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受友人之邀，开始在《香港文汇报》上每周撰写一个固定的栏目《网人网事》。友人当时的想法是，互联网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互联网而起的热点正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有意思”；对于一份传统报纸，他们需要补充一些新兴的、时髦的、鲜活的、“有意思”的网络热点小文章。
于是，平日里相对“擅长上网”的我，接下了这个活儿；而友人口中再三出现的“有意思”，成为了我选材的一个主要标准。
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中国互联网的这个“有意思”，在三年的时间里竟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先是“挺有意思”，然后是“有点意思”，到了现在，已经是“大有意思”了。
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又重新整理了近三年来的文章。一路看下来，看到了两个成长：
一个是我个人的。每周紧跟时事、大量阅读、挑选素材、组织语言、提炼观点的结果，就是三年的时间里我收获了三件礼物：写得相对更好，看得相对更远，想得相对更深。这不关聪颖愚笨，这是日子有功。
另一个，则是这个社会的成长，更确切点说，应该是网络民意的成长。
百余篇小文，贯穿了2009年8月到2012年8月整整三年的时间。如果按时间顺序看，会很轻易地发现，网络民意正在呈现一个由表面到纵深、从偶发到频繁的特点。在“早些年间”，网络上的“热点”多为“搞笑的、单纯的个人行为”，比如“犀利哥”、“凤姐”这样的网络红人，比如“囧”啊“雷”啊“杯具”啊这样的网络潮语，比如“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春哥纯爷们”这样的恶搞事件，这些，基本可以算是“挺有意思”；随着时间推移，像“‘人肉时代’的‘删贴公司’”、“手表会泄密”、“官不聊生：《领导出镜须知》”这种稍带讽刺、暗含锋芒的社会事件开始成为网民关注议论的热点主流，且网民的意见成为会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这时，“网人网事”已演变成“有点意思”；2011年7月前后的郭美美事件和温州动车事件可以算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两起事件中，推动网络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平台——微博发挥了淋漓尽致的作用。在那之后，网络民意明显变得犀利许多，网络热点频繁地集中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及政治事件上，网民的意志已经不仅可以影响单独事件的发展，甚至开始影响整个国家更深层面的东西。至此，网络涉及的人与事，已经“大有意思”。
而网络与现实的分别在这些年中亦越来越小——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是跟网络没关系的。这让我很有一番感慨——关于“可写素材”的感慨。基本上，这三年里，我文章取材的“宽广度”是在呈现一个“抛物线”：最初和网络相关的人事相对少，所以可写的内容也少；后来有一天忽然发现，所有现实中的事情，在网络上都会有所反应，网民都会参与，都会讨论，都会行动，所以“任何人与事都变成了网人网事”，都变成了可写的内容，这正是抛物线的顶端；再后来，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热点反过来变成是由网民制造的，而网络的特性又决定了这些网民制造的焦点越来越“敏感”，于是，不是没的写，而是不能写，否则就有可能被“和谐”，这就是抛物线的另一端了。
一路写过来，感慨非常多。比如，网民关注的焦点从一开始的流行恶搞发展到现在的反腐议政，这中间诚然有网络民意不断成熟壮大的因素，亦有因我自己的思想变化而导致选材不同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路写过来，我对网络民意的正能量感受得极其充分。从汶川地震到北京大雨，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从小伊伊到小悦悦，每一场危机面前都是微博在挺身而出，而每一个事件又都在推动着网络公民社会不断成长。
但是，一路写过来，我也越来越忧虑，深感网络民意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在为公民社会向前推进而雀跃的同时，太多的人忽略了对这种群体意识的警惕与反省，包括自省。尤其是微博时代，从没有这么多的意见领袖，从没有这么方便而直接的民意表达，这使得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变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频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过微博所产生的民意压力和民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而与传统的现实组织不同，这些聚集起来的网络力量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制度或一个足够强力的领袖来约束和控制，这就使得这股强大力量的走势变得不可测。网络公民的另一面也在产生着网络暴民。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在本书付梓之前写了这么多，其实，一方面愈写愈觉得话还没说完，一方面又觉得愈来愈说不清了。概因互联网这门学问实在是博大而精深，同时又动态发展着，又前途莫测着，我们普通人能做的，也只能是跟着它一起边走边看。倒是一些“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的、大力的、好好地研究它，因为说它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的命运一点也不夸张。只希望未来，“大有意思”不要变得“没意思了”才好。
狸美美
二零一二年九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