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在两湖书院大操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因蒋、汪均不在汉，又任命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为代理党代表，日常工作由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主持，张治中任学兵团团长兼分校教育长。高语罕也在3月担任了《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编辑，这是一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国共统一战线的公开面貌出现的大型日报。报纸最初为每日对开三大张，1927年元旦后改为五大张，其中新闻六版，广告四版。它不但联系着湖北、武汉地区各界，而且在上海、北京、广州、南昌、长沙、福州、莫斯科、日内瓦、伦敦、巴黎、纽约都聘有特约通讯员，影响很大。
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担任了分校政治教官，徐向前为军事教官，后担任学生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分校共有学员近四千人。大批共产党人像罗瑞卿、许光达、陈伯钧、程子华、符浩、宋绮云等来这里学习。
在学员队伍里还有一支百十号人的“娘子军”。她们也都穿着灰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英姿飒爽地站在操场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她们来自全国各地，以两湖和四川的人较多。她们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生，还有教书和做其他工作的。有的已结婚当了妈妈，未结婚的占多数。年龄是十八岁到三十岁。她们的政治面目各异，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都有，不少人都是读过恽代英《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慕名而来的。
代英有过丧妻的歉疚，所以对女生队的生活特别照顾。有一些女同学缠过脚，刚放开不久，上操跑步有困难。代英嘱咐队干部对这些女生不要苛求，在长跑时给予照顾。但女兵们十分好强。女队长曾设制了一种红带，让女生在经期戴在臂上，随时可以站到队外，免除跑步。可她们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经期的准确时间，不愿戴这种红标志，也不愿站在队外。她们和男生穿着一样，军帽压在眉尖上，粗粗一看，男生女生分别不出来。校方便要求她们在臂上戴一个有“W”字样的袖套，以资识别，她们都不愿戴。发给她们短枪，她们也不示弱，要背长枪……
可教官毕竟是教官，而女性也毕竟是女性。有的女生就盼着下雨，下雨好脱去军装，穿一会儿花袄，被代英看见，少不了一顿。学校禁止吃零食，不许看内容不好的小说；发现有人和不可靠或作风不正派的人来往，就要给以劝告；外出屡次超假者，要关禁闭；星期天归校过时者，罚站岗两小时……
恽代英是不少女性心目中的偶像。小姐妹在一起，还真有直率、开朗、粗犷的，红着脸说：“我眼睛里只看见他，脑子里只思念他，希望只联系在他的身上……”
代英却是严肃的，严肃得难以揭开两性的面纱；仿佛他那双眼睛太近视了，近视得对那些烈火般的追求视而不见……
于是，人们便呼他“圣人”。
可是，一天，校中同事说代英要结婚了。一问，他说：“不抱独身主义的人，大概总有一天会结婚的吧。”再问日期，他莞尔一笑：“连我也不知道呢。”
过了两三个月，代英来请假一天，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于是断定其结婚属实。不料次日一早，代英又来了，还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冷静而和善的神气，唯一的变化是新剃了头。有人问他结婚的事，他慢条斯理地两手一摊：“不是昨天已经结过了么？”
这下，连当政治教官的沈雁冰———曾写过许多优秀爱情小说的茅盾先生也怔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十年前恽代英失去爱妻（难产而死）之后，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有一段时间，每逢星期天，他就带着日记本，到妻子坟头，一边看日记，一边凭吊妻子。互助社的青年朋友担心代英过于悲痛而伤了身体，就经常在星期天安排郊游，强迫他一起去旅行，去洪山、卓刀泉以及汉阳的琴台、归元寺，借以消除他内心的积郁。1920年初，他和林育南等人成立了利群书社，不久又开办了利群毛巾厂。厂房小，有时就把活搬到岳父家做，亡妻的几个姐妹也一起干活。空闲了，代英还给她们补习文化，几个孩子都亲热地叫他“二哥”。十三四岁的四妹沈葆英深深敬爱这位二姐夫。
五四运动在武汉开展得十分红火。一个晚上，沈家人都吃完饭了，还不见恽代英和沈光耀回来。一打听，听说游行示威的学生都围在督军府门口，如果督军不答应条件，就在街上静坐不走。几个女孩子想到两个哥哥还没有吃晚饭，心里很焦急。一商量，凑了几个钱，由三姐陪着葆英在街口买了一笼包子。葆英穿过长街，朝南走去，看见街道两边都是学生，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躺着的。还有人从家里带来了草席或毛毯，铺在街道两边，留着中间作为通道。葆英一手挎着竹篮，一手抱着件棉袍，边走边问，要找“二哥”。有人问：“哪个二哥？”葆英说：“恽代英。”那人向督军府大门附近一指：“在那儿。”葆英从密集的人群中挤过去，离代英很远就不住地喊：“二哥！二哥！”代英看见了笑着跑过来，连声说：“四妹！好妹妹，你给我们送东西来了。”说着，他接过竹篮，揭开冒着热气的包袱皮，招呼光耀和旁边的人：“来！来！大家吃！吃饱了才能坚持。王占元（督军）吃饱了躺着打嗝，咱们饿着肚子也不行。”他接过棉袍，往地上一铺，说：“哪个累了，在这儿休息吧！”
在代英的帮助下，1921年夏天，沈葆英考进了湖北女子师范。在学潮中，她和同学范明洁结成了好朋友。一天，范明洁发现沈葆英枕头底下有本刚出版的《中国青年》，问：“这是谁给你寄的？”
葆英说是恽代英。
范明洁大为惊奇：“恽代英是我们的领导人，你怎么认识的？”
葆英只说她二哥是恽代英的学生，恽时常上她家，教他们英文和历史，自己也成了他的学生了。
范明洁问：“你最喜欢哪篇文章？”
葆英抿嘴一笑：“都喜欢。但比较起来，更喜欢代英写的《怎样才是好人？》”
范明洁盯着问：“你觉得怎样才是好人呢？”
葆英回答：“就是代英说的那三条：好人就是要有操守，有作为，为社会谋福利。就是说能给大家办事。”
范明洁拍着手叫好。
不久，葆英入了青年团，1925年，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当她在工作和思想上碰到疑难的时候，总是写信请教代英，代英则不断鼓励她，帮助她。
也许爱情之神已悄悄来到他们身边。两人内心有一种共同的渴求，一种共同的惶惑，一种共同的忐忑不安。代英从上海调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曾写信给葆英，问她愿不愿意来广州，帮他工作。葆英仔细想过，回信说：“到广州去，我是很向往的，但现在离毕业只有一年了，还是毕了业再去吧！”代英同意。
1926年夏天，沈葆英毕业后被分配到省立第一完小教书。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12月，代英绕道上海，和魏以新一起，乘船西上，次年1月3日到达武昌。
这时，沈葆英的三姐葆林在实验中学代课，与她住得不远。恽代英回到武汉后，亲友们都催他结婚，他就找到三姐，摸摸光头说：“我为二姐守义十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我肩上的担子重了，需要助手。四妹在女师毕业了，又是个党员，我想和她结婚，不知道成不成？”
三姐很爽快：“我和四妹先说说，你再直接和她谈吧。”
一天，代英来省立第一完小讲演。讲演以后，校长和许多人都出来送别，葆英也跟着出来了。代英站在校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对葆英说：“四妹，有点事我想和你谈谈。”旁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意地走开了。代英接着说：“四妹，今天天气还早，我想到二姐坟头上去看看，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我还有些话要对你说。”
葆英点点头说：“好。”
他们两人沿着通洪山的马路向东走去。出了大东门，不远就是洪山。前面矗立着一块新的高大的墓碑，正面刻着几个红色大字：施洋先生之墓。代英站住了，脱下军帽，凝视着墓碑。好久，他惋惜而又歉疚地说：“伯高（施洋号）兄是个了不起的人。当年，我对他的外表和服装看不惯，同他有距离……革命使我真正认识了他。”他边走边说，很快来到珞珈山后谷峪。
代英轻步走到他母亲的墓前，脱下军帽，行了三鞠躬，站了一会儿，又来到葆秀墓前。他深情地鞠了个躬，低声说：“葆秀，我和四妹来看你了。”他在旁边找了块石头坐下，对葆英说：“四妹，今天带你到这里来，是想共同向二姐凭吊，向她致意。我想先说说我心里的话，可以吗？”
他对着亡妻的坟，声音沙哑地诉说着：“葆秀，你离开人间已有十年。我为你守义也守了十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今我为你守义，是心甘情愿。这不只是我个人对你的情谊，也是为了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看，给他们一个回答：人间还有真情在……今天，我已是个无产阶级战士了。我党担负着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庄严任务。我需要亲密战友、革命伴侣。四妹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也是个无产阶级战士了，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我希望她能和我并肩战斗。你九泉有灵，会同意我的心愿吧！”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发抖了。他转过脸来对葆英说：“原谅我，四妹，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在二姐墓前，先道出了我的心愿，你不会怪我吧！你愿不愿意和我结成革命伴侣，也可以对二姐说说。”
她眼睛里闪耀的是阳光。血在发热，脸在发烧，心怦然乱跳。她把头埋了下去，羞涩地点了点。
1927年1月16日，他俩在武昌得胜桥恽宅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只有亲戚数人在场。代英请了一天假回到家里，父亲说：“葆英已经接来了，快去换了礼服行礼吧。”
代英没有依从父亲，他委婉地向老人说明了理由。就这样，他照旧穿着军服，斜佩着武装带，和葆英在一对红烛前面行了鞠躬礼，成了亲。按照军人纪律，他仍回军校去住。
庐山以其雄奇险峻、风雨多变而为天下知。曾几何时，庐山成为一座充满政治迷雾的名山。1927年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为日后国共两党关系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