同样成为霸主。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制，愚钝者照章实施；贤能的人改变传统，让没有能力者遵行标准。”
大臣杜挚又警告说：“如果无法获得一百倍利益，不应奢谈变法；没有十倍的功能，不可随便更改制度。依照传统可以避免错误，遵循现有体制才不会走入邪道。”
商鞅大声疾呼说：“治理国家并不是只能遵循一种方法，要建设国家就不能够拘泥于古代制度。汤武革命推翻传统，反而成为帝王；夏桀王、殷纣王并未改变制度，却仍成为亡国之君。反对传统的不见得不对，依循现有体制的反而更难以建功，这一切都需要依照国家及环境的需要来作决定呀！”
从以上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拘泥于现有体制、反对变法的甘龙及杜挚，应属现实论者。大喊“治世不一道、治国不法古”的商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急于革新强国的秦孝公自然坚决地站在商鞅这一边，在群臣的极力反对下，仍任商鞅为左庶长，推动秦国现有体制的全面变革。
南门徙木
商鞅变法的主要精神是透过国政的改革，打破局限社会进步的枷锁，特别是重建部落制的民族体系，减低部落领袖的影响力，加强官僚体系的功能。这些改革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阶层的拼命反抗，因此除非获得中下阶层人民的支持，否则变法很难成功。为了得到民众的信任，商鞅决定实施一个最聪明的笨方法，那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门徙木”。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语，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门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的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类似，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
“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