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还乡母题的运用和还乡故事的讲述意味着从残缺走向弥合，意味着一个新的平衡即将重新建立，但在现代还乡母题的书写中，还乡可能意味着新的灾难的开始。在我们对还乡的启动及其原因的考察中，这样的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尽管小说的角色多种多样，现代知识者和被抛出土地的游民应该是主要的被书写对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小说的还乡行动的角色是被各种原因抛出土地的游民，即便还乡，最后结局仍然是悲惨的，小说隐含的主题是世俗伦理意义上血缘族亲的认同和现实故土家园的回归。而如果还乡行动的角色是现代知识者，还乡母题的运用则往往偏离这样的传统伦理意味。在一定意义上，还乡行动的角色越接近西方文化，西化的程度越高，这样的偏离会越明显。在这种偏离中，还乡的想象性、象征性和隐喻性增强。研究中，我们将能够发现这些还乡行动的角色一方面被一种还乡的力量所左右，另一方面又抗拒着这样的力量。无疑，这样的抗拒和牵引的张力丰富了现代还乡母题书写的情感空间和艺术想象空间。第二，还乡的启动及其原因直接影响，甚至是规定了整个小说情节的内容和走向，极端地说，有多少还乡的原因就有多少的母题组合和构成模式。由于现代还乡的启动和原因已经脱出传统重建“我”和故乡的伦理意义世界的窠臼，所以，现代还乡母题的书写，其组合和构成模式将会丰富多彩。第三，在许多还乡母题书写直接或间接地交代了还乡的原因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现代小说在运用还乡母题时，并没有写出还乡的原因，有些甚至是有意悬搁还乡的原因，作为一种叙述策略，这种叙述上的空洞极富形式意味。
1. 还乡者归宁安居
应该说，在传统叙述中，“归宁安居”是启动还乡的重要动力，不过在传统叙事中“归宁安居”的角色并没有特殊的规定性，可以这样说，“归宁安居”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但在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运用中，“归宁安居”的角色却几乎收缩到下层游民身上，而且这些还乡者的离土离乡往往都具有被迫无奈的意味。芦焚的《归客》中，曾经“庄稼汉的大狗是被全村喜欢的人”，“和杜家崖的年轻人一样”，有过到外面碰几年回家买地的梦想，但因为“乡土难舍”、“小家难离”，“异乡梦终未得实现”。直到八年前，遭了水灾才抛妻别子当兵吃粮，但他依然怀揣置地买牛的梦想。即便在兵败被人缴械之后，他仍然想象遥远的故乡，“有老婆大狗嫂，有儿子小鳖，有二亩祖茔坟地；更大的理由是他想，八年不见，这时节地也许增至六亩了罢，也许还有几只羊，一头小牝牛。他不能再在外边有一刻停留了，他的心早飞到了杜家崖，他愿意和老婆一起种自己的庄稼地，他渴望看着小鳖砍草喂咩咩叫的羊，他必须困一个八年间没有睡过的赤条条的觉。而且发誓不再出家门一步”。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农民对故土家园的朴素梦想支撑他度过行旅生涯，又支撑他万水千山地走回故乡。“他虽然当兵，却依旧是一个安分的农民。八年来他曾受过怎样的苦楚，他是怎样被‘自己的手去弄弄泥土’这愿望煎熬着呀！”“三个礼拜来他在路上挣扎着，他渴望着家乡的泥土，渴望着用自己的手去耕耘田地，竟至忘记了自己。”而林希隽的《归家》中，长街小香铺子的香铺老婶的媳妇，因为唯一的儿子盛年亡故，迷信的婆婆“以为是媳妇命舛，带扫帚星”，“硬巴巴把她撵走”。倔强的她虽然离家三四个年头，在城里给李公馆当雇佣，“身虽在外边，心却永远维系在家的回忆上，归来的憧憬上，天天的记挂着家……”愁虑、操劳和刺激让她日见衰弱，而被李公馆歇工，然而被故乡人们认作是“娼子”的她，还是一心想回家。于是她固执地踏上还乡的路上，固执地要迈进她曾经出入的家门。“我是有家的，我要回到家，你们有心肝的替我说说吧！”
和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倦游还乡”不同的是“归于安居”虽然也是主动地选择回归故乡，虽然最终也是把故乡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但“倦游还乡”侧重的是还乡者对于异乡生活和行旅漂泊厌倦之后的心理回归，支撑这种心理回归的是一种现代意识，可以说“倦游还乡”是现代中国都市的萌芽和发展催生的“都市病”引发了还乡的心理反弹，而“归宁安居”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向着故乡的本能内心冲动，它并不因为对异乡的热爱和厌倦而改变。因此，无论是叶落归根，还是衣锦还乡，也无论是士人，还是游民，就像传统叙事中那样，它联系着乡土中国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于故土、家园依恋至为根本的乡土情结和家园意识，一个人只有在故土和家园的背景上才能实现其生命意义。洪灵菲的《归家》里说“从这短垣踏出去的是出乡，踏入来的是归乡”。由“出”而“归”，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只有在故乡才能到达它的终点和归宿。“一个蚂蚁尚且离开不了它的蚁穴，一只飞鸟尚且离开不了它的鸟巢，一个人那里能够不想念他的家庭呢。百禄叔虽然是害怕着他的老婆，但他想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仍然是家庭哩。”
2. 还乡者家门遭遇变故
像艾芜的《回家》、沙汀的《还乡记》、魏金枝的《蜒蚰》、路翎的《蜗牛在荆棘上》等，还乡常常和家门不幸、遭遇变故联系在一起。有意味的是这些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把不幸和变故归结到“夺妻之恨”上面，艾芜的《回家》一开头写到：“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丁永森突然接到族中人的来信，看了之后，不禁感到了又羞又恼！因为家里的妻子竟然有对不起他的事情，真是万万想不到的！……这真来得太突然，太岂有此理了。……可是倒他八辈子的楣，一封混账王八蛋的信，竟然可怕地溜到手上！致使开车的时候，手忍不住发着颤抖，车轮也不听话地打着歪斜，仿佛一不当心多灌了老酒似的。”
从世俗伦理的角度，作家这样的心理描写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在传统中国“夺妻之恨”意味着男性尊严的丧失，因而当这样的不幸和遭遇降临到还乡行动的角色身上，还乡的启动和实现自然难免，这样看来基于这种原因的还乡和传统的伦理同样密切相关。而且几乎无一例外的，还乡的实现与复仇的行动相伴随着。沙汀的《还乡记》中的青年农民冯大生卖壮丁，在军队中受了两年非人的待遇，偷逃回故乡林擒沟。他的妻子金大姐已被保长罗懒王诱奸、“保队附”徐烂狗霸占。他怒火中烧，提斧去找徐烂狗算账，被父母阻拦后，他又去找保长、乡长控告徐烂狗。魏金枝的《蜒蚰》写的同样是农民出身的士兵。这位外号叫“蜒蚰”的还乡行动的角色，乡丁占有了他的妻子，就串通起来把他拉了壮丁。他当了五年兵，却并没有学会凶横。为了复仇，他在抗战胜利后和两个同乡伙伴逃回家。最初虽也表现一点威慑力，终于斗不过乡丁，再次带着怨愤卖了壮丁。路翎的《蜗牛在荆棘上》中当兵回乡的丈夫黄述泰听闻妻子秀姑的“不洁”，把她打倒在荆棘丛中，官司打到镇上，他还想以对秀姑的残酷复仇手段使镇公所战栗。而对着逼他们离异的威胁，又听到秀姑“我心中有你”的哀求，他明白是中了圈套，就怒斥镇长和乡绅们。夫妻相互抚慰，终于从阴暗的社会和自己阴暗的内心中夺回秀姑。
3. 还乡者怀抱理想还乡
无名氏的《逝影》中的焦老师，是一个“维新的校长。他是本地望族焦氏后裔，感慨家道中落，一度浪迹江湖，在外地消磨了意气如云的盛年，待回到故园时，剩下的只是一把年纪与一颗没有死的心。他兴办一所小学，想在这个‘龟不生蛋的地方’培植一点的新的苗芽。他的姿态是坚定的，从没有说过一句颓唐话，虽然地方上的顽固势力常引起他的愤慨。从那时起，这座古庙遂成为这个小镇新文化的大本营……”而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中草原大家族的苗裔丁宁，这个在南方的城市中加入“新人社”、接触新思想的青年“带着大的心，穹窿般阔的勇气”，回到故乡科尔沁旗草原，“想在这一切里把自己锻炼，把自己造铸。在这里吸收了生之跳跃，感应着自己蓬勃的意志，使自己超越，使自己泼辣，使自己成为时代巨人”。还有芦焚笔下的葛天民、油三妹、贺文龙，这些还乡者因为有了或大或小的梦想，当他们一投入故乡的怀抱，都拼命抓住属于他们的那一片生活的天地。就像芦焚描写的油三妹：“油三妹毕业之后，就在果园城得到小学教员的位置。她在少女似乎应该是个例外，她是应该幸福的，因为她有那么多的笑，她的心地又那么善良，虽然她时常跟男人们吵架。油三妹是教体音的，她在课堂上——有时候也在休息室里用尖利的发疯似的大声唱歌，她喜欢自己或别人大笑，喜欢各种热闹……”而丁宁更是想在动荡的草原上充当拯救人类的超人，于是他尝试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草原上世代因袭的生活，他想拯救大山“这野兽”，“使他的健全的、宏大的、潜隐着的性格有教育地完整地成长出来”，“使这个暗淡的草原，因他的照耀而光耀”；他想救度春兄，“使这个聪明的人类真能直立起来的时候，这也是我作的宇宙的获得”，他怀着家庭忏悔意识与“北大王”的数代孑遗水水姑娘在林间水畔相怜相恋。阅读这些作品，你几乎要惊叹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还有这样一群活力四射的梦想者和实践者，他们或者像贺文龙、丁宁一样有穹窿般阔大的梦想，或者像葛天民办农场，焦老师办学校一样，去践行他们的救世理想。现代中国的动荡不定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为精英、领袖的出现和为个人实现理想、抱负提供了现实空间，在辽阔的乡土中国版图上，除了怀抱启蒙救世理想还乡，在这些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还乡者中还有像张进德、李杰（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这样引动乡村革命的职业革命家，有王鹏（陈瘦竹：《春雷》）这样领导乡民打东洋鬼子的爱国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启蒙救世还是发动革命，在小说启动还乡叙述的同时就开始强调这些还乡者和生养他们的故乡在思想、心理甚至日常生活方式上的落差。像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写张进德，“乡间差不多还是半年前的乡间，可是张进德却完全不是半年前的张进德了。半年前的张进德所能告诉乡人的，不过是些矿山上的琐事，半年后的张进德却带来了一些无形的炸药。无声的巨炮，震动了这乡间僻静的生活。自从他回到乡间之后，一般青年的农民得到了一个指导者，因之，他们的心已经不似先前的平静，而他们的眼睛变得更为清明……”而李杰，“在一年以前，他厌恶并仇恨这乡间的黑暗的生活，并且以为大部分的罪恶，应当落在他父亲的身上。但是他那时不知道如何做去才好，他本来是不能将父亲刺杀掉呵！……在一年以后的今日，他具着回来改造乡间生活的决心，他已经知道了‘要怎样做’，而且他更深深地明白了，就是这问题不在于将做恶的父亲杀死，而是在于促起农民自身的觉悟。只要农民自身一觉悟，那还怕乡间的生活不改变面目吗！？”
4. 还乡者逃难避祸
当生命受到威胁，无处可逃，无地容身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比故乡更能够为漂泊无依的游子提供一个庇护之所了。许多现代知识者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回到了故乡，可以说战争和动乱为现代作家把还乡母题处理成还乡逃难避祸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现代作家没有和现代中国一起感同身受地经历过战争，这样的现实经历和心理体验使作家在写作时自觉不自觉地把逃难避祸作为还乡启动和发生的重要原因。像20世纪20年代王任叔的《龟头桥上》、陈炜谟的《狼筅将军》，30年代洪灵菲的《流亡》，及至40年代这样的作品更是大量涌现，像田涛的《希望》、蹇先艾的《老实人》、艾芜的《回家后》和《故乡》、巴金的《憩园》等。
相对外面的世界，至少在还乡行动的角色选择还乡时，故乡在他们的想象中意味着和平、安宁之乡。王任叔的《龟头桥上》这样描写还乡行动的角色的心理选择和感受，“倘然你们问：你现在是在过着怎样的生活？那么我可以立刻回答你：朋友！我现在是在过着觉悟后和平静谧的生活……”“正在我这么奋斗的时候，病神把我救回，将我安置在这清风明月、鸟语花香、山清水媚的故乡来”。在现代作家的叙事中，似乎和平年代人是可以不和故乡发生关系的，疾病、战争以及危机中，故乡才被重新提起。巴金的《憩园》写到：“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而且，作家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还乡者正陷于生活的低谷和困境，像《流亡》中还乡行动的角色正被当局通缉；《希望》中还乡行动的角色拖儿携妻从战地惨淡而回；《故乡》中还乡行动的角色则被疾病所困扰，疾病、战争和危机不仅导致还乡行动的角色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优越感的丧失，而且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他们被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甚至比普通的在乡者还要落魄。
由于想象和现实的距离，还乡前后的心理落差必然会带动整个情节的翻转，导致情节的分叉。不仅如此，由于逃难避祸这样独特的还乡原因，小说的叙述还潜伏着另一层的落差，就是从在乡者的眼睛看去，对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者衣锦还乡的想象以及他们现实中的落魄还乡，就像蹇先艾所写：“本来预备在C城长久地住下去，想不到它会终于沦陷敌手，使我无法立足，只好辗转回到T县来。既然并非‘荣归’。而是，所谓‘打烂仗’才回老家，因此亲戚朋友对我的态度莫不十分轻蔑，冷淡。”从叙述策略的角度，还乡将两个封闭并且彼此想象着的世界洞开，在想象和现实的参差错落中迤逦出世道人情、悲欢离合。在有些小说中还乡逃难避祸还意味着前线和后方的比较，引发许多由于战争和动乱而浮出的现实和文化问题的思考。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战争和动乱与作家关注的乡村现实和思考的文化问题并没有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就像还乡仅仅是为了暂时逃避，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一样，战争、动乱中的还乡逃难避祸只不过是为作家把写作的视野从都市调整到乡村提供了一个契机，许多现代作家还不具备将现实的题材进行深化的能力。
5. 还乡者倦游还乡
“一夜北风，院子里的松泥地上，已结成了一层短短的霜柱，积水缸里，也有几丝冰骨凝成了。从长年飘泊的倦旅归来，昨晚上总算在他儿时起居惯的屋栋底下，享受了一夜安眠的文朴，从楼上下来，踏出客堂门，上院子里去一看，陡然间却感到了一身寒冷。”这是郁达夫《东梓关》的开头。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则这样写“叛徒”、“浪子”蒋少祖的还乡：“早晨落雪。车到苏州时，看见积雪的河岸和城廓，蒋少祖感动了。他想到，去年虽然经过两次，他却有整整四年未踏上这片土地了。一切都很不同了，没有想地，一切都很不同了：现在，这片土地上，是静静地落雪。……蒋少祖此刻所经验到的深挚的感动，是只有那些在外面斗争了多年，好像是意外地，好像仅是被吸引似地，突然地离开了自己把它当做生活、斗争、死亡的场所的外地，而回到故乡来的人们才能理解，而因为这个回来是短促的，并因为故乡底土地上是落着雪的缘故，蒋少祖就特别地感动。他没有坐车子，沿着落雪的街道步行回家。他含着严肃的、感动的笑容观察着街市；无论街市已经怎样改变，每一个角落都能唤起他底回忆来。”对蒋少祖而言，“暂时地离开那热烈而烦扰的一切，在落雪的古城走着，清醒地意识着生命底自由，是快乐的。他抱着小孩在雪地走出车站，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辜负他，他也没有辜负这个世界，心里有大的恬适”。倦游归来、浪子回头在现代中国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当现代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运用还乡母题时，他们所面对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道路。
因而，对于现代小说的还乡而言，芦焚《落日光》中有福那种真正意义的“浪子”似乎并不典型，更为典型的则是像文仆、蒋少祖这样的现代知识者，因而，倦游还乡也相应地隐藏了许多文化断裂和转折时期知识分子进退和徘徊的心灵信息，具有审视现代知识分子命运道路和心灵历程的样本意义。
6. 还乡者还乡原因被悬置
还乡者为什么还乡？在这些小说中被省略。这些还乡母题的小说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这些小说的还乡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其二，他们已经一别数年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就像吴组缃《箓竹山房》中的“我”，“我连年羁留外乡，过的是电影电灯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现代生活”。
这些小说，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去分析，又可以把第一人称“我”的还乡和第三人称“他”的还乡区别出来，当然这中间有些小说虽然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去叙述，但这里的“他”其实与作家有着精神上的同构性，就像“我”和作家之间的同构性一样。鲁迅的《故乡》，传统“游子”之于“故乡”的恒定意义发生变化，“我”这个身份暧昧的“过客”从“故乡”出发，“故乡”却不是“我”的归宿。应该说，从结构模式的角度来看，鲁迅的《故乡》对这些小说有一种结构原型的意味，无论是直接受鲁迅影响的20年代乡土作家的类似作品，还是30、40年代芦焚的《果园城记》、王西彦的《鱼鬼》、柳青的《在故乡》和《喜事》，从叙事模式到角色设置甚至情感基调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而且这些小说的情节推动力量来源于断裂和错位、记忆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熟悉和陌生、理智和情感，此故乡已经非彼故乡，就像王西彦的《鱼鬼》开头写的：“现在，我是回到家乡来了，回到自己的生息之所来了。不消说，我原是熟悉这里的一切的，甚至一草一木都足以揭开回忆的帷帘。我曾经离开过，但现在我又回来了，我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而“这里的山水草木，一一如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变得更为忧郁，更为阴沉，对我也格外陌生了”。这些小说之所以省略还乡的原因，是因为从这些作家主题期待的角度，讲述一个还乡的故事，或者运用还乡母题是为了突出和强调“我”与故乡之间的文化落差，“我”具备着观照、审视故乡的文化优势。还乡正好契合现代知识者返身批判故乡的文化视野，因此，如果“我”和作家、和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同构性，那么故乡和传统意义的乡土中国也具有同构性，因而这些小说常常可以在“现代性”的话题框架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而另外一些小说对还乡原因的省略和悬置，从叙述效果来看，则造成了叙述的空白，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曲秋的《归来的儿子》中在乡者和还乡者处在一种紧张中间，而这种紧张同样发展成形式上的情节要素；对于废名的《桥》则可能是作家通过留白来拓展艺术想象的空间。之所以这样认为，我们不妨读一下《桥》下篇的开始，废名写到：“在读者的眼前，这同以前所写的只隔着一叶的空白，这个空白实代表了十年的光阴。小林——已经不是‘程小林之水壶’那个小林了，是走了几千里路又回到这‘第一哭处’。……他到了些什么地方，生活怎样，我们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但这个故事不必牵扯太多，从应该讲的讲起。我也曾起了一个好奇心，想知道他为什么忽然跑回这乡下来，因为他的学业似乎中途而废了。其实都是说话的人自己为主，好比一班赌博朋友，侥幸他是一位‘公子王孙’，有财喜可寻，说他是丢了书不念，一夜输光了逃回来。当然不足置信。然而我也折中不出一个合理的说法，等待将来能够得到可靠的证明。”对于这些还乡母题的小说而言，确实如废名所说，“这个故事不必牵扯太多，从应该讲的讲起”，在我们的理解中所谓的“应该”，最重要的是“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的还乡者已经不是那个少小离家的懵懂少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