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起义
这是一张将近百年的老照片，它摄于彪炳天水史册的1912年秦州起义的前夕。
其实，照片中的人物，一看，从衣着上就能断定出是民国年间的人。他们的具体身份以及详细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但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这场起义中的中坚人物和骨干力量。他们或立地，或骑马，还有一位骑在一匹驼峰高耸的骆驼上。因为是远拍，人显得极小，且模糊，看不清那一张张革命前夕的脸，但能想象得出，一定肃穆而凝重。而照片的背景则极大——背景乃天水泰山庙也。当时的泰山庙正是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部，那雄伟的庙门、阔大的行宫以及壮观的殿宇，隐约可见。资料显示，照片拍于这一年春天。也许，是1912年的春天来得过于迟缓了吧，照片上没有一丝春天的气息，倒是有一派冬日的萧瑟。
就在定格下这一时刻后的不久，秦州起义爆发了。
这是一场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于陇原大地的共和之战。这一年，毗邻秦州的宁夏和陕西，先后有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实际行动，此时的秦州城自然也会闻风而动。恰好，曾在山东为官多年的天水乡贤陈养源，在八国联军入京后悲愤满腔毅然辞官，赴上海进行革命活动。在沪期间，他与孙中山等诸多革命领袖来往频繁，遂取得革命党人的信任与慷慨解囊。此外，他对从秦州赶赴上海的进步青年关爱有加，且以爱国革命精神谆谆诱导。这一批人在相继返回秦州之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成为秦州起义的积极支持者。
陈养源，就是为秦州起义在暗处撒播火种的人；
而后来的黄钺，则是秦州起义事件中于明处手持火把照亮黑夜的人。
黄钺，湖南宁乡人。戊戌变法后，因痛恨清王朝腐败而投身革命，曾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并参与营救章太炎、黄兴等革命党人活动。武昌起义前为推动西北革命，他利用其父黄万鹏的关系，北上兰州任兵备处总办，秘密组织了革命团体——大同会。武昌起义爆发之际，黄钺得到甘肃提督的允许，赴天水募组“骁锐军”，伺机起义。当清军在关中一带围攻革命军的时刻，黄钺在天水地方革命志士2000余人的支持下，于辛亥次年，即1912年3月11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清晨，率部起义，兵分三路，分别攻击衙门、贡院和州衙，宣布秦州独立，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任正都督，向燊任副都督，刘文厚任征讨使，下设8大处，分另处理军民政务，并通电南京、上海、武汉、四川、陕西等地，从而给西北的封建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
这就是天水历史上的秦州起义。
此次起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不少革命志士也联名致电，支援秦州起义。但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部分果实，甘肃的封建官僚也乘机向秦州军政府发难。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使得临时军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加之黄钺本人对领导军政府缺乏应有的信心，1912年6月7日，经过三个多月的会谈，秦州临时军政府与兰州军政府达成协议，临时军政府宣布结束，至此，持续半年的秦州起义宣告结束。但是，在临时军政府成立后颁布的以“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的《甘肃临时军政府约法》五章，在一定程度上对恤民济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是年6月，黄钺应邀返回湖南。这位注定要在天水历史上留下英名的湖南人，在革命志士与众多乡亲们执手泪眼的相送中，怅然回到了南方。而这些，都是隐匿在这帧照片背后的沧桑历史。百年已去，当我将目光再次投向这帧照片时，充溢于纸上的凝重、沧桑以及肃穆，不仅让后来者记下了一座城郭在一场伟大的革命前夕应有的那份气息，也藉此记下了一座庙宇当年的大致模样。
这，已经显得弥足珍贵了。
国立十中记
这是1944年4月的甘肃清水。
一群英气勃发的少年，在经历了背井离乡的内心之痛和长途跋涉的身体之苦后，终于在这遥远的大西北寻找到了一处安身的地方，寻找到了一处可供久居且得已安然面对课本的地方。7年后，他们站在校门口的缓坡上，集体留下了这张合影。也许，这张照片意味着他们将要离开这里，从此天各一方远走天涯；也许，这只是他们郊外踏青归来的一次小小狂欢。不管哪一种猜测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24个年青人一段挥之不去的青春往事。远远地，就能看见国立第十中学的古朴校名，土墙下简陋的校门，就是他们温暖如春的家门。可惜，虽然时为阳春四月，但照片里透不出一丁点春天的气息，有的只是无尽的苍凉和一个时代的忧伤。
这是一帧我在地方党报编副刊时一位热心读者荐来的照片。它让我不得不想起那段艰难岁月里的中国教育以及一所在熊熊战火中退避下来的学校：
国立第十中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战火纷纷。国难当头之际，不少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在后方办学，如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北大、清华、南开诸校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北洋、东北、北平大学在陕南组成西北联大。与此同时，一些中学或单独或联合地也相继迁往内地。其中，各地联合内迁的中学，奉教育部指令进驻大后方，组成国立中学。从1938年到1943年的六年时间里，这样的中学遍布内地，总计有22所，校名分别以其成立时间为序。
其中，有两所国立中学相继在甘肃天水成立。它们分别是国立五中和国立十中。
国立十中主要接纳的是豫、晋、鲁和东北等地的流亡学生。1937年，约有3000多名学生集结天水，组成“天政学生队”，由甘肃省政府派杨集瀛主持管理，后改为陇豫公学，校址暂设在玉泉观。1938年底因故迁至清水，且奉教育部之命名为“国立甘肃第二中学”，隶属教育部，督学许逢臣兼任校长。是时，“国立甘肃第一中学”也在天水成立，即后来的国立第五中学。1939年4月10日，接教育部新令，“国立甘肃第二中学”易名为国立第十中学，校址设在永清堡和原泉小学。直到1946年夏，即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夏天，负笈求学于此的学子们才东迁至河南郑州，至此，国立十中完成了它的历史重任，宣告结束。
一所在熊熊战火中求生的学校，在清水大地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之后，烟消云散，不复存焉。他们在这遥远大西北的弹丸之地，曾经水土极度不服，曾经在警报拉响时钻入防空洞，但只因为一腔热血和拳拳报国之心，在这里的清晨和黄昏留下了朗朗的读书声，也留下了自制的教具模型以及自编的学习教材——这种于国难之际勤奋刻苦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至今还在清水大地薪火相传。
如果计算一下，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可能离别人世了，即便活着，也是耄耋之年了。但他们作为一所学校的见证者，亦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和投影。
1943年的天水
这帧距今已近70年的照片，在关于天水历史文化的各类书籍里频频出现。每次遇到，总让人不禁发问：这就是我现在日夜栖身的这座城市的过去吗？七十年的时间，会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步入不逾矩之年，而这帧照片却心如止水，波澜不惊，用纸质的嘴唇诉说着这座老城的陈年旧事。
尽管，照片所呈现的只是一个轮廓，模糊而隐约。
1942年底，美国水土保持专家罗德民，作为受邀专家之一来到天水考察水土保护工作，同行的还有叶培忠、蒋德麒等知名专家。他们以天水为基地，献身于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这帧弥足珍贵的照片，就是罗德民于次年春天在工作期间拍摄的。我不知道，当罗德民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他对于这座到达了仅有几个月的老城究竟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我能够肯定，这张照片已经成为历史的证据，见证着一座老城的过去。所以，如今栖身于这座城市的子民，应该对这位美国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正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回忆与遐思的凭证。
从照片的角度可以断定，他显然是站在北山上俯拍的。照片中，藉河之南的山峦连绵起伏，白雪皑皑；藉河水像一条飘逸的丝带穿城而过。想象得出，河面上一定结了厚厚的冰块，但冰块之下的清冽河水依然潺潺流淌，甚至还有欢快翻腾的鱼儿和五颜六色的料礓石。河两岸，民居屋舍，鳞次栉比，青砖黑瓦，闾巷相连，承载着老城里所有人卑微渺小的世俗生活。那条隐约可见的马路，空旷，寂寥，找不见一个行走的身影。但我相信，那里一定店铺林立，生意兴隆，有车夫穿行其间，也有青衣大褂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缓慢抑或匆匆地走过，为这座老城增加着些许生气——虽然我无法从这帧照片上找到曾经的陇南师范学校、天水公教医院，也找不到当时已经名噪西北的天水鸿盛社，但是，我还是能恍惚看到这座老城苍凉的背影！
这，可是一座有着2800多年建城史的老城啊。
据《史纪》载，“当殷之末，有中汉者，已成西垂。”西垂者，即后来的西犬丘，汉西县故址，今天水东南一带。可见，天水建城史早在商代就拉开了大幕。2000多年过去了，它已经发展成一座甘肃陇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如同一株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就其地理而言，依山傍水，南北两山形如天然屏障，是丝绸古道上翻越秦岭、陇山、六盘山进入西北的要冲之一；而且，城内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城内自东向西依次分为东关、大城、中城、西关和伏羲五城，五城互为一体，又相对封闭，以城墙相隔，城与城、城与城外，有若干城门，城外还有高高的青砖壕沟——这是一座多么令人怀旧的繁华之城啊。而这些，已经幻化成时间的碎屑，藏匿在照片的深处。
现在，南山依旧在，可惜没有了桑麻翳野的赫然气象。曾经的马路旧貌换新颜，为宽阔笔直的柏油路替代；旧有的民居更少，仅存下来的，已似垂死之人最后的时辰，不将于世。所以，每每经过西关一带，碰到那些古旧的牌坊、雕花的垂花门时，总要驻足观望一番，像是一场黯然神伤的告别——我曾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穿行在明清或者民国年间的这座老城，那是何等地气定神闲呀！
是的，这帧照片总能让人沉浸在一座老城的怀旧气息里。
纺织机的自叙
一架老式的土布纺织机，兀自独立在照片的中央，旁边没有人，也没有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扶在它的任何一角。这出乎我的意料。它静静地停在时间深处，仿佛冥思，仿佛回忆，仿佛埋首于前尘往事——这张只有一架纺织机的照片，更像一张张开的嘴唇，自叙着一段隐匿于你、我或者记忆深处的乡村生活。其实，早在我贫穷的童年，就认识它，并且就在它的旁边日渐长大。只是，这些年很少见了，像一位相忘于江湖的童年伙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加速度时代的缩影呢，还是我私人的健忘和过错？
也许，这架没有人呵护和使用的纺织机会寂寞呢。怎么不会？我想，一定会的。
记忆里，在空阔的院落里，几乎家家都能为纺织机留出一间房子来。这是一户人家最重要的机具之一，也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乡村生活的重要细节啊。每一天，祖母忙完了活，就一声不吭地走进那间光线阴暗的房子。那时，我才四五岁，不懂，也没有太大的力气。所以，其实是祖母一边带我，一边纺线。她先把棉纺成纱，再织成布，然后送到染房，染成蓝色、黑色、红色，或者艳艳的花色。常常，她摇上一会，累了，就歇下来，唱歌。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歌词。那是土塬上最流行的歌，是土塬的《诗经》，村子里，妇孺老幼，人人会唱。
有时候，可能是她开心的时候吧，她还会让围在一边的一群儿孙们，猜谜语。
而她的那双手，一刻也不离开纺车。她得忙里抽闲，她得把一家人的粗布连夜赶制出来。所以，吱吱嘎嘎的声音，一直在响，如一支朴素的山歌，自沙哑的喉咙而来。如果是冬天，窗外飘着大雪，祖母的旁边总会出现一盆温暖的炭火。现在想想，往大里讲，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千百年来的一个小小缩影：往小里说，这是传统手艺在贫穷落后的小小村庄的延续，更是每户人家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匿其间的，不止是布匹，还有爱情，和婚姻。
与纺织机相邻的，是一架纺车。它们放在一起，像一对穷邻居凑在了一起。纺车的结构简单，我还能记得大概的轮廓。一上一下的经线，纬线用梭子从上下交叉的经线之间穿上一道，尔后用梭子将纬线压紧，来回反复。整个编织的工艺过程，像篾匠打一张竹席，不同的是线条的粗与细。一个大的轮子带动几个小的轮子，在带动中，一团团棉花变成了细细的棉线。纺织机和纺车都很老很旧，经过日积月累，汗水浸透了它们的身体，那一道道木纹，像是老人们额头上的道道皱纹。它们和那双手，那张古铜色的脸，那双裹着粗布的三寸金莲，多么和谐啊，仿佛一种遗风，在村庄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甚至说，它们和家里的梨木八仙桌、檐下生锈的锄头一起，构成了一户人家贫寒的生活。尽管现在回头看去，颇有诗意。
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这架纺织机就消失了。是流窜到村子里收集古物的贩子买走了，还是后来发现不用时给劈柴烧火了？我想，即使在，也一定落满厚厚的尘土，看上去更加陈旧更加苍老了，恍若隔世。因为，它和儿时的歌谣、昏暗的油灯以及美好的童年一起消失在这个日新月异见异思迁的年代里：
一去不返，仿佛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