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会在夜晚被弃置广场, 这样, 第二天早上出门工作的所有人就都能看见。尸体上通常会钉上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诸如“这就是当军方密探的下场” 或“早上11 点以前不准碰这具尸体, 否则你就是下一个” 的文字。在某些执行杀戮的晚上甚至会发生地震, 这让大家更害怕, 因为我们认为每一场天灾的背后都包藏了人祸。
他们在2009 年1 月一个严寒的早晨杀死了莎芭娜。她住在班惹市场, 这是明戈拉一条狭窄的街道, 以居住着众多舞者及音乐家著称。莎芭娜的父亲说, 一群男人敲开了她的门, 要求她为他们跳舞。
她换上了舞衣, 而当她为他们舞动身躯时, 他们掏出了枪, 并威胁要割开她的喉咙。这件事情发生在晚上9 点的宵禁后, 街坊邻居都听见了她的尖叫。“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我保证我不会再唱歌或跳舞。看在真主的份儿上放我一马! 我是一个女人, 一名穆斯林。别杀我!” 枪声大作, 她满布弹痕的尸体被拖到绿色广场。有太多尸体被丢在那里, 因此人们开始把那里叫作“血色广场”。
我们在第二天早上知道了莎芭娜的死讯。在“毛拉FM” 上, 法兹鲁拉说她离经叛道, 死有余辜。倘若有任何女孩敢在班惹市场表演, 她们将一个个步上她的后尘。过去, 斯瓦特人以自己的音乐和艺术才能为傲。但现在, 多数的舞者都逃到了拉合尔或迪拜。音乐家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说他们不会再演奏任何曲调, 并发誓将过着虔诚敬天的生活, 借此抚平塔利班的怒火。
人们常议论莎芭娜的负面形象, 我们这儿的男人既爱看她跳舞又因她的舞者身份而鄙视她。部落首领的女儿不能嫁给理发师的儿子, 理发师的女儿也不能嫁给部落首领的儿子。我们普什图人喜欢皮鞋, 但讨厌鞋匠; 我们喜欢围巾和毛毯, 但瞧不起纺织工。手工艺人为我们的社会贡献良多, 却得不到任何认可,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多都加入了塔利班———以此来获得地位与权力。
人们爱看莎芭娜跳舞但看不起她, 当她被杀害后, 没有人出来为她说一句话。有些人甚至认为她死有余辜, 也许是因为他们惧怕或崇拜塔利班。“莎芭娜才不是穆斯林,” 他们说, “她是一个坏蛋,她活该被杀。”
我不能说那是“最黑暗的一天”。在莎芭娜被谋杀的那段时间里, 每天都很黑暗,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到处都有坏消息: 这个人的家被炸了, 这间学校被毁了, 某某在众人眼前被处以鞭刑等等。不幸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来势汹汹。莎芭娜谋杀案发生几星期后, 一名住在玛塔的老师被塔利班要求将裤管折到脚踝以上, 就像塔利班的穿法一样, 他拒绝服从, 他告诉塔利班: 伊斯兰教义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规范。他们吊死了他, 随后枪毙了他的父亲。
我没有办法理解塔利班的想法。“他们在诋毁我们的信仰。” 我在一次受访时说, “如果我掏出一把枪, 抵在你的头上, 然后跟你说伊斯兰教是一个诚善的宗教, 谁还会发自内心地认同伊斯兰教? 如果他们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变成穆斯林, 为什么他们不先以身作则, 当一名好穆斯林?”
通常, 父亲踏进家门时, 都在因他目睹或听到的事情而浑身颤抖, 例如警察被割头, 他们的头颅被用来在镇上游街示众。就连一些一开始为法兹鲁拉辩护, 相信他旗下的都是些真正遵循伊斯兰教义的信奉者, 并向他奉献黄金的人, 也转而开始反对他。父亲告诉我, 有一名女性, 在她的丈夫出去工作时, 捐献了大笔的财富给塔利班。当丈夫回家, 发现她把金饰都捐出去后, 气坏了。一天晚上,他们的村落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爆炸事件, 那名妻子吓哭了。“别哭,” 她的丈夫说, “那是你的耳环和鼻环发出的声音。仔细听, 接下来的声音是你的项链和黄金手镯发出来的。”
即便如此, 还是只有少数人敢站出来说话。父亲在大学政治课上的老对手伊赫桑·哈克·哈卡尼在伊斯兰堡当了一名记者, 他为讨论斯瓦特的现状而安排了一场会谈。然而, 受到邀请发表意见的斯瓦特的律师和学者没有一个出席, 只有父亲和一些记者到场。似乎人们普遍认为, 塔利班将在斯瓦特驻扎下去, 跟他们好好相处才是上策。“如果你加入塔利班, 那么你的生命百分之一百不会遭受威胁。” 人们会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鼓励家里的年轻人主动加入塔利班。塔利班来到民众的家中, 要么是来讨经费, 资助他们购买突击步枪; 要么是来要求他们献上自己的儿子, 加入他们的行列。很多有钱人都逃走了。穷人除了留下来并努力生存下去之外, 没有其他选择。很多男人都去了矿井或波斯湾工作, 这些家庭都没了父亲, 他们的儿子因而成了猎物。
威胁正步步逼近我们的身边。有一天, 艾哈迈德·沙赫收到一条匿名恐吓信息: 他们要杀死他。因为有一段时间, 他住在伊斯兰堡, 试图引发社会对发生在斯瓦特河谷的这一系列悲剧的关注。而在此时, 最可悲的莫过于受害者之间的互相猜忌, 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我的父亲。“我们的人民接二连三被杀, 而这个齐亚乌丁明明四处大放厥词, 却还活得好好的! 他一定是特务!” 实际上, 父亲也遭受了威胁, 但他却没让我们知道。他在白沙瓦举办记者会, 要求军方出面对抗塔利班, 直取他们的首脑。不久后, 人们告诉他, 他们在“毛拉FM” 上听到了他的大名, 沙赫·道兰出言恐吓他的人身安全。
父亲置之不理, 但我很担心。他在外直言不讳, 同时参加了许多团体及委员会, 通常都是午夜才能回到家。为了保护我们, 他开始在朋友的家里借宿, 以免塔利班对他下手。他无法想象自己死在我们面前的情景。我夜不成眠, 直到他返家, 我才能锁上大门, 安然入睡。当他在家时, 母亲会摆一把梯子靠在后院的外墙旁, 以备情况危急时, 可以直接翻墙逃走。父亲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笑。“松鼠似的阿塔尔应该办得到, 我可没办法!”
母亲总在设想各种各样的对策, 以应对随时可能突然来袭的塔利班。她想到上床睡觉时, 可以在枕头下藏一把刀。我说我可以偷偷溜进厕所, 然后去找警察。我和弟弟们想过挖一条地道。再一次,我希望真主赐给我一把魔杖, 好让我把塔利班统统都变不见。
有一天, 我看见我的小弟弟阿塔尔在花园里发疯似的掘地。“你在干什么?” 我问他, “挖一个坟墓。” 他说。我们的紧急插播新闻永远都离不了谋杀和死亡, 因此对阿塔尔来说, 棺木和坟地是生活的一部分。以前孩子们都玩躲猫猫、官兵捉强盗, 现在他们都玩军队大战塔利班。他们用粗树枝当作火箭, 细木当作突击步枪, 这些就是他们的“恐怖游戏”。
没有人能保护我们。我们的警察局副局长赛义德·贾维德不但去参加塔利班的会议, 在他们的清真寺祈祷, 甚至还主持他们的会议。他成了一名完美的塔利班。塔利班锁定的目标之一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NGO), 宣称他们是反伊斯兰教的。收到塔利班的威胁信函后, 这些NGO 跑去请求副局长协助, 而他根本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某次开会时, 我父亲公然质疑他: “你代表谁的立场? 法兹鲁拉, 还是政府?” 阿拉伯有句箴言: “人民跟随国王。” 当你所居住的地区的最高权力者加入塔利班以后, “塔利班化” 便成了常态。
巴基斯坦人喜欢阴谋论, 阴谋论无处不在。有些人认为执政当局在蓄意支持塔利班。他们说军方希望塔利班留在斯瓦特, 因为美国人希望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 指挥他们的无人飞机。因为塔利班在那里, 我们的政府就可以对美国人说他们爱莫能助, 因为他们自己的麻烦就有一大堆。这样的说法, 也正好呼应了美方不停攀升的批评声浪: 我们的军队与其说是在阻止塔利班, 不如说是在帮助他们。现在, 我们的政府就可以这样回答: “你们说我们收了你们的钱来帮助这些恐怖分子, 但如果真是如此, 为什么他们连我们的国民都不放过?”
“塔利班的背后很明显有一股我们看不见的势力在撑腰,” 父亲说, “但这一切没有那么单纯。你愈想深入理解, 它就会变得愈发复杂。”
2008 年, 政府甚至从监狱里释放了TNSM 的创办人苏菲·穆罕默德。据说, 比起他的女婿法兹鲁拉, 他的手段比较温和。因此,大部分人希望看到他与政府签订和平条款, 以在斯瓦特施行伊斯兰教义为代价, 把我们从塔利班的暴力中解放出来。这是父亲非常希望看到的结果。虽然我们都知道这远不会是终结, 但父亲认为, 如果我们都以尊崇伊斯兰教义的方式生活, 塔利班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战斗下去。届时, 他们就只能放下武器, 过起平常人的日子。但如果他们还继续粗暴行事, 父亲说, 他们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军队依旧在可以俯瞰明戈拉的高山上进行枪械训练。整晚, 我们都能听见他们训练时发出的“砰、砰” 声。中间会暂停5 分钟、10 分钟或15 分钟, 然后, 在我们恍恍惚惚即将进入梦乡时, 再次响起。有时候, 我们被吵得捂住耳朵或用枕头盖住头, 但那枪声就在附近, 让人无法忽略, 也无法可挡。第二天早上, 我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更多的塔利班杀人事件。我们疑惑不解, 军队到底在山里对着什么东西开炮? 为什么他们连阻止“毛拉FM” 日复一日的广播节目都办不到?
无论是军队还是塔利班, 看起来势力都很强大。有时候, 他们在同一条大路上架设路障, 中间相隔不到一公里。他们会要求我们停下来接受检查, 但似乎并不知道不远处对方的存在。这真的很匪夷所思。父亲说, 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像卡在石臼缝隙里的粗糠一样。但是, 他依然毫不畏惧, 继续为公众大声疾呼。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刚开始, 每次听到枪声, 我的心脏就会跳得很快。我非常害怕, 但是, 我不说出来。这并不表示我会停止去上课。恐惧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最后, 正是恐惧使得人们开始抵抗塔利班。恐惧让人们变得残忍。塔利班毁灭了普什图人的信念,以及伊斯兰教义的价值。
为了让自己分心, 我开始阅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 这本书探讨了很多大问题, 比如宇宙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时间是否能倒转, 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只有十一岁, 却已经开始盼望时光倒流。
普什图人深信“复仇之石永不枯烂”。如果你做了错事, 就要直面由此带来的后果。
但报应什么时候才会降临呢? 我们不断地询问。
13古尔·玛凯的日记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的某一天, 父亲接到了一通来自他的朋友阿卜杜勒·海·卡卡尔的电话。他是一名常驻白沙瓦的BBC 特派员, 希望找到一名女教师或女学生, 撰写一份塔利班统治下的每日记事。他希望通过日记, 来展现处于深重灾难中的斯瓦特人的生活。起初, 玛丽安女士的妹妹阿依莎同意书写, 但她的父亲发现后,认为这件事太过冒险, 阻止了她。
当我无意中听到父亲在谈论此事时, 便说: “何不让我试试看?”我希望外界知道斯瓦特发生的一切。接受教育是我们的权利, 就如同我们有权利歌唱一样。伊斯兰教义赋予我们这项权利, 它说, 每一个女孩与男孩都应该去上学。《古兰经》告诉我们应该追求知识,认真学习, 以探知世界的奥秘。
我从未写过日记, 所以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虽然我们有计算机,但电力经常中断, 也没几个地方能让我连上网络。因此, 海·卡卡尔会在晚上打我母亲的电话找我。为了保护我们, 他用太太的电话打过来,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电话会被情报部门窃听。他会引导我,让我告诉他我一天的经历, 并向他讲述一些趣闻或我的梦境。虽然我们都是普什图人, 但因为这个博客用乌尔都语撰写, 所以, 通常我们会用乌尔都语聊上30 或45 分钟。他认为, 这样博客就会呈现出更真实的面貌。然后, 他会将我的陈述整理成文字, 每星期在BBC的乌尔都语网站上更新一次。他告诉我关于安妮·弗兰克的事情:她是一名13 岁的犹太女孩。二战期间, 为了逃避纳粹的追杀, 她和家人一起躲在阿姆斯特丹。他告诉我, 安妮写了一本日记, 内容是关于她和家人们苦难的生活、他们如何度过每一天, 以及她心中的感受。令人伤心的是, 到最后, 安妮一家被告发而遭到逮捕, 安妮死于集中营中, 年仅15 岁。后来, 她的日记公开出版, 成为一份强而有力的历史记录。
海·卡卡尔告诉我, 用真名发表这些文字太危险, 他为我取了一个笔名古尔·玛凯。它的原意为“矢车菊”, 同时也是普什图传说中一位女英雄的名字。这个传说有点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古尔·玛凯在学校认识了穆萨·汗, 两人坠入爱河。但他们来自不同的部落, 因此两人的相爱引发了一场战争。不过, 与莎士比亚的剧本不同的是, 他们的故事并非以悲剧结尾。古尔·玛凯用《古兰经》教育她的长辈们, 战争是不好的。最后, 两个部落终于停止干戈, 允许这对爱侣共结连理。
我的第一篇日记发表于2009 年的1 月3 日, 标题是“我很害怕”。文章这样开始, “我昨晚做了个噩梦, 梦中充斥着军方直升机与塔利班。自从军事行动在斯瓦特展开后, 我就常做这样的梦。” 我写道, 我害怕去上学, 因为塔利班明令禁止, 而且随时注意我的举动。我还描述了一件在我下课要回家时发生的事, “我听到一个男人在我身后说: ‘我会杀了你。’ 我赶紧加快步伐。过了一段时间, 才敢回头看他是不是跟在我的后面。当我看到他是在打电话时, 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原来, 他是在跟别人说话。”
看着自己的文字出现在网站上, 我非常兴奋。一开始我有点害羞,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开始明白海·卡卡尔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到些什么, 因此我变得比较自信。他希望日记呈现的是我个人的感受, 用他所谓“辛辣的字句” 来描述, 将塔利班的恐怖统治与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写了很多与学校有关的事情, 因为那是我们生活的重心。我喜欢我的宝蓝色学生制服, 但校方建议我们改穿一般的服装上学,同时建议我们将书本藏在披巾底下。有一篇名为“不要穿彩色服装”的日记中, 我写道: “一天, 上学时间到了, 我正要套上制服, 忽然想起校长的叮咛。于是, 我决定穿上我最喜欢的粉红色连衣裙去上课。”
我也写到罩袍。当你年幼时, 会喜欢罩袍, 因为它穿起来很好看。但是, 如果你是被迫穿上罩袍, 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而且, 穿上它令人行走困难! 在一篇日记里, 我提到一件当我和母亲、堂兄到耆那市集购物时发生的事: “在那里, 我们听到一则流言。说是有一天, 一个穿着覆面式罩袍的女人跌倒了。有一个男人想出手帮忙,但她拒绝了, 并说: ‘兄弟, 不要帮我, 这个样子会带给法兹鲁拉莫大的喜悦。’ 而当我们走进一家商店时, 商店老板大笑着告诉我们,一开始他吓死了, 以为我们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因为这样的人都身着罩袍。”
学校里, 同学们开始谈论网站上的日记。有个女孩甚至将它打印下来, 带到学校给我父亲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