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圣武”》，人们往往只是注意鲁迅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歌颂：“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这当然是对十月革命的歌颂，表明了鲁迅对“新主义”——社会主义的态度。但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主要内容，是批判传统的“圣武”思想和所谓国民性的弱点，或者说，以此来衬托迥然不同的外来的“新主义”。
什么是“圣武”？
是以“刀和火”为手段，改朝换代夺取统治权的权威。“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什么是“如此”？说穿了，就是“威福，子女，玉帛”，这是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小农社会的特产。连住在土谷祠里的阿Q的革命狂想曲的主题也如此。当然大丈夫一旦获得“如此”，又想不死，想成仙，以便永远“如此”。
所以，鲁迅曾担心“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到了我们这里，“也立刻变了颜色”。当然，现在看来，鲁迅这种担心，是似乎有些过分的。实际上，这正是鲁迅目睹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积累了太多的痛苦的经验的缘故。因此，鲁迅欢迎十月革命的着眼点便和李大钊不同，他显示了作为思想家的自己的特点，即一刻也不离开中国的现实去思考“新主义”。他特别着眼于中国人怎样去接受“新主义”。
鲁迅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能共鸣。”像这样的命题在当时是很少有人提出来的。任何事物的变化不在外因而在内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鲁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内因上，在哲学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时，被鲁迅称为“新主义宣传者”的李大钊曾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感染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人。但是，他在启发群众觉悟上有时也看得比较简单，以致认为“快去作工呵”(《庶民的胜利》，见《李大钊选集》)就可以成为达到新世界的桥梁。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有过他的历史功绩，但也一度醉心全盘西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仍然缺乏认识，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对发动中国农民的重要性几乎盲目无知，因此，导致他在阶级估量上发生了错误，后来便走向政治上的歧途。
当然，鲁迅当时也并没有能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去接受“新主义”的问题，他甚至提出这样的疑虑：“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乃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鲁迅书信集》第29页)但是，鲁迅一方面虽然担心中国能否接受“他国思潮”，另一方面却说出了一个真理：由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根深蒂固，即使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最高理想”，也脱离不了“圣武”——“威福，子女，玉帛”的框框，因此他们便常常仅仅作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因势利导，不能从改造中国社会入手，一定会碰壁。
所以，在《“圣武”》一文中，一方面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与“圣武”相对立的“新主义”；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要接受“新主义”的“精神燃料”问题、精神“弦索”问题、精神“发声器”问题，否则他认为是不会“共鸣”的。
实际上，鲁迅的一生都是在致力于这样的目标，提高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