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压抑佛教，禁造佛寺。武则天提倡佛教，僧尼大增，中宗、睿宗时期，佛教势力有增无减。玄宗即位时，全国僧尼多达数10万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僧尼不事生产，不服役纳税，却要百姓建寺造像，“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减少了国家的收入，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开元二年（714），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下令裁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者1.2万余人。连同其他几年，开元初天下僧尼还俗者3万余人，还下令禁止建造佛寺，禁止百官与僧尼、道士交往，禁止民间铸造佛像和抄写经书。这些措施虽然有些极端，但当时对于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玄宗的各项改革，使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更加适应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安定富庶的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出现了。
唐代前期，经过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贞观年间生产逐渐恢复，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社会生产继续发展，又经过唐玄宗的改革，到开元年间，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唐朝社会经济发展到高峰，成为唐代最繁盛时期，被史家称誉为“开元盛世”。
开元时期的伟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写下了他对这个盛世充满深情的怀念：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
杜甫的诗，以写实的笔法、简炼的语言描绘出开元时期经济繁荣、人民富庶、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盛世景象。杜甫曾经在开元盛世里生活过，他的诗不愧为史诗，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这是可用史料加以印证的。
（1）粮食布帛丰富。杜诗说“公私仓廪俱丰实”，当时官仓、私廪里确实储满粮食布帛，“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749年，官仓存粮共有粟米9600多万石，长安、洛阳地区的国家粮仓里堆积如山，甚至达到“陈腐不可较量”的地步。其中洛阳含嘉仓一处储粮就有583万多石。
（2）物价比较便宜。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达，物价亦比较便宜。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北方米价一般是一斗13文。此后直到天宝年间，物价长期稳定，东西两京斗米不至20文，面32文，绢一匹210文。
（3）户口显着增加。705年有815万户，至755年（天宝十四年）达到891万户，增产76万。有人口5291万多人，接近5300万。这是唐代官方掌握的最高数字。
（4）耕地面积扩大。开元年间，全国耕地面积达620余万顷，以890万户计，平均每户有耕地70亩；每户以5人计，每人14亩多。据有的史家推算，唐代实际垦田数字约在800万顷到850万顷之间。盛唐之际中国仍然是地广人稀。所以唐政府鼓励早婚多育。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诏：男子年15，女子年13，以听婚嫁，并令：天下百姓皆须婚嫁，勿使外有旷夫，内有寡女。
（5）水陆交通发达。开元时期，水陆交通发达，驿站制度完备。以首都长安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30里设一驿站，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驿86所，共有驿站1643所。陆驿备有马，主要供公用。所以唐代的养马业非常发达，天宝十三年仅陇右牧监就有马32.57万匹。私乘驿站备有驴。水驿以大运河沿岸最为繁盛。时人描述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6）学校教育盛况空前。开元时期学校教育非常发达，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四门学、律学、医学、书学、算学，还设有丽正书院（后改称集贤书院），为官办书院的创始。地方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有乡学，甚至还有里学。开元二十六年，玄宗下令：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如以有户891万计，全国有里学89100所，再加上中央七学、州县学，学校数目之多，是很惊人的。重视学校教育，是出现开元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7）科学文化蓬勃发展。开天时期科学技术亦有重大发展。其中特别是天文学家僧一行发明的“黄道游仪”、编成的《大衍历》在世界科技史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开元诗坛百花盛开，万紫千红。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等都是这个时期的着名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为祖国的文艺园地增添了新的光辉。据统计，开元时期国子监所属学校各科生徒及州县学学生共6万余人，文教科技人员3700余人，其科技文化发展盛况也是空前的。当时藏书之盛亦值得称道。《新唐书·艺文志》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唐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远远高于西欧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商品生产相当发达。商品生产的发达是以农业生产的发达为前提的。如果农业生产不能保证人们最低的生活需要，是谈不到发展商品生产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所以，城市的发展情况，反映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开元时期的城市经济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开元时期有许多着名的大城市，首都长安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的人口近百万。这样多的人口，当然需要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多种商品供应。所有商品，不仅可供城市本身的需要，还可对外贸易。因此，许多中外商人云集长安，兴贩贸易，长安的东西两市是繁荣的商业区，东市有220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还有大食、波斯的商人。长安不仅是唐朝的首都与工商业重要城市，而且也是国际性的城市。
其他城市，如洛阳，仅次于长安，城中有三市。仅南市就有120行，3000余肆，400余店，货物堆积如山。
西欧的城市则远远落后。开元时期，西欧原来的城市古罗马都已衰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极不发达，所以城市很难发展起来。一直到10世纪或11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到北宋时，都尔奈、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才开始发展起来。能够与长安媲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有80万人口，是欧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扼黑海与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欧亚大陆的桥梁，从而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东可与波斯、中国、印度进行贸易，西可与西欧经常交往，北与北欧也有商业往还，全部地中海的贸易也无不与君士坦丁堡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除了商业之外，该城的手工业也相当可观。最重要的是丝织业。丝织业的原料生丝，一部分由中国进口，这就必然使人联想到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国生产。产品主要供贵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国内外市场销售。其次是金属业，主要是制造金银餐具和镶嵌金银的器皿，供统治阶级享用。另外，还有军火制造业。
筒车（模型）
竹或木制成的轮型提水机械，竹筒或木筒在水中注满水，随轮转到上部时水自动泻入承水槽，输入田里。
从长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有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762年以后，巴格达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业中心，城里有毛织、棉织、珠宝、香水、玻璃等手工业。因其地处亚、非、欧国际贸易的中介地位，所以这里聚集着许多埃及、印度、中国和拜占庭的商人。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等地的香料与染料，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和黑奴等，都通过巴格达转运各地。巴格达还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可见唐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令人向往。
6世纪到9世纪，东方的唐皇朝、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和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着名的大城市。其中长安更为先进，因为长安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较高。如果农业生产水平太低，是难以供应大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同时也意味着，农业必须有相应的粮食加工业。长安周围的碾磨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磨，还有部分畜力碾磨和人力碾磨，基本上满足了长安居民生活的需要。由此可见，长安的城市面貌，反映了开元时期全面的经济发展水平。唐皇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自西汉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来，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虽然也数次中断，但总的看来，还是向前发展的。到了开元时期，这条交通大道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汉武帝以后，中国的丝绸就大量畅销中亚、西亚各国，并通过这些国家的商人转往欧洲，被希腊、罗马贵族视为珍品，所以，欧洲人最早称中国为“丝绸之国”。唐代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样丰富美丽。同时，丝织品的工艺水平也大有提高，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另外，还受到波斯的影响，以纬线组成花纹，吸收了波斯织锦法的优点。
由于唐代丝织业的发达，唐朝打败突厥以后，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所以对外的丝绸贸易甚为发达。从长安经西域至阿拉伯帝国，再由东罗马转往欧洲的丝绸是相当多的。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在唐代传到西方的。天宝十年（751）七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溃败，三万之众，所余才数千人，很多士兵被俘。被俘的士兵中有些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
除此而外，民间的商人贸易也颇频繁。例如，黑衣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麇集之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也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蕃坊”，有暂住者，也有久居的。暂住者两年往返一次，久住的则在中国成家立业，深入中国社会，学会中国语言文字，甚至有能诗善赋的。
唐朝初年，唐与波斯的贸易也很频繁，不管海路还是陆路，都有很多来往。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交换中国的丝、纸、大黄等物品。唐朝的主要城市，长安、扬州、广州、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等地，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宝生意。由于中国产品对人们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国产品冠以“中国”的名字，如白铜叫“中国铜”，制造瓷器的高岭土叫“中国土”。不难看出，波斯商人活跃于中国不是偶然的。
近代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外国的货币。在新疆的乌哈、库车和吐鲁番，青海的西宁，陕西的耀县和西安，河南的陕县和洛阳，河北定县以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附近呗口子等地，都发现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出土外国货币约30起，总数达1171枚，分属波斯12个国王（4世纪至7世纪中叶），其中以库思老二世时的铸币最多。当时，波斯银币是西亚、北非和东欧地区的通用货币。
东罗马金币也在多处被发现。先是在陕西咸阳隋独孤罗墓出土了一枚查士丁尼二世（565-578年）金币，以后又陆续在西安市土门村唐墓中出土一枚希拉克略（610-641年）金币仿制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枚了希拉克略金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制品，在西安市西窑头村一座中唐墓中还曾出土有三枚阿拉伯金币，它们同属伊斯兰古币“第纳尔”。日本的和铜开称银币，铸于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此币曾出土于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又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五枚）。
以上发现的各种外币说明，唐开元时期在当时世界上的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公元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此后相继出现五代、十国。同时，在华夏的北方，有一契丹族发展强大起来。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938年改国号为辽。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契丹与汉族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了和平发展，使得辽朝国势昌盛，国力强盛，呈现中兴繁荣之势。继太宗之后到景宗、圣宗时期，辽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高度发展。到辽天祚帝时期，统治阶级内讧加剧，强盛的大辽迅速衰败了。公元1125年，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朝灭亡。
辽太宗时期辽朝崛起的主要标志是：
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我国东北自古以来就地域广大、人烟稀少，土地肥沃、生产比较落后，诸民族在基中散居杂处。辽太宗时期曾在谐里河大搞屯垦以供军用。在燕云地区，辽则采取了募民垦地的政策，使得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与此同时，各种金属矿藏的开采和冶炼逐步兴盛起来，纺织、陶瓷、制革和造车等手工业也都有所发展，马鞍曾闻名天下。
商业比较发达。辽在农业、手工业、矿产业等方面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商业贸易开始繁荣。同高丽（今朝鲜）、日本等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大，辽宋之间也保持着贸易来往。
文化发展迅速。首先是创制文字，尔后在语言上逐步实现汉化。
佛教兴盛起来。辽国在建立政权之前，佛教已经传入。公元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公元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公元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
在医学、天文学等方面也有一定成就。辽朝在医学方面，吸收了中原汉医、汉药的成就，同时也有本身的特色，境内不乏医术精湛者。辽朝有司天监，掌管天文历法。圣宗统和十二年，改用大明历，此历为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并颁行至高丽。
辽代主要的治国方略是：利用矛盾消灭割据，以拓展疆土；制定南北官制，以维护中央统治；重用汉官，以促进政权机构的进步；签定澶渊之盟，求得边疆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