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里，一垄蛙声，一窗月色。二叔来赶牛了，队里派他趁夜犁白马堰的尖角丘。父亲招呼二叔吸完旱烟再走，说：“也就两三亩田，莫霸蛮，包管散早工。”
果然，东方微熹，青草犹带露水，二叔就回来了。他光着胳膊，肩着犁具，赤脚把上沾着泥巴，口中却念念有词：“牛掉河里了，快去看看；牛掉河里了，快去……”
“死人，你倒讲清楚呀！”父亲骂道。
“散了早工，我也高兴。牛在前边走，我在后面跟。过仙人桥的时候，正和赶来耙田的冯三打招呼，突然嗵的一声，和山上倒大材一样，真是碰到活鬼了，牛就掉、掉河里了！”
“该死咯，你霸蛮了？你打牛了？”
“我哪霸蛮，我哪打牛，真是碰到鬼了，呜……”二叔哭得活像个孩子。
父亲担着草就往仙人桥赶，赶到时草已洒了大半。牛在仙人桥下，侧卧在近岸的大石头旁，锦缎似的皮毛闪着油光，一只蜻蜓停在牛背上，几只牛虻随着牛尾时起时落，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只是牛见到父亲来了，想挣扎着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以一声长长的“mum”宣告了这种努力的失败，牛的眼角就滚出了泪珠。细心的父亲发现，河水红红的，几尾游鱼在殷红中倏忽来去。他抓一把草，又抓一把草，说：“妈妈的，你倒呷呀，呷呀……”
队里闻讯，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拨人报告大队和公社；一拨人去喊畜医刘长云；一拨人在仙人桥下照看牛；一拨人在牛栏边看守二叔和冯三。
大队的人来了，看看牛，摇摇头。
畜医刘长云来了，看看牛，叹叹气。
公社的人来了，看看牛，拍了板：放二叔和冯三，戴罪立功，参加劳动，以观后效；叫偏脑壳来。
偏脑壳，和父亲是老庚，按辈份却要叫我叔，一生下来脑袋就是偏的，所以讨不到堂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叫他来，就是说要杀牛了。杀牛，是件损良心的事，在乡下，连杀猪的屠户都不愿意干，“你屋爷杀牛”至今还是叫骂中最伤人的利器。这活当然只适合偏脑壳这样的单身汉干，虽有不同寻常的待遇，人们也不眼红。
“偏脑壳，你娘卖贼，又有烧酒屙血嗒。”
“偏脑壳，你娘卖贼，又有牛脑壳背嗒。”
“偏脑壳，你娘卖贼，又有半天尸躺嗒。”
……
杀牛之前，能够喝上半瓶烧酒；杀牛之后，理所当然能够享有牛头，享有半天假……这些都是偏脑壳杀牛的待遇。
要不，你屙酒血；要不，你背牛脑壳；要不，你躺半天尸……偏脑壳边搭着话，边提着开山斧，捻着几根线香和几张钱纸，揣着半瓶烧酒，向仙人桥偏去。那里，人们早已散去，谁也不忍心看那损良心的一幕，只留下牛、受伤的牛，等着偏脑壳。
人们在屋檐下讲着关于牛的笑话，一个说“虱婆掉在牛屄里”叫大家猜歇后语，一个说“一家生无底，满门午出头”叫大家猜字谜。父亲蹲着，叭喇叭筒旱烟。忽然，人们发一声喊：“来了！”远远的，偏脑壳扛着开山斧“偏偏”而来。一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白光，那是斧头；一头，在正午的阳光下滴着红血，那是偏脑壳黑色上衣裹着的牛脑壳。偏脑壳也不看人，也不搭话，只偏向父亲说：“满爷爷，莫怪我，莫怪我，我不杀你屋牛别个会，反正……”
“快死滚，快死滚，”父亲吐掉嗽叭筒，火气很大，“你娘卖屄是想呷拳头吧。”
分牛肉罗！随着偏脑壳的离去，人们变得兴奋不已，饥饿让大家对哑巴畜生的最后一丝怜悯一扫而空。
父亲是第一个挑——因为牛是我屋养大的——他和娘早商量好了，挑了一张牛皮、四个牛蹄、一小块腿子肉，实惠。
冯三是倒数第二个挑，挑了一副牛百叶、一条牛鞭。
二叔是最后一个挑，实际上已经没有挑的余地了，剩下的牛骨子和牛肝就归他了。我的老太婆间有这句话：“牛肝马肺，犹如呷屁。”
队里破例碾了两担新米。于是，午后家家户户都是牛肉香，都是新米香，空气中氤氲着一团诱人的芳香，久久不散。“妈妈的，快呷呀”“牛肉就比猪肉好呷，黄牛就比水牛好呷”“可惜七月份寻不到萝卜”——喧哗的人声更浓郁了这满空的芳香。我的老太婆，中餐破例多装了一碗饭，晚上破例破了戒，吃了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晚餐。唉——！
那时，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东风公社红旗大队小学三年级学生；一个是，东风公社红旗大队胜利生产队农民，放牛。从仙人桥掉下去的这头牛，是我放的第三头牛，黄牯，四岁口，我叫它“大黄”。放牧“大黄”，每天能够让我赚到两分五厘工分，相当于像我父亲这样一个全劳力的四分之一。十分工分七毛钱，一年下来，四舍五入，就是六十三元八角八分钱。要知道，当时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猪肉七毛钱，我一期的学费一块钱……没有大黄，我就赚不到工分，弄得二叔好像欠了我家一笔高利贷，一年也不敢上门，直到第二年分了田。
说来也怪，从此，一沾到牛肉，我就上火，牙疼。熟悉的人，和我用餐，都不点牛肉、牛腩、牛鞭、牛百叶……人啊，哪有广告说得那么好：冷热酸甜，想吃就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