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越南和越南人处于尴尬的缺席状态。尽管战争发生在越南，敌人是越南人，盟军也是越南人，但在美国人的文学作品里，对越南和越南人的描写却寥寥无几。即使有那么不多的几笔，越南和越南人也总处于模糊暗淡的背景之中，读起来，不免给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觉。
在描写美军士兵到越南与越南人作战时，美国越战文学作家大多把焦点聚集在在越作战的美军士兵身上，关注他们在越南的命运。然而，大部分作品很少关注越南当地人遭受的灾难和他们的感受。这是因为美国越战作家能深刻感受到美军士兵在战争中的痛苦，而越南人的痛苦却抽象而遥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林恩？汉利在著作《撰写战争：小说、性别与回忆》中认为，几乎所有越战文学和电影都要求读者或观众去同情美军士兵，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他们在越战中遭受的苦难：“在美国制造的一场战争中，美国人的苦难和残暴，被无端置于另三个国家的所有人之上，而它们在世界的另一端，从不冒犯别国”（Hanley： 104）。
人们在思考、审视问题时，通常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无论多么客观公正的学者在生产“知识”时，都无法脱离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Said：1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人们无法把自己从其生活环境中剥离开来，他总会在有意或无意间与他所属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美国越战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在思考越战、越南、越南人和越南文化时，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切入点和角度，有着各自的不同阐释，但都难以摆脱从美国人的角度诠释越战的大背景。他们描述的也不可避免地是美国人眼里的越南。一些到过越南、亲历过战争的作家，由于他们美国人、尤其是美军士兵的身份，使得他们生活圈子里大多是像自己一样的美国人，难以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越南人，更谈不上深入的交流。因此，就不难理解以下现象：在笔者阅读过的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仅有一部作品的叙述者是越南人96.其他作品的叙述者都是美国人，无论他们是士兵，记者，还是普通人，都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在观察越南、理解越南、描述越南。有些虚构作品中即使有越南人物出现，有越南人的心理活动和对话描写，也大多游离于美军士兵生活圈的边缘。
如果我们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来观照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不难发现越战作品大多属独白型小说。巴赫金在谈到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时，指出，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能成为作者的传声筒，要与作者保持一定距离。“作者意识不把他人意识（即主人公们的意识）变为客体，并且不在他们背后给他们作出最后的定论”（巴赫金：26-27）。而在独白小说里，“主人公自我意识被纳入作者意识坚固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而主人公自我意识却不能从内部突破作者意识的框架”（巴赫金：7）。如果用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与我他对立的观点来理解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我们发现，在复调小说中，作者努力跳出自我意识，把作者本人和小说人物的声音都呈现出来。复调小说强调的是各种不同意识的同时存在，作者并不凌驾于小说人物的意识之上。相反，作者的意识与人物的意识平等，处于一种相互平等对话的地位。而在独白小说中，作者没有跳出自我意识，他与小说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他对立”的关系，或者说是“主奴关系”，作者是主人，小说人物是奴隶，小说人物永远都是与作者对立的客体，小说也因而成为作者的“独白”。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称为对话理论。“他的对话，不单指人际交谈，也包括思想歧义与文化消长。”（赵一凡：280）复调理论推崇各种不同意识和思想之间的交流。也只有在交流和对话中，才能发现真理。对话涉及到我他关系，巴赫金放弃了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时强调的我他对立，而提出生动介入的概念：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通过对话我与他人得以相互补充、相互延伸。“在文化与哲学层面，真理与对话密不可分，与独白则水火不容。”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起，对话就是人类获得真理的基本形式。然而，柏拉图却将对话转换成一家之言，“造成西洋哲学的千年独白陋习。或者说，西方思想因其独白化，逐步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现成真理’”（赵一凡：281）。真理不再是在对话、锤炼后获得，而是由一所谓的权威吐露出来。因而，在很多独白型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总会刻意地宣称：“我所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是真理。”（如《绿色贝雷帽》）这种宣称剥夺了作者与小说人物进行交流对话的机会，实际上也剥夺了读者与作者进行对话、在阅读后自己做出判断的权力。在这种独白型小说中，作者的意识占统治地位。“对任何他本人所不同意的观点，作者总要给它抹上客体的色彩，在不同程度上使之物化”（巴赫金：27-28）。由于受传统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作者往往把原本开放、充满激情、闪烁着智慧火花的对话变为封闭的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作品也呈现出向心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巴赫金指出：
独白主义否认在它之外另一种意识的存在，即使它具有权力并同样能够回答，是另一个相等的“我”（你）。在近乎独白的情况下，他人完全是，也只能是意识的客体，不能形成另外一个意识。人们不能从它那得到一个答案，即在我的意识中改变所有的东西。独白是完美的，对他人回答充耳不闻，独白不期待回答，不承认它有关键的作用。独白不需要他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将所有事实都客体化。独白声称是胜者。（转引自托多洛夫：325）
可以看出，复调理论强调生动介入，我中有他，他有中我，而独白主义则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一脉相承，强调我他对立。越战叙事文学中，主人公通常是作者的传声筒，而越南人完全被沦为客体，缺乏自我意识。越战叙事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声音，美国作者的声音。尽管其中也包括对越南人的描写，越南人的对话，但人物的意识被纳入了作者意识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人物的意识，作品中越南人的声音其实也是作者的声音，作者认为越南人应该这么说。叙述者沉湎于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在越南的经历和作战，讲述在越南遭受的苦难，他们几乎完全忽视还有越南人的存在，对越南人几乎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完全将越南人视为异己的客体，根本不屑于与之对话。正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主体，视其他意识都为奴隶，才会陷于闭目塞听的樊篱之中。因此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作品大体上是独白型小说。
在众多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小说叙述者的声音通常代表着作者本人的声音。这与越战文学中小说与自传、回忆录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密切相关。越战叙事文学作者多为越战老兵或记者，大多数越战小说都有较强的自传色彩。越战老兵饱受战争创伤的困扰，很多人沉湎于其中难以自拔。这时，写作越战成为他们摆脱战争梦魇的一个途径，通过描绘创伤，达到治愈创伤的目的。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常常有着强烈的主观和自传色彩。然而，在自传中，由于真实的经历都要经过“再现”，而不是“展现”，因此，“每个文本都会回忆、选择、重新组织真实经历的细节，从而改变它们。因此，自传与事实从而都不完全相符，都有某种程度的虚构成分”（McInerney： 196）。而小说中的事件更是作者在现实的基础上，经过虚构和重新组织创作而成。如果说，老兵在呈现自身的经历时，作品中的虚构因素可以使作品呈现的事件更典型，达到不是事实、胜似事实的效果，那么，在描写越南人时，境况则迥异。越战期间，美国人就“没有了解越南人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的历史、文化、语言、甚至大地，这与（美国）在那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很接近”（Hanley： 105）。越战老兵回国后，在梳理自己的战争记忆时，由于过分关注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创伤时，他们对越南人的描写也相当薄弱。在“再现”这些原本就知之甚少的越南人时，他们加入了过多的想象，夹杂着各种误解，这些想象与误解都在作者意识框架内，是作家的意识决定并创作了笔下的越南人，这些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作品自然属于独白型小说。
评论家汉利认为，越战文学应“把越南人和他们的文化表现为战争悲剧的真正受害者”（Hanley： 105）。然而，美国人似乎忘了这一点。一些美国越战作家似乎认为，越战故事就是美军士兵的故事，人们似乎无法以其它方式去思考越战。阿诺德？艾萨克斯曾指出：“越南人在美国政策形成的历史中缺席，正如他们在大部分越战小说中缺席一样。他们在那片风景里，却不是我们真正在看的东西。”（Lomperis： 74）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越战作家没有在看那片风景里的越南人，另一方面，他们努力看了，却无法看清。或许我们可以将艾萨克斯的论断略加修改：越南人在那片风景里，却不是美国越战作家能够看到的。
诚然，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也有不多的越南人形象，但这些越南人远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作品的中心人物，并且往往出现在不受美国主流评论界好评的作品中。这些越南人似乎被美国化了，他们像美国人那样思考、行动、表述，仿佛作者已经深入他们的内心，能代表他们道出心声。这是因为在独白型小说中，人物的意识全部笼罩在作者意识的阴影之下，丧失了他们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这些越南人似乎更多地出于作者自以为是的想象，是作者意识形态化的产物，是作者的意识中越南人应有的形象，与真实的越南人相差很远。例如，在詹姆斯？韦布的小说《火力场》中，出现了越南人旦的形象。旦原本反战，但被迫入伍，先在北越军队，后投降南越，给美国人当翻译。美军士兵看不起旦，视其为叛徒，因为他“吃着海军陆战队的食品长得肥头大耳，而他的同胞却在挨饿。他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同胞，为的是自己能吃好，自己不被粗暴地对待”（James Webb： 175）。其实，是美国人把越南人推向了选择的两难境地：如果他们与美国人合作，美国人会瞧不起他们；如果他们反抗美国人，美国人又会杀了他们。而两种选择恰恰都不是大部分越南人想要的，大部分越南人愿意选择的无疑是不依附任何人，体面而尊严地活着。越战末期，旦再次投降北越，他“说起海军陆战队士兵时会带着些温情，那是些美好的岁月，关于他们的温暖回忆是他能说到的唯一的快乐。这么多大的战役，这么多尊重。‘我宁愿与他们一直呆到死。’他对那些急切的听众说。‘这是我有过的最好的生活。但他们走了，我无处可去’”（James Webb： 375）。这段描写着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旦与美军士兵相处时，不可能感受不到他们对他的轻视。美军士兵绝对不会把他当成自己人。在危难之时，也绝不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他是黄皮肤、斜眼睛、小个子的越南人。这些越南翻译在美国军队小心翼翼地服役，每天都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生活，难道他们真的会以为这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生活吗？显然，这种越南人是作者詹姆斯？韦布意识中越南人应有的形象。在很多美国人的想象中，美国给越南带去了民主，带去了资金，带去了武器，美国也派兵帮越南人去争取自由，越南人就理应对美国人感恩戴德，就应该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同样，如果越南人对美国人感恩戴德、卑躬屈膝，就证明了美国对越政策的正确性和正当性，也就让这些美国人享受到极大的满足感。正是因为这些作家缺少与越南人的平等对话，始终沉溺于自我陶醉的遐想，在独白型的越战叙事文学中才存在这样的越南人。
美国越战作家笔下这些为数不多的越南人形象不禁让人联想起萨义德对所谓东方学者的概括：“每位知识渊博（但没有渊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欧洲东方旅行者都感到自己是已经成功地穿越了含混性这一幕幛的西方人的典型代表。”（Said： 223）那些对东方有初步了解的人们最容易表现得像个专家。同样，对越南一知半解的人们也倾向于以越南通自居，乐于向别人介绍有关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故事。这些作家对越南人的心理仿佛了如指掌，在创作这些越南人物时，像创作美国人物一样得心应手。这些美国越战作家虽然像其他越战作家一样，与越南人并没有深入平等的交流，但却自以为已经把越南人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因此在作品里随意对越南人和越南文化评头论足。在这些作品中，即使越南人在说话，也只是作家的喃喃自语，所说的只是一部分美国人以为越南人会说的话语，或者是一部分美国人希望越南人会说的话语。这些话语从未放到一种开放的对话中被讨论过、检验过，完全是作者的独白。
然而正是这种独白，这种固步自封，使得美国人难以对自己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巴赫金认为，他人对人们认识自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无法在其外部形象中认识自我。“他人如不创造他，他就永远不会存在。”（转引自托多洛夫：307）人们最初借助他人来认识自己。构成婴儿第一印象的是从他人那里接受的词语、形式和声音等。“人类意识的觉醒产生于他人认识之中”。（转引自托多洛夫：308）成年后的人们要完整地认识自己，仍然离不开与他人的交流和对话：
只有把我看做是他人，通过他人，借助他人，我才能意识到我，才能成为我自己。最主要的行为，也是个人意识的构成部分，取决于另外一个意识（也就是“你”）。失去自己最主要的原因就决裂、隔绝、自我封闭。…… （人们）通过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我不能没有他人，没有他人，我就不能成为自己；我必须置身于他人，在我身上找到他人（在反映中，在相互观察中）。（转引自托多洛夫：308-9）
巴赫金此处强调的是人们对话和交流对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同样，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也有助于作者更清晰地认识自我。由于大部分美国越战叙事作品属独白型小说，缺少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作者实际上是少了一面认识自己的镜子。在越作战的美国人，如果不与越南人对话，他们就难以对自己在越南的行为做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例如，美国人认为自己高大英俊，殊不知在越南人的眼里，他们只是未进化完全的动物；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越南人的救星，殊不知越南人却痛恨着他们给越南带去的深重灾难。如果不与越南人进行深层次的对话，美国人如何能了解自己在越南人眼中的形象？然而，很多越战作家都是通过这种独白式的叙述，来讲述自己的越战故事。在独白叙述的过程中，他们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和不妥。我们可以推断出，首先他们讲述的是一家之言，很难上升为客观的“真理”；其次，由于缺少与交战的另一方平等的对话，他们没有通过这种写作对自己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依然沉醉于对自我的理想化想象中。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性的，“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回答、同意等”，自我在话语中形成并得以完善，他人也因此凸现（转引自托多洛夫：309）。对话的途径一旦被关闭，人们就如同井底之蛙，目光所及，不过那一方狭小的天空。井外广阔的天地，原本可以通过对话了解，现在也永远成为远离井底之蛙的狭隘意识。
由于大部分越战叙事作品的独白性，这些作品在艺术上难以达到一定的高度。巴赫金指出美学活动的第一阶段是同化，深入人物，了解人物，感受人物所感受的事物，试图站在人物的位置上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但这种与人物的一致远非美学活动的最后阶段，甚至也不是第一阶段。作者（或读者）必须重新回到自我，跳出人物的视野，站在一旁，置身于外，与人物保持一段距离，对之进行客观的审视和评价。这时，“美学活动才算是开始”（转引自托多洛夫：313）。很多越战作家对越战有深刻了解，他们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创作时，他们甚至将自己完全等同于主人公，完全没有跳出自身的视野。按照巴赫金的理论，他们的美学体验还没有开始。由于作者没有跳出自己的视野，他自然也不可能与小说人物（如越南人）进行一种平等的对话，他对其他人物的描写必然受制于自己的视角和意识，而他自己的视角和意识显然带有一定的偏见。这就使得作品也必然是独白型的。这种作者与作品主人公的完全一致很难创作出佳作。这在罗恩？科维克的《生于七月四日》中有充分表现。
《生于七月四日》是罗恩？科维克的自传。由于在越战叙事文学中，很多自传都被视为小说来进行研究，我们在这里也不区分自传与小说。在《生于七月四日》中，作者完全沉浸在美军士兵的痛苦和个人的悲哀之中。他之所以成为反战分子，是因为国人对他的不公待遇。他的自传似乎表明，如果回国后，人们给予他各种荣誉、各种关心，他可能就会感到满足，不会反战。他对战争也做了一定的反思，但却从未跳出一个越战老兵的视角对战争进行深刻的思考。他与叙述者之间缺少一段审视的距离。因此，尽管科维克用栩栩如生的语言描述了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和战争的残暴，但《生于七月四日》仍然难以被列入优秀越战叙事作品之列。
很多其他越战叙事作品也是如此。作者与作品主人公或叙述者的视角充分一致，使作品沦为了单纯的越战经历实录，而丧失了作为艺术作品特有的一种审视之美，距离之美，也缺失了沉思和反思的深度。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美国越战作家意识到无法真正了解越南和越南人，因此没有仅凭想象去塑造虚假的越南人形象。很多越战作家，尤其是那些试图客观地审视越战的作家97，非常了解自己越南知识的局限，也毫不掩饰对越南的无知。他们没有以专家的姿态去介绍越南和越南人，也没有居高临下地去评论越南人和越南文化。相反，他们从自己熟悉的视角去描写他们在越战中看到的越南和越南人，感受到的不多的越南文化气息。这些作品一般把视角局限在美军士兵身上，作品中没有栩栩如生的越南人形象，即使出现越南人，也通常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是美军士兵不了解的神秘他者，是个无语沉默的存在。98 由于美军士兵所能了解到的越南人通常是陌生的他者，越南人以陌生、神秘的他者形象出现，正表现了这些美国越战作家试图客观描述他们所了解的越南的努力。
尽管越南人在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缺席，但一些越战作家和他们笔下的美军士兵已经开始试图去了解这群神秘的东方人。这些作品尽管也是独白型作品，但作者已表现出强烈的对话欲望。在这一部分的第三章“神秘的越南人”里，我们详尽论述了北越士兵的神出鬼没，以及美军士兵对越南和越南人的迷茫。在这些作品中，尽管越南人依旧缺席，我们却已经能感受到美国越战作家对越南人的些许尊重。他们透过战火的硝烟，在努力看清越南人。奥布莱恩在《他们携带之物》里，详细描写了同名叙述者杀死第一个越南人后的感受。小说里的奥布莱恩看着他杀死的那个年轻俊秀的年轻人，浮想联翩，想象着他的生活。他想象那个越南人像他自己一样，也是个原本厌战的年轻人，一心想当数学老师。但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害怕让自己、家庭和村庄丢脸，被迫前往当兵，最后被奥布莱恩杀死在战场。奥布莱恩通过想象越南士兵与自己有相似的经历，入伍前有相似的矛盾，对生活有相似的美好幻想，赋予了越南人在美国叙事文学中难得有的人性和平等。虽然美军士兵仍然不得不去想象越南人的生活，但此时的想象与战前的想象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此时，他们更多地是在想象另一个平等之人的未知生活。虽然越南人的生活对美军士兵依然如同谜团，虽然对话还只是单方面的，还没有回音，但他们已经能在想象中与越南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奥布莱恩在作品中最多地表现了美军士兵对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不理解，但同时他也最多地表现出对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尊敬和理解。
在美国越战作家中，罗伯特·欧伦·巴特勒独树一帜。他生于1945年，1969年在爱荷华大学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征入伍。学习一年越南语后，被派往越南，在情报部门服役，后在西贡当翻译。由于一到越南就能熟练地讲越南语，巴特勒有机会深入了解越南文化和越南人。通过与樵夫、农夫、渔夫和在大街小巷与当地人的交谈，他能“通过表面细节、文化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现象，看到人类共同的渴望，这些渴望才是艺术真正的主题”（Weich）。越南的战争经历将他“塑造成艺术家”（Seaman）。回国后，他先后创造了几部反映战争的作品，但反响不大。1992年，他发表短篇故事集《来自陌生山岭的香气》，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获得了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多项大奖。作品共包括14个短篇故事和一个中篇故事，故事的叙述者全部是在越战中移居美国的越南人，有的是战时的越南翻译，有的是酒吧的越南女郎，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徒，有懵懂天真的小女孩，也有失落的父亲。这些人都共同经历了越南战争，他们移居美国后，不仅要适应全新的环境，还必须面对这场带给越南人民无尽灾难和无限痛苦的战争记忆，面对这段苦涩的历史和曾经的伤痛。作品的最后一个故事也是集子的标题故事：“来自陌生山岭的香气”。故事荣获1992年美国最佳短篇故事。叙述者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越南老人，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他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故事叙述他在临死前产生的种种幻觉，甚至幻想与年轻时的朋友、后成为越南抗美解放战争领袖的胡志明重逢的场面。通过叙述老人最后几天的幻觉，故事生动展现了越南战争对不同越南人产生的冲击。
巴特勒故事最鲜明的特色是以越南人为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从而生动反映越南人的创伤和心理。这一特点使他的作品在创作早期被出版商回绝，也帮他后来获得评论界的赞誉。由于美国的越战作品关注的几乎都是在越作战的美国人，巴特勒对越南人生存状况和心理创伤的关注，使得他让美国人注意到越南战争的另一方，从而促使美国人对战争有新的认识。《来看山岭的香气》里的故事仿佛是在回答蒂姆·奥布莱恩笔下的伯林在《追寻卡西艾托》中向一个越南女孩的提问：
她的梦想是普通男人和女人的梦想吗？是对生活质量的梦想，还是对物质的梦想？她想长寿吗？她生病时，想吃药吗，想餐桌上有食物，想储藏室里有余粮吗？对宗教的梦想？是什么？她想得到什么？如果战争的胜利者可以实现一个愿望，任何愿望，她会选择什么？…… 广南人会要什么？正义？什么样的？赔偿？哪一种的？答案？问题是什么：广南人想知道什么？（O’Brien， 1978： 267）
如果说在奥布莱恩的笔下，对话还只是单向的，那么在巴特勒的作品中，这种对话开始有了回音。巴特勒通过作品建立了美国人和越南人之间的一条沟通纽带。巴特勒在多次访谈中表示，他“相信小说能用世人皆能理解的方式揭示人类的经历，小说的力量在于它能通过感情将不同文化的读者连接起来”（Kelleghan）。巴特勒通过描述越南人的生活，多方面的表现了诸如爱、恨、嫉妒、孤独、误解、报复和精神拯救等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从而了抨击美国人对越南人的偏见。他的作品表明，即使越南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不能与美国人抗衡，他们却无疑与美国人一样，有着爱恨情愁，有着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南人无疑与美国人是平等的。巴特勒表现越南战争和越南人的作品也因而在美国越战作品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
然而，在美国越战作家中，像巴特勒这样有能力深入了解越南人、同时又致力于表现越南人情感的作家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越战作家还是把笔触更多地集中在受越战影响的美国人身上。与此同时，我们却可喜地看到，越南人在像蒂姆·奥布莱恩这样的作家作品中的缺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越战作家对自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作家意识到，当很多美军士兵以为在把自由与民主带给越南人时，实际带去的却是伤痛。这不由人联想起庄子在二千多年前讲述的浑沌的故事。一些美国人就像庄子故事里的儵和忽一样，替浑沌凿七窍，以为在为浑沌谋福利，却不知伤害了对方。他们可能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伤害了越南人，在还根本不了解越南人时，就把他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恰如约翰？麦克诺顿后来认识到的：“我们在把一些美国的形象强加到我们不能理解的人们身上，我们还将之做到了荒谬的极点。”（Karnow， 1997： 520）99 一些美国人可能永远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给越南人带去的伤害，甚至还因为越南人对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不感兴趣而责备他们不领情。但仍然有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给越南带去的灾难。这些作家正是意识到美国给越南带去的伤害，也意识到自己难以理解没有七窍的“浑沌”，才通过描写对越南人不多的了解，表达了他们作为普通美国人，对越南人的同情，和他们作为普通美军士兵，对越南人的内疚。
这些作家通过越南人在作品中的缺席，通过表达对作为他者的越南的无知，对他们作为美国人这一身份进行了新的建构。随着越战的结束，美国越战叙事作品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越南人的同情、内疚和理解。这说明美国作家因越战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他们通过越南人这一他者，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这些美国越战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描写美国人并不理解的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表现了美国作家渴望了解越南的愿望，也表现了一部分美国作家敢于自责的勇气。这些作品反思美国政府、军队和士兵在越战中对越南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本身就是在用作者个人微薄的力量向越南人表示歉意。他们通过在脑海里想象他们不了解的越南人的生活、文化、信仰和梦想，表达了他们曾因为对越南的无知而犯下错误时的内疚之情，自我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升华。
这些作家笔下的越南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仍然是出自想象，他们仍然不得不在独白，但在此时的想象与独白中，越南人已不再是低下、原始的初民了，而是与美国人一样有着思想、感情、历史和文化的平等的人。现在的想象与美军士兵赴越前的想象已经大不相同。现在的想象与以前的想象相比，美军士兵和美国越战作家少了些狂妄的自大，多了些冷静的反省；少了些浪漫的遐想，多了些沉稳的观察；少了些天真的轻信，多了些成熟的审视。在以前的想象中，美军士兵以为自己很了解越南，或者根本不需要去了解越南就可以去赢得越战。在现在的想象中，美军士兵认识到自己不了解越南，而他们对越南的不了解导致了美军最后的失败。在现在的想象中，美国士兵认识到虽然他们不了解越南，虽然他们还只能去想象越南和越南人，但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给越南人带去的是灾难，而不是民主、自由与和平。在现在的想象中，美国越战作家认识到，虽然他们仍然不可能在作品中塑造生动的越南人形象，但他们已经开始学会尊重越南人，学会平等地对待他们了。
§§结论
无论是否乐意，柏拉图洞穴里的居民终究还是通过各种途径，瞥到了洞外阳光下事物的真实影像。现实中的影像与他们曾经的想象、曾经以为是真实影像的巨大差距让他们愕然不已。他们看到自己想象的越战在洞外的阳光下分崩离析，烟消云散。通过对越南这一他者的认识，很多美国人开始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弥漫在他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们认识到是美国政府操纵着话语，大力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利用美国文化对英雄的崇拜和人们乐于给世界充当榜样的心理，通过新闻媒体、影视文化、文学作品等手段，帮助人们想象了一场越战，目的旨在掩盖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真实目的，诱使人们支持越南战争，在浑然不觉中充当了美国战争机器上的小零件。曾一度，这场想象中的越战给生活在美国意识形态洞穴里的人们制造了许多美好的幻象，让正当年的年轻人摩拳擦掌，渴望到越南这个新边疆接受锤炼，成长为男人，建立功勋，成就伟业。
纵然有许多越战叙事作品在制造一场想象的越战，但仍然有很多作家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重新评价美国人在越战中的形象。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美军士兵越战经历的关注，是对美军士兵幻想破灭的关注。越战让许多士兵都经历了从幻想到幻灭、到进入噩梦与黑暗中心的变化。美军士兵通过在越南这一他者中的作战历程对美国民族自身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对战争、对人性、对生活曾有的美好想象都在越南的炮火中被炸得支离破碎，他们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在战争中不复存在，对美国民族崇高伟大的信心开始动摇，对美国民族良好的自我感觉产生疑惑。战后回到国内，老兵们不仅没在家园里体会到家的温馨和慰藉，反而受到更深的伤害，受到人们的敌视和冷遇。想象中辉煌的越战原来是一场噩梦，想象中温暖的家园原来是一片荒原，遭受双重幻灭的越战老兵只能更深地陷入黑暗的中心，难以自拔。
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美军士兵的磨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但有所忽略越南人的灾难。很多作品表达了对越南、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无知、迷茫、甚至是偏见。这其中除了美国人固有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和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误读，还因为战争本身使交战双方无从相互了解。但仍有一些作家通过表达对越南的无知和迷茫，表达了他们渴望了解越南文化和越南人的愿望，表达了他们因越南战争带给越南人民的伤害、以及他们自己作为士兵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产生的愧疚之情。尽管他们作品里的越南仍然不得不是出自想象，但此时的越南，不再是那个亟待美国拯救的受难者，而是充满无穷智慧的东方国度。在此时的想象中，越南不再是美国年轻人实现英雄梦想的新边疆，越战也是美国人必须重新去严肃认识、认真反省的一段沉痛经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美国人似乎又渐渐淡忘了越战的伤痛。两次伊拉克战争，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仍然没有吸取越战的教训。纵观美国的战争史，历届美国政府在宣战前，都试图在美国公众的脑海里建构一场与现实不一致的战争。历代的美国公众似乎都经历了类似越战期间，美国公众对战争由从乐观、期盼，到失望、幻灭的过程。历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极为相似的策略，以在公众中建构一场想象的战争。如同在越战期间一样，美国政府会首先对敌对国进行妖魔化宣传，以激起美国公众对敌对国的义愤；然后，声称美国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为了捍卫民主、正义与和平，不得不勉强去参加他们曾竭力避免、而又不可避免的战争，同时，它还要真诚地表明，美国参战绝对不是出于私心和自身的利益，从而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伟大无私高尚的美国形象。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届美国总统在宣战前后的讲话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虽然我们必须记住，越战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
1917年4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在国会演讲，首先历数了德国在西欧海岸击沉各国船只（包括美国商船）、导致多人死亡的罪恶，然后大声疾呼：“世界必须为民主铺平道路。和平必须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我们没有自私的目的。我们不渴求征服和控制，我们不为自己寻求赔偿，不为我们将无偿给予的任何牺牲要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为了人类权利而奋斗的一名战士。”（Woodrow Wilson）
1941年12月8日，弗兰克林？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战争咨文时，摒弃轮椅，坚持站着发表了简短、然而感人的演讲。他首先渲染日本在珍珠港和太平洋其他地区发动的袭击，以激起公众的爱国热情，然后呼吁国会对日本宣战：“我们不仅要竭尽全力保卫自己，还要保证这类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会再次威胁我们。毫无疑问，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利益正遭受着巨大的危险。”（Roosevelt）
1965年4月7日，林顿？ 约翰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题为“没有征服的和平”。他罗列了胡志明政府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径”后，真诚地表白：“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必须战斗，如果我们要在一个每个国家都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世界里生存。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自己的自由才能最终得到保证。 …… 我们的目标是南越的独立，它的自由不受侵犯。我们不为自己寻求任何利益，只希望南越人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管理他们的国家。”（Johnson）
1991年1月29日，老布什向国会提供国情咨文，首先控述了萨达姆公然侵犯科威特的罪恶，然后声称：“我们努力是为了获得另一次胜利，对抗专制和野蛮侵略的胜利。…… 我们并不想打海湾战争，我们曾努力地避免战争。…… 我们在海湾的目的一贯是：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保证这一关键地区的稳定与安全。”（George H。 W。 Bush）
1999年4月1日，克林顿就科索沃战争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科索沃人，恢复他们安全、自治的家园。”他援引弗兰克林？罗斯福生前未能发表的一段话，说明美军在科索沃的最终目的：“我们寻求和平，持久的和平。我们渴求的不仅是战争的结束，而且是所有战争在尚未开始之时就已结束。”（Clinton）
2003年3月19日，小布什对全美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勉强卷入冲突”的美军到伊拉克是为了“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解放伊拉克人民，保卫世界免遭更大的危险”。像历届总统一样，他同样表明了美国的无私：“我们在伊拉克没有野心，只是想消除威胁，把那个国家的主权还给它自己的人民。”（George W。 Bush）
同样惊人相似的是美国历届总统对敌对国进行的妖魔化描述：“普鲁士的独裁政府”（威尔逊语）、试图“征服”“南越这一独立主权国家”的北越侵略者（约翰逊语）、“残暴的独裁者”萨达姆（老布什语）、“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克林顿语）、“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塞因”（小布什语）。同样，很多总统都强调美国人应当担当世界的榜样：“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能选择逃避自己的责任。”（罗斯福语）“我们到（越南）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约翰逊语）“两个世纪来，美国一直是全世界自由与民主鼓舞人心的榜样。”（老布什语）
相似的不仅是美国历届总统的措辞，还有各个时代美国公众对战争从幻想到幻灭的过程。纵观美国战争文学，“幻灭”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美国主流战争文学。在每一时期的战争文学中，主人公最初对战争通常都充满憧憬，只有在他们亲身经历战争后，才发现战争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浪漫而富有英雄气质。早在斯蒂芬？克莱恩反映内战的小说《红色英勇勋章》中，主人公亨利·弗莱明就对战争无知而狂热，渴望成为英雄。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劝阻，坚持报名参军。只是在经历炮火后，才发现自己“就象被扔到黑暗的深渊里作殊死搏斗的动物”（Crane： 93）。在一战作品中，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与威廉姆·马奇的《K连》等作品，同样叙述了士兵的幻灭，他们意识到战争“野蛮而可耻，参加战争的那些傻瓜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随意摆放的棋子”（March： 96）。二战文学中，以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代表，生动反映了战争的疯狂与荒诞。在朝鲜战争文学中，詹姆斯·A·米切纳在小说《道谷里桥》里通过塔伦特将军指出：“每一场战争都是一场错误的战争。”（Michener： 36）越战文学更是突出了美军士兵的幻灭。两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一再地鼓动、“欺骗”公众接受战争，而公众似乎也一再地乐意“被欺骗”，直到被美国政府拉入战争后，才起来反战。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然而美国公众却似乎很容易就忘却了旧日战争的伤痛，甚至连让他们“蒙羞”的越战，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不再那么让人心痛。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反思越战的高潮，然而，到了21世纪初，很多美国公众似乎就已淡忘了越战的痛，又恢复了对战斗英雄莫名的崇拜。多年过后，许多人仍然把那些逃避兵役、在战场开小差的人视作胆小鬼。这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布什被民主党指责在越战期间开小差，他不惜公开他服役期间的很多文件，以此证明自己不是懦夫，而是勇士。新一代的美国人似乎又陷入了幻想战争、梦想战争、崇拜英雄的循环之中。然而，正像美国历史上历次战争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还必将经历另一个幻灭的噩梦。
当前的伊拉克战争让人不由自主地将之与30多年前的越战联系起来。2003年12月，美国传媒把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评为最语无论次的公众人物，并将之与越战时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的讲话都经常缺乏逻辑、不知所云。106 显然，越战和伊拉克战争本身就缺乏逻辑、不合常理这一事实，是导致他们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伊拉克人为了赶走美军而采用的游击战术，也让人联想到越战中，北越军队最终击垮美军斗志的游击战术。越战中，北越人对国家统一、独立的渴望，激励着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顽强战斗，最终赶走美帝国主义；同样，当前的伊拉克人民也会为了民族的自主，奋勇抵抗美国对其内政的干预。目前，美国的许多盟友纷纷从伊拉克撤军，更让美国渐渐陷入孤立无援、而又难以自拔的境地。美国只有吸取越战的教训，才能不重蹈历史的覆辙，不重陷越战的泥潭。如果美国不能以史为鉴，不能从越战中吸取教训，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场越战的噩梦。而我们研究美国越战文学，也是试图以文学为鉴，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审视、分析美国发动各种战争的本质。
附录1：美军士兵写于头盔和衣服上的话语107：
1. MARINE CORPS SUCKS
2. WAR SUCKS
3. FUCK YOU
4. EAT THE APPLE AND FUCK THE CORPS
5. HO CHI MINH SUCKS
6. SNOOPY IS A SON OF BITCH
7. VICTOR CHARLIE EATS SHIT
8. THE RED BARON EATS KRAUT
9. F。T。A。：Fuck the Army
10. Fuck it… just fuck it。
11. IF YOU’RE NOT AFRAID TO DIE， YOU NEVER WILL。
12. FRAGILE – HANDLE WITH EXTREME CARE
13. KADER IS ALIVE AND WELL AND LIVING UNDER THIS HELMET
14. DON’T SHOOT – I’M SHORT
15. DON’T SOCK IT TO ME！
16. DO NOT REMOVE – HEAD ATTACHED
17. MAN LIVES NOT BY C-RATIONS ALONE BUT BY SUDS AND POONTANG
18. Die High
19. If I die bury me upside down， so the whole world can kiss my ass。
20. If you can read this your too dam close。
21. LOVE THY NEIGHBOR – KILL GOOKS
22. BORN RAISING HELL – ASK MA
23. YEA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I AM THE MEANEST MOTHERFUCKER IN THE VALLEY
24. Born to Kill
25. We are no sons of America – we are head-hunters
26. Kill a Commie for Christ
27. Peace Through Fire Superiority。
28. We Deal in Death and Yea，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death， I shall fear no Evil， for I am the evil。
29. UUUU： the unwilling， led by the unqualified， doing the unnecessary， for the ungrateful。
30. THE COLONEL SMOKES POT
31. LOVE IS STONED
32. Peace， Peace， Peace
33. Love， Love， Love
34. Phyllis， Monica， Susie， Wendy， Linda， Maryanne（妻子或女友的名字）
附录2：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作品及作者英汉对照（按初版时间）
1. 格雷厄姆·格林，《沉静的美国人》Graham Greene， The Quiet American， 1955.
2. 威廉？莱德勒、尤金？伯迪克，《丑陋的美国人》William J。Lederer &； Eugene Burdick， The Ugly American， 1958.
3. 罗宾·莫尔，《绿色贝雷帽》Robin Moore， The Green Berets， 1965.
4. 大卫·哈伯斯塔姆，《炎热的一天》David Halberstam， One Very Hot Day， 1967.
5. 诺曼·梅勒，《我们为什么到越南？》Norman Mailer， Why Are We in Vietnam， 1967.
6. 威廉姆？克劳福德？伍兹，《歼敌区》William Crawford Woods， The Killing Zone， 1970.
7. 蒂姆·奥布莱恩，《如果我死在战区》Tim O’Brien， If I Die in a Combat Zone， 1973.
8. 威廉姆·特纳·哈格特，《伤亡统计》William Turner Huggett， Body Count， 1973.
9. 罗伯特·斯通，《亡命之徒》Robert Stone， Dog Soldiers， 1974.
10. 罗恩·科维克，《生于七月四日》Ron Kovic， 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 1976.
11. 菲利普·卡普托，《战争的谣言》Philip Caputo， A Rumor of War， 1977.
12. 拉里？海涅曼，《肉搏战》Larry Heinemann， Close Quarters， 1977.
13. 迈克尔·黑尔，《新闻快报》Michael Herr， Dispatches， 1978.
14. 蒂姆·奥布莱恩，《追寻卡西艾托》Tim O’Brien， Going After Cacciato， 1978.
15. 詹姆斯·韦布，《火力场》James Webb， Fields of Fire， 1978.
16. 加斯塔夫·哈斯福德，《短刑犯》Gustav Hasford， The Short-Timers， 1979.
17. 马克·贝克，《越南：士兵讲述的越南战争》Mark Baker， Nam： The Vietnam War in the Words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Fought There， 1981.
18. 阿尔·桑托利，《我们所有的一切》Al Santoli， Everything We Had， 1982.
19. 约翰？M？德尔维基奥，《第13个山谷》John M。 Del Vecchio， The 13th Valle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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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博比·安·梅森，《在乡间》Bobbie Ann Mason， In Country， 1985.
22. 拉里·海涅曼，《帕科的故事》Larry Heinemann， Paco’s Stor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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