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贫富悬殊
公元179年即光和二年，蔡邕被流放的第二年，有一名老官员在呈递给天子刘宏的奏章中，分析了国家战争不断、叛乱频发的深层次原因。他将这一切都归根于当朝高级宦官集团腐败乱政。因为这些高级宦官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掠取社会资源，垄断权力，聚拢财富。他们扰乱了正常的财富分配制度，致使社会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从而挤压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社会底层贫苦大众迫于生计，唯有纷纷造乱，企图重建社会分配秩序。这或许就是旧时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这名老官员叫审忠，在中央政府工作至少十五年。——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节传》）
他的观点与当时很多政府官员以及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名忠直敢言的吕强，把问题看得更加深入，他将矛头指向天子刘宏。他多次冒死进谏，责难刘宏施行的管理制度存在极大问题，甚至委婉的指责刘宏带头腐败。
皇室开销、官员俸禄、军队经费、赈抚灾民……每一笔费用都是一项庞大的支出，入不敷出现象明显加重。
中央财政穷困拮据，捉襟见肘；人民生活饥饿潦倒，朝不保夕。但是这一切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皇室内廷以及高级官员的奢靡生活。
在那名政府官员上奏后的第二年，刘宏就力排非议，花费巨资圈地构建私人乐园。
当时刘宏打算新建两座皇家苑囿，却遭到老师杨赐的极力劝阻。杨赐的意见是，大规模用地会破坏耕地的生态资源。而且强征农民土地，畜养飞禽走兽，并不是执政为民的体现。此外，城郊已经开拓了五六座大型豪华的皇家园林，足够皇室成员恣情游玩，四季常乐。
刘宏犹豫良久，打算搁置建设方案，但是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他咨询了身边宦官的意见，有何良策。
两名宦官很准确的把握住刘宏的心思，使用诡辩的言辞说服了刘宏。他们说，如果是仅供皇室成员享用的皇家园林，那么无论建设得如何简陋，人民都会有意见，认为奢侈浪费；但如果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市民公园，那么无论建设得如何辉煌，人民都觉得不够，认为物有所值。只要对外宣称如今建设的这两座园林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市民公园，与百姓同乐，那么大家就不敢非议，对国家政治没有丝毫影响。（这两位花言巧语的宦官名叫任芝、乐松。范晔《后汉书·杨赐传》）
刘宏非常满意这种说辞，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兴建这两座名为圭苑和灵昆苑的豪华园林。
但是并没有资料显示，这两座园林最终面向全社会开放。
皇室开支如此庞大，仅供刘宏一人享用已经耗费巨额。加上后宫妃嫔的日常开销、内廷侍臣的薪酬佣金、皇室宫殿的修葺维护等等费用，都让皇室财政不堪重负。
吕强曾经警戒过刘宏，单单是后宫的采女就有五千多人，仅仅采女衣食这一项费用，每天就要耗费数百金。而政府频繁增加税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为悲惨的是农民群体，贫苦潦倒，天冷的时候没钱买衣服穿，饥饿的时候没钱吃饭。（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传》）
刘宏没有理会吕强，但也没有责罪他，因为刘宏知道吕强是出于忠心。
天子刘宏未登大极之时，家境并不富裕。当他登上皇位之后，内心对财富的渴望一下子爆发出来。他不断收集天下各种奇珍异宝作为私人珍藏。每次地方政府向中央进贡物品的时候，都要事先精选一部分珍品移交管理皇帝私人财物的机构——中署。这部分费用称之为“导行费”。
刘宏很喜欢存私房钱，他是穷怕了。他常常叹息前任皇帝刘志不懂得经营家产，没有私钱。刘宏在最爱游玩的西园修造了一座金库，然后把国库中的金钱以及绸缎都搬到这里。（这座金库名为万金堂。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传》）
他还把私房钱寄存在他信任的宦官家中，每家各存数千万。还在他的老家河间大量购地置业，修建住宅。
刘宏的钱财从何而来，除了截留地方政府的贡品、变相增加中央税赋的收入、挪用国家金库的存款，他还想出许多奇招。
最让人诟病的是他在公元178年实施的一项官员选任制度改革。公元178年光和元年，即蔡邕被贬当年，刘宏新设立了一个特别国家机构，名为西邸。
这个特别的国家机构，既带有行政体制的性质，亦带有市场经济的色彩。它是一个贩卖国家权力、出售官员职位的官方机构。
刘宏将朝廷的官位逐一标价，对外销售。从中央政府的三公职位，到市县政府的首长官位，均可直接认购。销售价格依照官位高低而定，从四百万到二千万不定。同时，根据各个市县的区域大小、经济状况来调节价格，发达地区的官位比落后地区的官位价格要高。就连那些原本在位但是需要经过年度考核的政府官员，也要缴纳费用才能继续升迁。资金交付方式多元化，可以现金交付，也可以分期付款，还可以到任后加倍交付。
刘宏充分展现了他独特的经济头脑。至此，国家的公权力与天子的私财欲无缝衔接，融为一体。
虽然国家此前亦曾将政府官位对外出售，但都只是针对地级官员。刘宏将卖官鬻爵政策发挥到极致，所有政府官位均可销售。
那名建议国家放弃凉州的政府高官崔烈，正是在此次政策施行之际，花费了五百万钱才能当上司徒这个职位。崔烈在正式任命司徒当天，表现得意气风发，得意洋洋。
刘宏很细微的观察到崔烈的神态，忽然感到有些后悔，觉得这个职位卖便宜了。他对身旁的侍从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意思是，真后悔没有稍稍吝惜一些，否则可以要到一千万。
他心里的理想价位是一千万，而实际上却五百万将它卖给了崔烈。（范晔《后汉书·崔烈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