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信：新闻无处不在。我一直在努力：随时随地抓新闻。
2011年12月初，我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之约，到海南省海口市讲课。除去讲课只有一天时间自由活动，就是这一天，我还采写了两篇稿件。2009年，我路过甘肃省甘谷县，到火车站时被告知：火车将晚到一个小时。在车站干等一个多小时？我不甘心，就到车站周边去转转。就是这一转，让我回去写了两篇稿件：《甘肃省甘谷县一处珍贵的古民居亟须保护》《民居简朴古风存》。这两次经历，对我来说，不过是“故伎重演”“小菜一碟”！
我常常在命题采访之余搞点“副业”，干点“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之类的活计，也常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像狗那样不断搜寻新鲜的气味，这倒让我常常喜出望外，每次出去，都两手不空。有时，“副业”竟超过了“主业”。
几年前，我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建设新农村”主题采访活动并被任命为西北采访组组长，这是我第四次参加中宣部组织的主题采访活动了。同前几次采访一样，我又一次满载而归。由于参加这次采访的只有7家中央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而中央电视台记者又是单独行动，我们的队伍也就更加精干，采访活动也就更加灵活，我也就有机会偶尔脱离队伍干点“私活”。
这次，我们西北组跨越5个省区，历时23天。中宣部给我们的任务是每个省区采写1篇，同行的其他记者也都是“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的，很少有“突破”。20多天，奔波万余里，采写5篇稿件，花费近万元，我总觉得这代价对报社、对自己都有点“偏高”，我当然不太甘心。我的“韧劲”又上来了，看啥记啥，见啥问啥，有新闻点就抓住不放，有新闻价值就采写。过后一统计，我采写并发表的稿件竟然超过了20篇，其中有4篇被刊登在头版，有4篇被刊登在版面头条位置，有4篇被评为好稿（其中一篇还被评为年度二等奖），有一篇占了半个版的篇幅，被其他报刊、网站转载的也较多，有的竟被几十家网站转载。事后，一位年轻记者看到我采写了这么多东西，给我发来短信：“强烈呼吁推荐你评×××奖，我来写材料！”当然，我只把它当玩笑，我从来没有什么奢望，更没有主动谋求什么奖。
应该说，这类采访活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的：多数采访点都是当地安排好的，我们也要尊重安排，不能自己另搞一套。这样，我们采访的自由度就很有限。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有限的条件内瞅准机会，悄悄去打“野食”。
对于这类采访活动来说，首先要全力完成好“指令性”任务。虽然是“指令性”的，我也没有随意应付，而是尽力写好。“指令性”的主题宣传，要想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也应该有新意、有吸引力、有感染力。我知道，每个省区只发1篇，各方面都很关注，所以只能写好，不能写坏。特别是几家媒体记者一起到一个地方采访，着眼点不同、选题角度不同，宣传效果也不同，也很容易分出水平高低来。我是采访组里唯一的“50后”，作为一个写过数千篇各类稿件的老记者，我也算是“久经沙场”了，但我还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许是看到了我采访的细心和采访的与众不同吧，某地陪同我们采访的一位处长不时流露出赞许的目光。有一次，他在采访间隙悄悄对我说：“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中宣部的安排，我们西北组采访的首篇，就是整个采访活动（全国共分为6个采访组）的开篇。报社又把“开栏的话”交给我来写。“开栏的话”，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要开宗明义、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不允许拖泥带水、连篇累牍。因此，接到这个任务，我一有空闲就琢磨，最终我写出了这样一段话：“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大地吐翠、生机盎然的季节……记者惊喜地发现，比自然风光更迷人的，是新农村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果、新气象，是各地干部、群众的可贵探索，是新农村的美好前景。”
有了扎实深入的采访，写稿就可以从容不迫了。我的《旬邑县农民生活讲“品味”》《庆阳香包富万家》《田间地头写辉煌》《鲜花盛开的村庄》《达西村的魅力》《学风浓郁的“小康红旗村”》《“农科城”里看“农科”》等内容充实、写法灵活、新颖生动的通讯，就这样鲜活地展现在版面上了。质量上不敢说有多高，但数量上算是有突破了。
虽然在“规定动作”上下了不少工夫，但我自己更看重的还是“自选动作”，因为这些“自选动作”更能反映我的新闻敏感、职业追求和价值取向。
敦煌，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同行的记者们都想顺路看一下，但我早在1987年就到那里参加过首届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参加中宣部“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采访活动再次到过那里，所以这次就不想去了，但我这个“组长”也不能抛开大家单独行动，只好陪大家再一次“故地重游”。我不愿白白浪费这段时间，就对同行的记者们说：“你们去参观洞窟，我找院长聊一聊。”谁知，进门竟遇到了麻烦，记者证也不太管用。最后，有关人员看到了我的记者证，居然还记得我，这才免费放行。我要求与樊锦诗院长见面，院长秘书拿着我的记者证去请示，然后告诉我：樊锦诗院长同意见你。但她很忙，会谈不要超过20分钟！
出乎我的预料，樊锦诗院长不仅知道我，而且知道我多年前曾在甘肃工作过（1987年，我曾兼管甘肃记者站）。这样，我们的会谈就在无拘无束、轻松自然的气氛中进行，我的采访也因此十分广泛、十分深入，樊锦诗什么都愿意跟我谈，20分钟的限制也就自动失效了。在3个多小时里，我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做了全面的采访，也取得了大面积收获。事后，我写出了5篇广受关注、被大量转载的新闻，其中，有两篇还被报社评为好稿，配图刊发的长篇通讯竟占了半个版。
当天下午，我“故伎重演”，又甩开“大部队”单独去了敦煌市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丰富的馆藏文物和冷清萧条的景象，感到很意外。我马上请馆长提供近几年的参观人数并把它和每年来敦煌的人数以及参观莫高窟、参观阳关遗址的人数做出对比。这一对比问题出来了！我不禁为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数太少而感到遗憾。为此，我写出“记者来信”：《旅游别冷落了博物馆》，被许多网站转载。在更深入的采访中，博物馆的两位负责人向我透露了从没有向外界透露的消息：敦煌发现了写有汉字的西汉麻纸！因为此前我曾报道过甘肃发现西汉纸（上面没有文字）的消息，所以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发现，我不仅要求看实物，而且一字不落地记下了上面的文字，对它的真伪、价值做了全面了解。因为要配照片，此稿拖了较长一段时间才见报。但它在《光明日报》头版一露面，立即产生轰动效应。中央媒体和甘肃省内的媒体争先恐后跟踪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至少报道了4次（我亲眼看到的）。后来，甘肃省文物局负责人在年度工作会议上特别对我的这篇报道给予肯定。当然，令我感到无奈的是，有人未前去采访，也许是没有采访到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基本照抄了我的报道，甚至连我特设的符号都原封未动，实在让我哭笑不得。这篇报道后来在光明日报年度好新闻评选中被评为二等奖。而这次博物馆之行，还有一个收获：被大量转载的《敦煌百年出土汉简超过2万枚》，只能算是“顺手牵羊”了。
晚上，我们参观敦煌夜市。看到敦煌夜市特色鲜明，街头处处洋溢着敦煌文化味，我便又有了采写的兴趣，于是便边看边问，事后也写出了稿子。在敦煌，当地还让我们参观了他们对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也许因为是“计划外”的项目吧，同行的记者们都没有写稿，但我觉得这事有新闻价值，还是仔细地询问、认真地记录，事后也写出了专稿。
在北疆伊宁市的一个村庄采访时，当地为了说明一个情况，特意请来畜牧师艾合买提·肉孜到场。我意外发现，此人在当地农牧民心中很有威望，很值得单独写一写（此人还是著名作家王蒙在新疆时的房东），就顺便对他进行采访，事后我为他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人物剪影”。
在青海湟源县采访归来路过青海湖，我看见路边有人在木杆上挂一个塑料袋向过往车辆示意，颇觉好奇，就向当地人询问。当地人告诉我：那是卖湟鱼的。怎么？青海湖不是全面禁渔了吗？怎么还有人卖只有湖里才有的湟鱼？这种状况，有关部门了解吗？我不露声色地采访，毫不遮掩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青海省一个山村采访时，要采访的对象刚好不在，有关人员让我们等一等。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就问村里人：这里有学校吗？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我来到村里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个特别的名字：山根学校。在与校长、老师们交谈后，我又来到老师们的宿舍。当我看见老师宿舍墙上挂着的一袋袋干粮时，我被强烈震撼了。这些老师的敬业、工作的艰苦，应该让社会了解！我带着感情采写的通讯《带干粮住校的老师们》，如实地反映了这些山区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和突出贡献，光明日报把它安排在了二版头条位置。
就这样，我的“自选动作”越做越多，数量也超过了“规定动作”，而获奖的、反响较大的，也多是这些“自选动作”。
当然，我特别要感谢报社编辑部的厚爱和光明日报同事的理解、配合，我采写的这些东西，编辑部差不多是“照单全收”（只有两三篇未在本报登出来）了，刊发的位置都很显著，改动也很少，没有人嫌我写得太多，也没有人指责我的手伸得长了（事实上，我还是有所顾忌的）。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信念：新闻到处有，就看你抓不抓、用不用心抓！
“耳听田歌手莫闲”，这是北宋诗人王禹偁赞美劳动的诗句。我想，当记者也可以这样：手不要闲，耳不要闲，嘴不要闲，心不要闲，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抓牢线索，就不愁没有收获，不愁抓不到独家新闻！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既做好“规定动作”，又做好“自选动作”，既“按既定方针”采访，又随机应变打点“野食”，这已成为我新闻工作的常态了，而我也为此颇有一点“成就感”。
（原载《新闻研究》2011年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