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治国方法最鲜明的就是“无为而治”。无为是最为高明的“主术”。深谙黄老之道的韩非子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韩非子·主道》）他还说：“权不欲见，素无为也。”其理论依据是君主当法道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因为“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同上）。然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主要有两条路径：一种是由圣人的无为修身来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力求通过圣人的榜样来倡导人人都修养道德，自我管理以实现社会治理；另一种是注重社会制度的规范，引礼法入道，主要讲究“君无为，臣有为”。
（一）“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国之术
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乃在于“我”（圣人，统治者）不扰民，顺民意，安民心，从而社会安定。全面说来，在这种社会下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应当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无为，庄子学派也称“在宥”，意思是说：“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故君主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庄子·在宥》）道家期望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风气的纯朴，相信君主通过道德的感召力来实现社会的安定与统一。首先，在国内治理方面，“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淮南子·主术训》）。要求国君不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驰骋田猎、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等，否则，百官的事务会受干扰，民力会受剥夺，国家堪忧。其次，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道家也期望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实现联盟。正如老子所倡导的那样：“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是说，大国、强国应当以天下太平为己任，以谦下取信于小国，从而小国归下大国，这样大国也兴盛，小国也得到长存壮大。《管子·形势》亦言：“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作者认为“无为”可以使远方之国受其感化而归顺，使身边的人亲近，端赖“无事”（无为），达到这种效果，并非有心为之，乃在于自为而使他者自化，这也只有“夜行”者才能做到。所谓“夜行”乃是喻指圣人治国不见形迹，有类于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第三十九章）之意，这样才能制人而不制于人。君王统治国家以无为，方可制有为。《鹖冠子》一书专列《夜行》一节说明此意。作者说：“致信究情，复反无貌，鬼见，不能为人业。故圣人贵夜行。”
其意思同于老子“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老子》第六十六章）之意。
圣人治世的玄德如春雨润物无声。在治国的多种境界上，无为是最高的。《管子·乘马》曰：“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帝之无为，表现在“天因人，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管子·势》）。
为了实现社会和平安宁，道家提出了“无为”理论。该理论主要针对统治者，因为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总的要求是“爱国治民，能无为乎？”
（《老子》第十章）无为，主要是言传身教。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很明显，无为是一种处事方式。圣人要做到百姓无知、无欲，从而消除纷争，就需要从物质方面充分保证百姓的生活，做到百姓能够“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老子》第八十章）；再者，从精神方面做到“愚人之心”（《老子》第二十章）。老子提出震古烁今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六十五章）的治国方法。愚民并不是使百姓愚蠢，而是使民心纯朴。并且，统治者本身也是“无私”的，与百姓一样愚朴，即“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只有心怀百姓，才能“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得到百姓的真心爱戴，从而为建设“太上，不知有之”的理想社会创造条件。
“无为自化”的主术在汉初得到了实践，并结出“文景之治”的善果。此时的“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与民休息，不扰民。当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大都尊“黄老之术”。文帝节俭，他“上常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无烦民”（《史记·孝文本纪》）。景帝“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史记》索隐术赞）。作为丞相，“（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官吏汲黯在任东海太守时，“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史记·汲黯列传》）。
当时的贾谊是位儒道兼修的思想家，他在治国方术上，继承了道家的“无为而治”。他在《新语》中专列《无为》一篇，指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在他看来，无为的治道本是有为，于是，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与黄老道家一样，将仁义礼法有机地融入“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他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可见，“无为”不只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更是达到这种状态的方法。换句话说，无为本身是“为”的一种方式，是君主施政的最高原则。《淮南子·本经训》有言曰：“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为而民自朴，无禨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谁何。”可见，道家并没有简单地抛弃“为”，相反认为应当“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第六十三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这样的“为”是无为的应有之义，可以说，合道的“为”即是无为。故而根据行为与道的距离大概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以应，则攘臂而扔之。”（《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其实就是为“无为”，其他都是有为之为，故而有“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六十四章）之说，认为“为”不可执，应当“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同上）。老子赞叹“无为而治”的治国之术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说到底，“无为”是含有“有所不为”的意思，因为按照原则，有些事不能办，为了反会害事，不为反而更好。在这一点上不为，在那一点上就可以更好地有为，两者是一种辩证关系。也可以说，无为首先是明君圣主的自我规范，主要表现在执政为公。《庄子·则阳》：“大人合并而为公。君不私，故国治。”君王要无私，就要做到无亲，凡事对事不对人，一视同仁，没有亲疏贵贱之分，而这种做法正体现了君主之“慈”，诚如老子所言圣人应“恒善救人而无弃人”（《老子》第二十七章），“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老子》第四十九章）。其次，要做到节欲。《吕氏春秋·情欲》承认人都有情欲，但“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君主只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身体力行，施政才能适当。再次，要做到谦卑。老子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夫唯无私，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君主不能与百姓争利，也不与臣工争能，以谦下来赢得臣民的拥戴。
（二）“君无为，臣有为”的君臣之道
“无为”不仅可用于维护君民关系，而且可用于加强君臣关系。在道家看来，国家只要以健全的机构设置，完善的法制来保证上令下传，下情上达，就能凭借臣的有为来实现君的无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无为”。换句话说，君所以无为，是因为臣能有效地作为；民所以能无为，是因为臣（各级官吏）能秉公执法，爱民如子。
道家强调“无为”应是帝王治天下的行为方式。“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
上必无为而用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天道》）庄子学派注意到君臣行为方式应当不一样，要保持“君无为，臣有为”的合理状态。此两者不可相混，相混则国乱。道家所以选择“无为”为君王的行为方式，乃是因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生、自成、自化。故而君王要法天象地以安民。正所谓：“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同上）因此，《庄子·天地》指出：“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作者认为“无为”是天德的表现。“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其实，有为与无为是君臣的行政分工。君之无为在于安排合适的人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臣子有为在于各司其职。这样的分工是君主精力的有限性决定的。《尹文子·大道上》说：“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独行其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以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说到底，君主之能应体现在善于用众人之力，因为仅凭一己之贤、一己之能、一己之辩、一己之勇，是不足以教化百姓，也没办法全面周到地办好所有的事情的，也不能亲自去说服每一个人，更不可能一个人去征战。
君只有无为才能利用臣之有为。《吕氏春秋·任数》指出：“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因”之术体现了君臣的分职：“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吕氏春秋·分职》）否则，“主劳臣佚。为人君任臣之［劳，臣］因主［而为］知，倚事于君，逆道也。凶归于主不君，臣主［共道］侵道也，未免于［危乱］。过在主”（《伊尹·九主》）。僭越臣下的职责做事的君主，是劳君，反而会受制于臣下。君臣如果同道共术，就会亡国，而过错则在君主。因此，治国应当坚持“法君明分，法臣分定”。英明的君王应善于选择能臣，确定臣子的名分，并维护它，国家就能治理。还是慎子说得好：“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慎子·民杂》）
三、德法并举：道治天下的行政方法
“道”是道家的核心理念。无论是自然之道、社会之道、思维之道都必须贯彻本体之道。道家治国方略是道家“道”理念的社会实践，包括社会治理方法、手段及其过程和目标。它是以道治为核心，摄养儒法阴阳、兵等诸家治术，形成了以道统德、仁、义、礼、智、兵于一体的治术系统。具体说来，它是以“道法自然”为基本行为范式，以“清静守柔”、“无欲大公”、“自正自治”为内在机理，以“相忘和合”为理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