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临近东北省城的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只有几十万人口，却承载了我所有童年的美好。
父母都是“铁饭碗”，典型的双职工家庭，家境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一家人蜗居在50平方米的职工家属楼内。这种家属楼都是红砖码砌而成，名义上是楼房，实际上还得自己烧煤取暖，房子里有火炕有炉灶，房前有小仓库，房后还有一片自留地，可以种些应季的蔬菜。记得父母还种过几垄草莓和几棵樱桃树，每到成熟的季节，我都会吃得满嘴泛甜，那种甜是真甜，从嘴里甜到心里，是我无数次都魂牵梦萦的味道。只可惜，那种味道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父亲是个小富即安的人，他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每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满足了。由于一次意外他受了工伤，随即办了内退，基本上就是不干活还能照常拿工资的好差事。闲下来的父亲整天无所事事，靠打牌度日，整日都以小赌打发时间，那一年他43岁。
母亲天生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她不甘于现状，她不向贫穷妥协，于是她办了病退，只身下了海，做起了服装生意。那年月，铁饭碗很值钱，很多人的脑子里都没有下海经商的概念。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毋庸置疑是先动起来的人。他们的成功就是他们毅然决然“下海”带来的回报。这种成功不需要羡慕，不需要嫉妒，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事实上，很多时候机遇都很公平地摆在每一个人面前，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错过了而已。
母亲下海的时机很好，那时候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只有一个供销百货大楼，几十万人的大部分生活需求都来源于这个百货大楼，其利润是可想而知的。母亲的思路也很活泛，她租了几节柜台卖起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其中有男装、女装，还有童装，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更换。总之，就是看什么衣服赚钱就卖什么。在那个朴实的年月里，百货大楼都是柜台制，还没有精品屋、专卖店这一说，与那些早市、夜市、地摊相比，这些柜台卖的就是精品货。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做服装生意发达主要靠两种货：第一种就是成套的西装。就当时而言，能够穿上一身西装那就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体面的象征。甭管是夹包的公务员，还是蹬三轮的苦力，谁都得备上这么一身，等有重要的场合时穿戴。记得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母亲也给我配了两身笔挺的西装，尽管穿上去有些大，甚至袖子都能遮住手，但我仍是乐得穿在身上，因为我是全校第一个能够穿上西装的学生，就是跟校长那一身西装相比，我这身西装的料子和款式也毫不逊色。所以说，虚荣这个东西，不分年纪大小，打从娘胎出来就在心里打上烙印了。
第二种就是皮货买卖。那年月，东北的气温尤为糟糕，一到冬天就是零下三四十度，几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人浑身上下都冻透了，那刺骨的寒风就像一把把小刀子，把人的脸割得生疼。还记得有个笑话形容东北的天气：一哥们冬天靠着墙根小解，结果没等他尿完，那刚刚还冒着热气的尿液就被冻成冰坨了。虽说这个笑话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其寒冷的程度。遥想当年，我的耳朵和手脚都被冻伤了，每天都用温水配中药洗两遍，等到开春的时候，冻伤的地方一揭就是一层皮，那种难受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
很多没到过北方过冬的南方朋友可能无法完全地理解这种寒冷，所以我建议这些南方朋友有机会可以亲自去东北体验一下。体验东北寒冷程度的方法有很多种，用舌头就是其中最为便捷的一种。胆大的南方朋友可以随意找上一个露天的铁器，如单双杠、铁栅栏等，把舌头贴上去，保管让您知道什么叫作悔不该当初。出于人道考虑，我建议跃跃欲试的南方朋友先做好准备，如随身携带一个温水壶，待舌头被粘住之后可以浇灌铁器脱困。千万不要以为用手机就可以解围了，因为舌头被铁器粘住后根本说不出话来，电话打给谁都无济于事，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蠢事，那种哇呀哇呀却说不出话的感觉简直让人抓狂。
那年月，东北御寒只能靠棉衣，直到皮货盛行才有所改观。于是，各式各样的皮夹克、皮大衣外带各种动物毛领就涌进了东北的市场。就当时而言，这些都是紧俏货，也是稀罕货。在寒冷的冬日能够穿上一件皮衣，那绝对既抗风寒又体面，甭管男女老少，谁家都能豁得出一两个月的工资买上一件。
母亲看准了这个商机，把全部的家当押了进去。那时候母亲所在的百货大楼只有几家店经营皮货买卖，基本上都是去哈尔滨拿货，母亲却剑走偏锋，直奔辽宁西柳，找了一家皮货加工厂，定做了一大批皮夹克、皮大衣。这些皮货的款式都颇为新颖，而且皮质上乘，价格又比从哈尔滨进货便宜了一多半，其竞争力是可想而知的。
很快，母亲通过皮货买卖就捞到了第一桶金。临近年关的时候，她已经承包了百货大楼近20节的柜台，卖货的营业员就请了十多个。那时候正逢寒假，我也被叫到百货大楼里帮忙，主要就是看管柜台的皮货，以防丢失。因为每天试皮衣、买皮衣的顾客太多了，可以说络绎不绝，所以难免有一些皮货被一些动歪脑筋的顾客“顺手牵羊”。
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母亲每天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数钞票，她鼓鼓的皮兜里总会装满百元大票，平均每天的卖货款都能有十几万元，过年的时候一天的卖货款还能超过20万元。所以我打那时起就养成了数钞票的习惯，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我还会偷偷地往衣袖里藏上两张，留作自己的私房钱。
母亲靠皮货赚了多少钱我很难统计，总之，第二年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市中心的新楼盘。不久，母亲还买了一台黑色的桑塔纳，特意请了司机，早晚负责接送我上学放学，白天就跟着母亲去商场。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没有私家车的概念，满街跑的除了一种叫作“大头鞋”的两厢出租车外，基本上都是各机关领导所乘坐的公车，以至于学校的同学们都把我误认为“干部子弟”。其实，我心里最清楚，自己只是普通百姓家庭而已。
富裕后的家庭生活水平直线攀高，父亲抽的香烟从2元钱一包的“大庆”改成了“红塔山”，以前顿顿喝的散装白酒也变成了瓶装的品牌酒，动辄就去参与千百元一局的麻将牌九，每场输赢都在万元左右。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天的伙食费和零花钱只有2元钱，自从母亲下海经商后，我兜里每天基本上都装满了百元大钞，这些钱有母亲给的零花钱，有父亲赢牌后给的赏钱，还有我从父母衣兜里偷来的钱。好在那个时候父母的衣兜里钱多得没数，我每次也只是偷一两张，所以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从来没有被父母发现过。
人一旦有了钱，就会有想法，就会有欲望。欲望从来就不分年纪大小。于是我变得不安分了，学习对于我来说不再有吸引力。那年月，跟我有着同样想法的穷孩子也很多，所以很快他们都加入了我的行列，而我则成为了这群孩子的头儿。和他们在一起，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和推崇。但是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来源于我的优越感，这份优越感很纯粹，就是用母亲的血汗钱所堆砌出来的虚荣。
现在想想，孩童时候的我能够成为焦点人物，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我的心态。我是个乐得分享的人，愿意把我所拥有的分享给那些肯陪我玩耍的伙伴，他们让我享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而我能成全他们对于物质的向往和需求。从小我就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决定，也曾有一些小流氓打过我的主意，想从我的手中捞些钱花，对此我无一例外全部都用拳头打了回去。最严重的一次还用刀子捅伤了一个小流氓，惹得父母用皮带狠狠地抽了我一顿。尽管被抽得遍体鳞伤，但我从不后悔。我就是这样，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告诉所有人，我有支配自己的权利，我可以心甘情愿地和你分享，但若硬抢，绝对没戏。
不得不说，那个纯真的年代是我最为豪爽和阔绰的一段美好时光。由于钱来得容易，所以花起来毫无算计。记得那年月有一种薄荷味的香烟叫作“英雄”，普通包装的8元一包，扁盒包装的15元一包，我每天至少要买2包扁盒的“英雄”香烟放在身上，一是自己抽，二是发给小伙伴抽。到放学的时候如果没有抽光2包，干脆就送给小伙伴们，以免回家后被父母发现。还记得当时的罐装可口可乐是每罐3元，我每天至少要买十多罐，送给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送给听话的男同学，送给漂亮的女同学，就连老师我也照送。总之，就是你能让我舒服，我对你就绝不吝啬。
很快，我的小团体就发展到了十几人，被一群小伙伴众星捧月的感觉实在是好到了极点，我乐得混在其中吆五喝六，也乐得替他们埋单。那年月，娱乐项目远没有现在的丰富，但足够让我们去消遣和放纵了。当时游戏厅的游戏币大概是1元钱8枚，一些经典的游戏，例如95格斗王、街头霸王、三国志等，我基本上用一个游戏币就能打通关。录像厅的门票应该是2元一张，循环场，整天都放一些打打杀杀的老电影，偶尔还会放一些低俗的影片，常常看得我提心吊胆，既激动又担心。
在当时，不单单是男孩不愿意学习，很多女孩也都很叛逆，她们对书本不感兴趣，反倒对我们这种淘气学生情有独钟。于是，她们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总是陪着我们出没在大大小小的旱冰场。在那年月，滑旱冰是一项很时髦的娱乐项目，5元钱就可以租到一双旱冰鞋，随便你滑到什么时候。其中滑得好的男孩会吸引很多漂亮女孩的目光，就算滑得不好的男孩也能乘机拉一拉女孩的小手，正可谓一项强身健体、勾妹搭哥的实惠运动。
我滑旱冰的水平尚可，就如同我的长相一般，不招人爱，也不惹人骂，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平庸”。尽管如此，旱冰场仍旧是我的福地，很多漂亮女孩都愿意和我一起玩。在享受这份艳福的同时，我很少去想这些漂亮女孩究竟是把我当作了情圣还是把我当作了钱包，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之所以腰杆硬，是因为口袋里有钞票做支撑，倘若我是个连根冰激凌都买不起的穷学生，恐怕连女鬼都懒得往我身上靠。所以说，人都喜欢逃避，不愿意去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我更是如此，乐得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旱冰场的打情骂俏中，以至于我现在很难回想起那个宝贵的初吻究竟给了谁。
父母对我疏于管教，一方面是忙于赚钱，一方面是被我蒙蔽了。在家的时候我的表现一向良好，给父母的印象一直是那个曾经的三好学生。由于逃学过多，误了很多功课，所以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成绩直线下滑。不过这些对我而言都不是问题，因为我打小就鬼点子多，榜卷上的名次不理想，那就干脆找印刷厂自己印一份新的榜卷，把自己的名字移到前十名即可，然后找人在原榜卷上替父母签字交给老师。此举可谓滴水不漏。
或许有人会问，父母这边可以糊弄，但老师那边该怎么办？其实也很简单，老师也是普通人，也有其弱点。在逃学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也没敢忘记老师的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都会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新款的女装，然后直接送到班主任老师的家中，到了妇女节、教师节，我还会给班主任老师买一些礼物。中国是人情社会，无论各行各业，只要有敢收礼的人，就不乏会送礼的人，这就是我在那个年纪所悟出的人际交往技巧。所以我和班主任老师一直相处得很友好，即便她发现了我请假条中的猫腻，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很简单，谁也不想坏了谁的名声。
到了初中三年级的下半年，母亲的服装生意日益难做，虽然每天都有盈余，但是这些盈余已经满足不了母亲的欲望了。她决定转行，放弃这个让我们一家得以脱贫致富的服装行业，因为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她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在这一年，市中心又开了两家大型商场，一下子涌进了更多的人做服装行业，他们都把目光聚集在了利润最大的皮货买卖上。于是，辽宁西柳就成了这些人的福地。随即，皮货就成为我们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的大众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