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祖辅吴之初，就已“设法禁以良人为贱”，并且规定凡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凡民贫穷卖己子者，由官府出库金赎还。南唐建立后，仍坚持未变，东都判官冯延鲁上书要求变更此法，主张“民贫不能给者，听留己子”，遭烈祖拒绝。此法的实行，收到天下归心的良好效果，是南唐巩固统治的又一重要措施。
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杨行密平定江淮后，虽推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但全国并无统一的税率，官吏从中苛索多征，仍在所难免。公元918年，烈祖掌管吴国国政后，首先免除百姓公元916年以前的全部欠税，对公元917年的欠税暂时也不征，待丰收之年百姓宽裕之后再征。这一政策使全国上下都很满意。接着烈祖又改革了税制，取消了丁口钱。原来农民纳税付现钱，商人占便宜，农民吃亏，这次改为田税收实物，而且每匹绢市价500文，交一匹绢可抵1700文的税额。朝臣纷纷议论政府吃亏太大，烈祖则认为百姓富庶国家才不会贫穷，并且说，这才是真正劝农的上策。
烈祖称帝后又进一步改革税制，使百姓负担得以减轻。他派使者到各地去调查记录各户农田的肥瘠，然后分出等级纳税，百姓纷纷称其公平合理。从此江淮一带调兵和摊派赋役时就以土地的肥瘠为标准，杜绝了官吏的层层盘剥，从根本上减轻了百姓负担。
烈祖金陵建国之初，军储未实，关市利敛尤为繁重，百姓之困苦未能上达到皇帝。适值金陵大旱，烈祖宣示宰臣说：“近京三十五里，皆报雨足，独京城不雨，何耶？得非狱市之间冤枉未伸乎？”诸臣未及对，申渐高历阶进谏说：“雨惧抽税，不敢入京。”烈祖闻言大悟，第二天便下诏停止一切额外税。这充分反映出了南唐烈祖关心民生，意欲减轻赋税。
在封建社会，农民最沉重的负担莫过于徭役，除应征外出驻防打仗外，还要修城筑宫，承担各色差使。烈祖称帝后，再未扩建金陵，宫殿也是当年的府衙。公元940年2月，烈祖特下诏：废除营造力役，勿妨农时。地方贡献皇帝观赏的珍禽奇兽和品尝的时鲜水果，极为扰民耗财，各级官吏并借以敲诈勒索百姓。烈祖深知其弊，下令放诸州所献珍禽奇兽于钟山，又诏令免去宣州岁贡木瓜杂果。
烈祖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的措施。于公元939年正月，烈祖下诏，抚恤境外归附的百姓，并分给他们土地，使其耕种。4月又发布诏书：“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同时，南唐政府有条制规定，地方长官要“修葺陂塘”，进行水利建设。例如，废弃近百年的丹阳练湖，经地方官组织百姓修浚，又发挥抗旱蓄洪作用。
烈祖采取的以上政策和措施，大大促进了南唐经济的发展，为南唐国家社会的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
戢兵睦邻，稳定国家
南唐烈祖李昪从小在军旅中长大，亲眼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他登上了帝位后，没有像其他的皇帝那样变得昏庸起来，而是继续施仁政，尽量为百姓谋福利。为了政权的长期稳定，也为了百姓长久地享受太平，烈祖制定了一个根本的国策让国家长期奉行，这就是戢兵睦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和中原的势力相比还有差距，所以制定了这个总的治国方针，对外边的政权他尽力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才北伐抗击中原势力，以阻滞其向南开拓疆土。
吴越国在杨行密的时候就和江淮互相敌视，烈祖见当时天下长期战乱不止，厌恶用兵扰民，祸乱百姓。因此在称帝之前就和吴越钱氏政权开始修好，把俘虏的吴越将士全部归还，而钱氏也以桃报李，将俘虏的吴国的将士礼送回来，两方面的关系有了根本性的转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异常惨重，兵器铠甲几乎被烧尽了。这时，大臣们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烈祖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物资救济，从此两国尽消恩怨，长期地友好相处起来。
烈祖一直尽力与后晋保持着正常关系，礼尚往来。公元940年南唐边将不遵守命令，进入后晋安州抢掠，被击败，损失将士2000余人。为惩一儆百，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引起大规模战争，烈祖拒绝后晋遣返的战俘，让后晋依法处置。烈祖清楚地意识到中原王朝是自己国家的潜在危险，所以他在世时极力与辽朝结好，使节往来频繁，目的在于通过辽朝遏制中原王朝对自己国家的不利举动。他甚至采取宋齐丘的建议，暗杀辽使，破坏辽晋的密切关系。
南唐在烈祖统治时期，对周边其他小国也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南汉国主曾派使臣到南唐，谋划共同攻楚，平分其地，但遭到烈祖反对。烈祖甚至派出使臣到福州，调解闽王与其兄弟的关系。他这样做，是想创造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烈祖之所以采取戢兵睦邻的方针，并非只是厌恶用兵祸乱百姓一条原因，他在一次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当时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烈祖则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奉事中原政权，发兵攻打，弄不好要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方山险而地贫瘠，即使发兵攻打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就是占领了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当地人好作乱不好治理。要出兵只有楚国的马氏政权可以作为对象，也能轻易夺取，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就像孟子说的那样，燕人取齐，恐怕惊动四邻。就算是得到了尺寸之地却得到了天下皆知的恶名，我不想落这么个结果。”
烈祖是武将的义子，靠柔顺、坚韧、精明、勤谨，一步步登上皇位。他以戢兵睦邻的方式，不仅使人民生活安定，负担减轻，生产发展，而且使武将在长期和平环境中逐渐减轻其政治分量，从而避免了武将的叛立和篡权，从内部稳定了烈祖所建立的国家。所以直至南唐灭亡，国家政局一直稳定，虽曾有个别武将叛逃，却无人在地方上叛立，更无武将在中央篡位。这为整个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有一小国叫后周（公元951-960年）。后周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转瞬即逝的王朝和小国，但其崛起对今天却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公元948年，后汉高祖刘知远病死，次子周王刘承佑即位，是为后汉隐帝。为了亲理朝政，扫清夺权路上的障碍，公元950年，隐帝在奸臣苏逢吉的煽动下，将功绩卓着、刚正不阿的杨邠、史弘肇、王章3人杀死，然后派人刺杀郭威。郭威闻讯后，自写密奏以表心迹，希望隐帝能远佞臣、重贤良，但隐帝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残杀了郭威留在京城的家属。郭威别无选择，亲率重兵，一路过关斩将，杀回京都开封。不久，隐帝被郭威的追兵杀死。公元951年，迫于现实压力的后汉太后传出“诰命”，将传国符宝授予郭威。郭威称帝后，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继太祖郭威后，世宗柴荣即位。郭威、柴荣时期，后周政清吏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世宗死后，年少的柴宗训即位，后周逐渐走向灭亡。
后周王朝在郭威、柴荣时崛起和中兴的主要标志是：
鼓励农民开垦耕种，谁开垦谁就拥有土地。废除了许多过于苛刻的税收；废止了极端残忍的刑法，规定除犯叛逆罪外，不得灭族及没收家产；允许民众与非汉族人民自由交易，放宽了盐、酒、皮革的私卖禁令。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恢复了农业生产，活跃了商业活动。
在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同时，疏浚漕运水路，兴修水利灌溉；限制寺院发展，整顿钱币，发展商业；惩治不法官员，整顿行政队伍，改革行政机构，还颁布了新修刑法《大周刑统》。这些使后周呈现了一种政治清明，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的局面。
后周之所以出现兴盛局面，主要是郭威、柴荣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改革：严厉整治贪官污吏；取消营田务制，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城市建设，促进商业发展；毁像铸钱，解决钱币缺乏问题；治理水患，灌溉农田；南征北讨，开展统一战争。
后周是继五代中的后汉而立的。后汉末期，奸臣当道，混乱朝纲，以致政治腐败。郭威当皇帝后，以此为鉴，特别注意对人才的任用。他对大臣说：“我长期生活在战场上，不知道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你们文武大臣，不论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向我提出。”臣下提出的不少好建议，太祖郭威都能虚心接受、采纳。他又能留心搜罗人才，所任用的魏仁浦、李毂、王溥、范质等人都能忠于职守，遵守法度，逐渐改革了一些弊政，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形势渐渐好转起来，使后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显露出国富民强的迹象，为周世宗柴荣继续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祖郭威除了革新除弊之外，非常提倡节俭，以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下令：凡宫中乘舆服饰不得过于华美，应用器物以朴素为准，不准贡献奇物、奇兽、奇禽。为了取信于众，郭威当场砸碎珠宝玉器数十件，并且指出，后汉隐帝酷爱珍玩，宠信嬖奸，因以亡国，应视为前车之鉴。郭威反对厚葬，见后唐诸帝坟被掘盗，便嘱咐柴荣，自己身后要薄葬，不用石雕人马，只在石碑上刻一行小字：“周天子平生好节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柴荣继承郭威节俭的作风，严禁贡献珍奇食品和珍玩。这种两代皇帝以身作则、倡导节俭的精神，使后周王朝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