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平
随着三峡考古的开展，长江三峡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揭开：三峡不但以它的雄奇壮美，成为长江的标志性河段，更以它古老文明绵绵不尽的人文情怀，成为长江文明最华彩的乐章，成为世界上最富人文渊薮的大峡谷。
东方人类发源地
在距今6亿至2.7亿年前的古生代时期，三峡地区仍是一片海洋。中生代三叠纪末期，距今1.8亿年前后，“印支运动”使华南地区形成陆地，与华北陆地连成整体，但西南地区仍为古地中海的一部分，东高西低是当时的景象。由古云梦泽、古巴蜀湖、古西昌湖、古滇湖连为一体的古长江从东向西流向古地中海。中生代末期，距今8000万～7000万年前，燕山造山运动使巫山山脉自北而南隆起，切断古长江。于是，巫山以东的古长江即向东流，巫山以西的古长江仍向西流。新生代之初，距今4000万年前左右，规模宏大的喜马拉雅山运动气势非凡，形成世界第三极高峰和整个青藏高原，强迫浩渺的西部之水向东流去，去冲刷、去切割阻挡长江的巫山山脉，这便形成了壮丽的三峡。三峡是山与水共同撞击、共同孕育的结果。
三峡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降雨充沛，适宜生物生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在三峡地区寻找到5种与人类起源有密切关系的灵长类动物化石，并发现了204万年前的“巫山人”和距今200万年的“建始人”，以及他们使用的石器。三峡与非洲奥杜威大裂谷一样，是寻找人类起源最理想也是最可靠的大峡谷。
1956年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钟家湾，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长阳人”化石，并发掘了一批与“长阳人”共生的动物化石。近年来，黄万波先生在奉节兴隆洞发现距今14万～12万年的“奉节人”。
在三峡工程175米水位以下及移民迁建区，有50多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和遗迹。考古学家在对重庆丰都县高家镇、烟墩堡、井水湾、枣子坪四处旧石器文化中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石制品，尤其是发现了露天石器加工场，这在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一带是极为罕见的。它表明在10万～5万年前，三峡的古人们以常见的河流砾石（即鹅卵石）为原料打制石器，以这种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就石器制造技术而言，三峡旧石器汇集了我国华南、华北的特点，这是三峡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交流通道的有力证据，也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文化向晚期文化过渡的重要证明。
新石器时代：东传西递的文化大动脉
巫山县大溪镇坐落在瞿塘峡东口，大溪河与长江交汇处，长江南岸。1957年与1975年多次发掘，20世纪70年代被命名为“大溪文化”，其时间为距今6000～5000年，近年来对此遗址进行了全方位发掘。如果要复原这种历史场景的话，那画面大致是这样的：距今6000年前后，大溪一带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种植稻谷，打鱼狩猎，制作彩陶，用玉石、兽骨、象牙来打扮自己；他们生前食用大量的鱼，死后还用鱼作为随葬品，甚至把鱼尾衔在口中。这让后人猜想他们可能是以鱼作为氏族的图腾；还猜想这种鱼一定是经过盐加工后才能够作为随葬品的，因为鲜鱼极易腐烂变质；进一步的判断就是那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开采并利用三峡地区丰富的盐矿、盐泉了；他们盛行屈肢葬、多人合葬，葬式非常丰富而奇特；他们仍生活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的社会结构中，但后期已出现财富不均和父系氏族的早期征兆。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找到了距今8000～7000年的新石器文化。一处在大溪遗址的下层，一处在丰都玉溪坪。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了湖南澧水彭头山遗存和湖北城背溪遗存的影响。也就是说，三峡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主要受江汉平原和湘西山地的同类文化影响。到新石器晚期，重庆忠县哨棚嘴下层遗存，则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有近似的风格。三峡新石器考古表明：三峡，一头担着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一头担着成都平原，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东传西递上起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
北纬30°上的巴人之谜
翻开世界地图，三峡地区位于北纬28°～32°，即人们常说的北纬30°线附近。神秘的北纬30°！神秘的埃及金字塔、神秘的北美玛雅文化、神秘的百慕大，都处在这条纬线上。三峡的神秘就是那撩人的巴人之谜。在公元前的上千年这段漫长岁月里，巴人为开发大巴山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三大地区，开发清江流域、沅水澧水流域、汉水流域、乌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等众多江河流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巴人是古代开发三峡地区的最重要的成员。
据成书于秦汉的《世本》记载，巴人是“廪君之种”。可惜《世本》早已佚失。好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录下了廪君的事。这段夹杂神话色彩的文字，是研究巴人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它向人们透露出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据考证，武落钟离山在湖北清江下游的长阳，今称佷山。这一带是土家族的聚居地，土家族自认是巴人的后裔。“武落钟离山”应是巴人语言。在土家族中，“钟离”是公虎的意思。
——廪君是通过掷剑比武与驾舟比赛而成为领袖的。
——巴人为夺取盐业资源曾与以“盐水女神”为代表的某个母系氏族展开争战，并赢得了战争。这是巴人与盐的第一次结合。其后，“巴盐”与“盐巴”在三峡一带上演了一场横贯4000年的大剧。
——廪君战胜盐水女神后，在清江边（清江古称夷水）建筑夷城，建立了巴王国。这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巴人建立的第一个王朝。
——巴人以虎为图腾，好鬼神，崇拜祖先。廪君则是他们最伟大的祖先。
在以后的历史中，透过文献与考古材料，人们大致知道巴国的一些情况。巴国的军队参加了武王伐纣的联盟军，成为前锋部队，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冲锋陷阵，打败了殷商军队。战后巴人受封子国。这就是《华阳国志》中所称的“巴子”、“巴子国”。公元前703年春，巴国与楚国的联军击败了位于今河南南部的邓国。公元前689年，巴楚开战，巴国失败。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大败楚军，巴国向秦致贡，意图以秦制楚，但不久秦楚修好。公元前611年，位于今鄂西北的庸国乘楚国大饥荒之际，联合江汉平原诸国反抗楚国，连败楚军，秦国与巴国的援军与楚一道，灭掉庸国并三分其地，巴国分得原属于庸国的巫山、巫溪一带。公元前477年，巴楚又开战，巴败。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从清江出兵，一度攻占了楚国的兹方即今湖北松兹，直指楚国都城——郢都，但终因战线太长后援不济为楚所败。公元前316年，秦国先后灭掉蜀国与巴国，并对巴民族实行类似于民族自治的政策以巴制楚。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中可见其在秦楚两个大国的挤压下处境的艰难。
从考古材料来看，巴人在三峡地区各条长江支流上建立了相当多的聚居点，并留下众多的战士墓葬。巫山大宁河谷曾是巴人早期的活动中心地带。云阳和开县的澎溪河一线已发掘出数以百计的巴族战士的墓，随葬有巴式矛、巴人柳叶剑、巴式钺及其他铜器、陶器。涪陵小田溪曾出土了中国第一套战国编钟，共14枚。印证了史书上关于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的说法。三峡地区大量悬棺中也出土有巴人的兵器。20世纪50年代，在重庆冬笋坝、嘉陵江上游的四川宝轮院出土了大量的船棺葬，随葬品中的铜兵器、陶器带有明显的巴人特点。近年在成都闹市发掘出土的大片船棺群也是如此，其墓主人的遗骨带有明显的二次迁葬的性质。这一考古发现印证了古书关于蜀王杜宇禅让给巴人鳖灵（即蜀王开明）的故事，也印证了不少学者关于巴人建立了蜀国开明王朝的研究结论。
“巴盐”与“盐巴”：古代三峡的经济命脉
巴楚战争不断，目的非常明确，为了一个盐字。盐在巴蜀俗称“盐巴”。盐是巴国的经济命脉。
三峡及四川盆地原是一片汪洋，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以后四川盆地成为内海、内湖，由海盆、湖盆而成为陆盆。巫山山脉隆起后海底的含盐层上升，经雨水顺裂隙渗透溶化后再流出地表，便形成三峡地区众多的盐泉。据地质部门测算，仅万州及附近每年流失的岩盐资源约有30万吨之多。
在《山海经·大荒经》中描述了一个不种而食、不织而衣、鸾鸟歌舞、百兽相处、百谷所聚的巫国，这里群巫聚于灵山，采长生不死之药，好一派极乐世界。专家们考证，灵山即巫山。长江北岸的巫山中有巫溪宝源山盐泉（即今天的宁厂），有大宁河的舟船之利。长江南岸的巫山中有清江盐泉，有古大溪河的舟船之利。这里的盐行销楚蜀乃至更广大地区，换来不尽的衣食奇货，当然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在四川自贡井盐没有开发之前即李冰治蜀之前，巴国的盐雄踞长江中游、上游一带数千年。秦灭巴后，与楚人展开了对盐的争夺，并很快控制了三峡地区的盐，三峡之盐便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资源。
三峡与战争
三峡上连巴蜀滇黔，下扼湘鄂吴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在三峡上演了无数征战大剧。
巴楚之战绵延不断，前文已述。巴楚之间，留下三座关隘，这就是有名的扞关、江关、沔关。扞关在清江上，江关在重庆奉节瞿塘峡口。《华阳国志》误将江关记作扞关，因而便有了两个扞关。沔关在汉水上游。巴人退守渝东，又在今重庆长寿的长江北岸设置阳关，可见巴国的衰微了。
秦灭巴蜀是秦统一中国的重要举措。巴地有盐、铜、造船的木材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有勇敢的士兵和对楚的居高临下的上游优势，以及蜀的财富。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令司马错出夔门伐楚，秦军大船万艘，军10万，米600万斛。这可能是三峡江面上出现的创当时纪录的船队了。秦军这次征讨得楚的“商于之地”，楚的黔中郡成了秦的黔中郡。不久，楚夺回该地。公元前280年秦楚再战，秦胜，秦又夺取黔中郡。其后仍有反复，到公元前253年，经过反复较量后，秦迫使楚都由郢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秦完全控制了三峡一带。
东汉初年，公孙述称白帝，都成都。光武帝刘秀为统一中国，与公孙述的部队在三峡一带展开大战。从公元33～37年，双方在三峡及荆州一带，陆攻、水战、江南、江北、骑兵、火兵。最后，刘秀的大将岑彭从荆州、夷陵（今宜昌）一路破秭归，夺巫山，穿越三峡，夺得重庆，最后夺取成都。重庆奉节白帝城即为公孙述为巩固成汉小朝廷而设的军事城堡。
夷陵之战是三峡地区上演的一场著名大战。公元219年，蜀将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后，为吴杀害。公元211年，刘备称帝后，即于七月率大军攻吴，为关羽报仇。刘备大军的前锋一路在巫山打败吴军前哨，攻克秭归。蜀军又在长阳巴人的支援下，纵深吴境数百里。从公元222年正月到六月，蜀军凭借三峡天险，居高临下；吴军且战且退，集中兵力，以逸待劳，伺机决战。吴国年轻的大将陆逊利用炎热与火攻，烧毁蜀营40余座，即史称火烧七百里连营。刘备侥幸逃回奉节，在永安宫上演托孤的故事后病死。时间是公元223年夏。四年内，刘、关、张三兄弟先后去世，蜀汉已是独木难支。
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20万分六路讨伐吴国，以成就统一大业。其中一路由益州刺史王濬统率7万水军由巴蜀出发攻吴。公元280年，吴国举起降旗。这便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诗中唱道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汉晋以降，分分合合，朝代更替，三峡就像一位阅尽人间沧桑的老人，目睹硝烟散尽而烽火又起。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末世，起义军与割据者常以三峡为天险，拥兵自立，如元末的明玉珍、明末的张献忠、太平军的石达开。而每一个新立的王朝，几乎都有一段经三峡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的征讨史，如隋文帝令杨素伐陈，元蒙的攻宋，朱元璋逆江而上讨伐明夏，清初的平定三峡，以及在三峡和重庆平定吴三桂势力。古往今来，三峡本身就是一部无字的兵书。三峡有山水之险，给军事家们提供了以少胜多的条件；三峡有水利舟途，为大规模的兵力调运提供了条件；三峡有优秀男儿，他们是最好的兵源；三峡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对持久战以实物支援。三峡就像一块巨大的军事技术、战术、战略实验场，为升华军事理论和实践奉献着。直到抗日战争，它仍然是一道屏障，守卫着中国大后方，守卫着中国战时首都与陪都，忍受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并敞开胸怀，把中国的有生力量运送到大后方，为最终赢得这场民族保卫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歌三峡
三峡又是诗的三峡，民歌的三峡。据统计，历代歌咏三峡的诗作超过4000首，历代知名诗人超过千人献出他们歌咏三峡的激情。其中屈原是国际承认的世界文化名人，我国最早的大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创立的骚体诗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屈原是一位饱受三峡山水孕育的诗人，是一位饱受巴楚人民忠勇诚信品格孕育，饱受巴楚巫风孕育的诗人。
稍晚于屈原的宋玉则是直接歌咏三峡的诗人，其《神女赋》、《高唐赋》是以三峡为题材的诗作。
西汉时，无名氏一首《巫山高》成为历代诗人咏颂三峡的一种诗歌体裁，从汉代到清代绵绵不绝。据光绪《巫山县志》记载，仅以《巫山高》铙歌体咏三峡的，从南北朝至清就有46位诗人，其中有唐李白、李贺、张九龄、孟郊，南唐后主李煜，宋王安石、司马光、范成大、苏轼，清李调元等知名诗人。
李白三次进入三峡，先后写下《峨眉山月歌》、《夜宿巫山下》、《王昭君》等诗作，尤其是《早发白帝城》成为歌咏三峡的千古绝唱，是李白才华横溢的天才杰作。
杜甫的夔州诗400多首，约占他传世诗作的三分之一，是诗人旅居奉节两年间的创作。杜甫的三峡诗苍凉古劲，叩击胸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将他的精品诗作奉献给三峡，三峡为他抒发悲凉情怀提供了创作平台。
白居易曾在三峡中的忠州任刺史两年，写下120多首诗作，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抒发了自己被贬官的悲凉心情。白诗本来就通俗易懂，在三峡期间，更对巴渝民歌“竹枝词”情有独钟，与刘禹锡一道开创了诗歌通俗化、民歌化的改良运动。
刘禹锡于公元821年任夔州刺史，是竹枝词的集大成者。他的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为古典情歌中的绝唱。
宋代的知名诗人几乎都到过三峡，并吟唱过、赞美过三峡。如寇准、欧阳修、苏东坡父子、王安石、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陆游曾任夔州通判，三峡诗作非常多，还写有著名的《入蜀记》，以日记方式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是研究宋时三峡极好的资料。
元明清以降，出入三峡歌咏三峡的文人墨客难以计数。重要的有赵孟、宋濂、杨慎、张居正、王士祯、张船山、张之洞等，进入20世纪，毛泽东、刘伯承、董必武、陈毅、郭沫若等都曾赋诗题咏三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歌发展的三个鼎盛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五四”以后，三峡诗也形成高峰。三峡的壮丽山川与美妙人文为中国的诗学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竞技场，而名词、名诗、名赋、名文的创作本身就构成了三峡新的人文景观。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峡谷像三峡这样富于诗意、诗情和诗作。诗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影，是一个民族精神境界和教养的评价尺度，是一个民族对美与善追求的最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情趣的核。从这个制高点出发，我们在鉴赏、品评三峡诗时，才能掂出三峡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三峡在民族精神中的分量，才能掂出这份以三峡的名义形成的文化遗产的分量。
三峡工程：现代版的人文巨著
三峡工程的建设，为三峡人文谱写了新的篇章。
1919年，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在三峡地区修建水坝以得水利的宏伟设想。1924年，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提出在三峡建立水力发电站的构想。从1932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多次动议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一些世界知名的水电专家也多次来华调查三峡地区，进行坝址选择、人员培训。1944年5月，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世界最负盛名的高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受邀考察三峡并提出了《扬子江三峡初步报告》。
1953年，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大坝，根治长江水患问题。1956年7月，他的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水调歌头·游泳》问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对三峡工程做出具体的指示。1992年4月3日15时20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并获得通过。
1993年三峡工程终于上马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水利工程。
1997年，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诞生了。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世界级难题有了破解的保证；三峡的经济、文化有了一个靠得住的支撑点；中国西部开发的号角吹响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这条巨龙终于有了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重庆龙尾，为长江经济带的腾飞注入新的动力。
长江文明，由于有了三峡工程而新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大河文明所不可比拟的。三峡工程及移民工程、环境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工程，正成为三峡新的人文资源，成为三峡文化崭新的生长点。
三峡的自然山水与人文的结合，产生了三峡文化的核——三峡人文精神。它是三峡人民依托三峡山水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精神，它包括以巴人为代表的忠勇刚烈的品格、以楚人为代表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精神；承担大义、舍己为国的牺牲精神（在三峡移民中这一精神得到全新的升华）；与山水和谐相处，乐山乐水的仁智精神；幽默乐观，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及舒畅旷达、热情奔放的文化风格。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三峡人文精神在三峡工程建设、三峡移民、三峡文化建设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光大，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传承在长江文明的血脉里。
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批学者，大多是工作在三峡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线，具有较高素养和丰富实作经验的某一方面的专家，编写了这套人文三峡丛书。我们力图浅近生动地从多个侧面展示三峡人文的博大与富饶，神奇与情趣，悠远和年轻。但愿我们的努力会与你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