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说法曾使多少华夏志士视为莫大耻辱！如今，我国敦煌研究的大量成果昭示世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敦煌研究院原来基础差，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精力放在洞窟的保护和加固上。1984年，甘肃省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敦煌研究院，并成立了考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石窟保护研究所、遗书研究所、音乐舞蹈研究室、资料中心、摄影录像部、《敦煌研究》编辑部。在1987年全院有12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助理研究员以上学者有30多人。为了尽快提高学术水平，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方面独立研究，另一方面又注意集思广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在这个研究院，谁搞什么课题都公开，没有发生过争抢课题、互不相让的现象。研究院领导如发现哪篇论文有价值，就征得作者同意，拿到全院来讨论，听取各种批评、建议或补充性意见，然后进一步修改完善。为了一个问题，大家往往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连遣词用字也不放过。这样的争论非但不影响人际关系，反而促进了团结和合作，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因为这种讨论是充分民主、完全平等的，即使是院长的文章，大家也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未经讨论的文章，他们决不往出拿。对带出国的论文，他们要求更严格，总是反复讨论，再三修改，直到大家满意为止。由于凝聚了集体的智慧，所以他们提交的论文学术价值普遍比较高，也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
近几年来，我国敦煌研究进入崭新的时期。国内敦煌研究正在不断深化，在洞窟时代的确定、佛教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关系、佛教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的关系等方面都有许多新创见。在研究学科方面，除了保持石窟艺术研究的优势外，还扩展到石窟考古、敦煌史地、经济、科技、宗教、民族、民俗、语言、文学、文字、文献等各个领域。
副研究员刘玉权经过大量的研究考证，将过去混杂在北宋和西夏窟群中的23个沙州回鹘洞窟划分出来。过去，历史文献中关于沙州回鹘的确切记载很少，对回鹘洞窟也没有定论，许多问题不能得到圆满解释。刘玉权依据壁画中的回鹘供养人画像、回鹘文题记以及人物造型和艺术风格的回鹘特征，参照伯孜克里克石窟回鹘高昌时代的石窟艺术，最终，他将23个沙州回鹘洞窟划分出来，并且根据画风划分为前后两期，找出前后两期的主要特点，推断出前后期回鹘窟所属的大致年代。这项研究成果对史学界深入探讨研究沙州回鹘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实物依据，也丰富了回鹘佛教文化艺术宝库。
到研究院工作时间不长的谢生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了敦煌壁画中50多个佛经故事的内容。他编写的《佛经寓言故事》《佛经文学故事》《敦煌遗书故事》一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就引起广泛关注。为此，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对石窟逐个进行观察对照，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搞清了50多幅石窟壁画的内容和所依据的经典，编写出长达20多万字的《佛经文学故事》。书中准确地标明了每个故事取材于哪些经卷，画在哪个洞窟内，与中国流传的哪个故事相同，厘清了壁画故事与流传故事的关系。
在1987年9月召开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上，敦煌研究院提交的16篇论文引起与会中外学者的关注和赞扬。这16篇论文是从30篇中筛选出来的，虽然是个人的研究成果，但却凝结着集体的智慧，反映了中国敦煌研究一个时期的水平！
浓厚的学术空气在全院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从1980年到1987年6月的7年半时间内，仅敦煌研究院就发表论文156篇、302万字。此外，他们还出版了9部大型画集，15部资料专集、论文集、通俗读物。其中《中国石窟·敦煌卷》五卷本、《敦煌研究论文集》《敦煌石窟总录》，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创办的《敦煌研究》期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也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现在，即使是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人，也不敢再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了。
（原载1989年9月4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