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划统治，内服外服
商王朝对武丁统治区域，明确地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即内服与外服。内服是指商中心区域即商王统治的众族邦及其居住地域；外服是指商中心区以外服从于商统治的区域。外服区域一般有若干氏族共同体，它们有自己的居邑、武装组织和职官系统。对于商族人来说，它们属于“异姓”的范畴。
商朝外服邦族的数目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王朝势力的盛衰对商时服时叛。商王朝为了密切与外服族邦的关系，商王一般会给予某些外服邦以侯、甸、男之类的封号。
作为商的臣属，外服邦族要向商王提供贡纳，包括各种土产物品、牲畜、占卜用的龟甲乃至人牲等，同时要在商王发动对敌对国征伐时，派军队随同出征。商王则负有保护外服邦族的义务，并得随时巡幸于这些邦族。商王朝这一做法，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给予藩族很大的自主权，这在当时是稳固中央政权统治的有效办法。
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朝中心地区，这个地区又称作“王畿”，住着大大小小的邦族，只不过它们与外服邦族的性质不同，主要由王的同姓或姻亲构成。王室姻亲与商王同姓氏族同被视为商王的亲贵。所有这些以血缘姻亲关系结为一体的内服邦族与商王朝之间的关系，自然比外服邦族亲密。它们不存在时叛时服的问题，王朝也不必用武力维持对它们的统治，它们是维持王朝稳定的中坚。
王位改革，稳定政局
与夏朝相比，商朝国家机构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武丁时期，商代有关政治制度日趋完善。这首先表现在王权的加强及王位继承制度的改进上。
商代最高统治者称王，其所包含的氏族首领的意味更加淡漠，而专制君主的意味则更加浓厚。
商王对臣民仍然实行“家天下”的统治，除了充当臣民的大家长外，他的家族，包括贵戚、妻、子及奴仆都被用来参加国家的管理。商王武丁妻妾、诸子执行商王委派给他们的各种国家事务，如主持祭祀、率兵征伐、组织向商王的贡纳等等。
“臣”在商朝的身份只不过是商王或贵族身边的仆役，如曾在商王武丁手下担任重要职务的伊尹说，他是小臣或罪奴出身。
商王的王位在商王家族内世代传承，但它一开始并不是像人们在以后社会中经常见到的那种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相当-部分大王的男性近亲都拥有继承王位的权力。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那时的家族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小家庭的利益总要放在大家族的利益之上，“兄弟之亲不如父子之亲”这一父系制度的原则，不可避免地要在王位继承制度中表现出来。但首先产生的一个问题便是：“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按照传统，当然是兄之子；按父子之亲，则最后一位继位的弟弟当然愿传给自己的儿子。这个矛盾势必引起商代统治者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议。经过一段时间两种势力的反复较量以后，也经过商人对王朝势力盛衰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最终，由父子相继制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兄终弟及制。
商时的父子相继制尚不等于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尽管如此，商朝统治者进行的王位继承制度的改革，对王权的稳固和商朝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社会稳固，经济、科技等发展必然加快。所以，王位继承问题的解决是商走向崛起和繁荣的重要基础。
协同劳作，发展生产
农业是商朝社会主要的生产部门，不仅关乎到民众的生计，也影响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因此，几代商王特别是武丁表现出对农业的高度关心。武丁时，朝廷设有专门管理农业的官吏，如小耤臣、小刈臣、小众人臣之类，凡此，皆表现农业在商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商朝武丁时农作物的种类主要有黍、稷、麦等。黍即今日北方所称的黍子，去皮为黄米，性粘，为当时上等粮食作物，主要为上层统治者所享用。其用途不仅用作主食，还用作酿酒。统治者贡献给祖先神灵的也是黍。可见黍的种植最受商王重视。稷即粟，今称谷子，去皮为小米，为北方最普遍种植的一种粮食作物，也是当时广大平民经常食用的主食。这种由我国最先培育出来的粮食作物，由于适应于黄河流域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大概在种植面积上占据了各种粮食作物的首位。比较起来，商时麦子尚未成为主要种植的粮食品种。
商代武丁时农业生产的手段与过去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进。就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工具而言，商人所使用的，仍然是以木、石、骨、蚌一类材料制作的工具为主。木耒是商代人使用的最基本的农具。这是一种歧头、两齿、带长柄的原始农具，用于刺土、起土和开挖窖穴与沟渠。耜也是商朝的基本农具之-，它用石制、骨制及青铜制造的耜头套接在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加以使用，其性能类似于战国秦汉的臿，再发展成为后来的锹、铲一类的工具。商时人们收割用的镰刀一般用石制，也兼用蚌制。商时的青铜的形状类似于铜斧，但装柄的方式有所不同，其用途主要在于开挖土地。应当说，这类青铜农具的使用确是一种进步。
商时武丁时农业仍停留在使用耒耜进行粗耕的阶段上，尚未出现畜力耕种，也未使用水利灌溉。尽管如此，商代的农业生产仍比过去有较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及其剩余也比过去有较大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与商代国家有组织地对土地的开垦，以及与劳动者之间的协同劳动有关。商朝时的农作，包括商王令臣下进行的垦辟活动，都是采取集体劳作方式，或竟至以族为单位进行。这种集体劳作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在使用木石工具为主的生产条件下，不可能产生单独的个人或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劳动者更不可能冲破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族”组织的束缚。商代人依靠各种“族”的组织，通过族众的协同劳动，保障了耕地的日渐垦辟及农业生产的发展。
与农业相比，商代武丁时的畜牧业居于次要地位，但仍占相当比重。商时祭祀祖先大量使用牛、羊、豕，最多的一次达到使用“千牛”，说明商代人饲养牲畜的规模亦颇可观。此外，作为农业与畜牧业的补充，商代武丁时的林木渔猎在社会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
迁都袭位，殷商繁荣
商朝中期，多次发生商王弟子争夺王位的事件，造成了当时政坛的混乱，此混乱又导致了商朝国力的衰退和诸侯的叛离。
针对这种混乱局势，盘庚与前几位王一样，采取了迁都的措施。目的在于通过建造一片“新邑”来摆脱旧都中各种势力，尤其是其诸父家族势力的影响，以使缓解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盘庚是商朝第10世第18位国王，是继他的兄长阳甲即位为王的。阳甲前一位国王是他的堂叔南庚，阳甲与之不属于一个家族。阳甲即位后未曾有过迁都之举，受到居住在旧都的南庚家族势力的影响，因而其统治地位不很稳固。盘庚即位后，为了摆脱朝廷所处困境，便将都城迁至殷。
盘庚迁都以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在盘庚以后，与以往“弟及”不同的是，其最后一个弟弟小乙不是把王位传给其长兄阳甲之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武丁。武丁的继位未曾受到王位纷争的干扰，这给他积聚国力，把商王朝推向强盛奠定了基础。
武丁即位以前，由父亲小乙的安排，他曾经长期生活在民间，亲身从事农业劳动。小乙的目的是让武丁知道民间的疾苦，懂得稼穑之艰难，以避免将来耽于安乐。武丁即位后，按照当时的礼制，要守孝三年，这就是“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政于冢宰三年”。也就是在守孝三年的时间中，不能过问国政，政事皆由“三公”大臣去处理。武丁虽曾“三年不言”国政，但“如何振兴王朝”这一问题在他的大脑中一直在被苦苦地思索着。
武丁“三年不言”过后，武丁开始理治朝政，并得到了甘盘和傅说两位贤臣的辅佐。其中对武丁起到更大辅助作用的是傅说。傅说和商汤时的伊尹一样，都是后世推崇的能够治国平天下的济世之才。傅说的出身为“胥靡”，即被判罚服劳役的刑徒。他在从事劳役的过程中，被武丁派往各地寻求贤能的官员所发现。武丁同他谈话，发现他果真是一位“圣人”，便立即任命他为“相”，使之“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并使之随侍在自己左右，发挥规谏作用。
经过武丁君臣治理的商朝国力日渐强盛。武丁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对周围不服从商朝统治、经常挑衅滋事的异国的征伐，大小不下五六十次。异国与商都距离远近不等，但以西、北两个方向为主，其最重要者是羌方、土方国。
羌方位于商王畿的西面，分布较广，晋、陕、豫交界地区都有其活动踪迹。商人对之最为贱视，常加以挞伐，将所俘获的羌人等同牛羊，用作祭祀祖先时的贡品。对羌人的大规模征伐一直延续到武丁以后，致使羌人长期视商人为敌，以至周武王起兵伐商，即有羌人作为同盟军参与其事。
土方居于商的北面，经常侵扰商的北土及商西北方向的一些同盟小国。为了保护臣属的利益，武丁征发3000兵力，多者达到5000人，反复对土方进行征讨，最终将其消灭。包括商王及其妻妇好，都曾亲自率兵前往，可见战事的激烈。
通过武力征伐，武丁取得了众多诸侯的臣服。许多原来与商对立的方国转而成为商的臣属。其在武丁初年，曾因与商对立受到商人的征伐，但在武丁中晚期，却屡屡与商亲密合作，协同商人征伐土方、羌方等敌对方国，努力改善与商王朝的关系。经过迁都和征伐，不仅使武丁统治的地位稳固了，而且地盘也扩大了，同时使得商朝国力大增，成了当时威慑四方的“超级大国”。
商朝至纣王时，王朝内部统治腐败。商纣滥杀忠良，重用小人，加重徭役，无休止的压榨引得怨声四起，众叛亲离。周武王姬发继父未竟之业，积蓄力量，伺机伐商。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在牧野（今河南省洪县南）大破商军。武王克商，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继武王后，在成王和康王执政时期，西周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史称“成康之治”。公元前841年，西周爆发了反对专制的“国人暴动”，自此，周朝走向衰败，虽然宣王力挽狂澜，却已无力回天。至周幽王时，朝政荒废，国家财力物力耗尽，兵源枯竭。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犬戎所杀，西周灭亡。
成王、康王相继在位的40余年间，是西周崛起与中兴时期，其主要标志是：
农业产量较商朝有大幅度的提高。西周以农业立国，称自己的始祖为后稷。与此同时，手工业与商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西周早期，由于基本承袭了商代的青铜铸造工艺，其技术水平和规模均未有多少提高，但到了成王之后，西周青铜器制作的规模扩大了。
陶瓷制造业有所进步。经考古发现，西周原始瓷器生产地点增多，包括北京琉璃河、河南洛阳、陕西长安和宝鸡、甘肃灵台、安徽屯溪、江苏丹徒、句容、金坛、溧水等地都发现有烧制瓷器的地点。
纺织业出现空前繁荣。纺织业主要有丝、麻、毛等产品，以丝织品的生产为重，而且出现了锦这种以彩色丝线交织而成的丝织品。此外，西周还有了比较复杂的印染和刺绣技术，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丝织品加工的工艺。
商业和商品经济高出一筹。西周在成王、康王时期，由于统治地域的扩大及朝廷对诸侯控制的加强，各封国与朝廷之间及各封国之间时有经济往来。当时商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成周，以其为天下之中，四方辐辏，又是王都所在。
西周之所以能出现“成康之治”的中兴之势，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东征平叛，营建东都以安置殷遗民；制定典章，颁行分封制度，以维护其统治；缓和矛盾，施行怀柔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