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三坚持”
20世纪60年代中期，神州大地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它使中国的历史大倒退。现有专家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说“文革”起码有三大危害：一是致使政治上长期动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二是经济上社会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三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国民素质下降，经济、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同样经历了二战的创伤，在亚洲经济四小龙腾飞之时，中国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最起码落后了西方国家十几年。
在“文革”这个大舞台上，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人性中的正义与邪恶、温情与冷酷、善良与残忍、公与私、美与丑、真与假都彻底暴露。地处四县交界的“边区小镇”王庄不是真空地带，虽然“文革”的来势远没有大中城市凶猛，却也是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夜之间，数十个群众组织“揭竿而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客观上分析，当初参加群众组织（后统统贬称为“造反组织”）的人，大部分出自朴素的感情，出自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如袁勤生，就是出于“扞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公社党委一位领导的单纯愿望才卷入这场政治风暴的。当然，也有如上所述的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乘机浑水摸鱼，以此满足私欲。
说“文革”“史无前例”，也许是说本身的范围规模和深度广度。运动发动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远，破坏力之强，是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的。“四清”运动还来不及收场，“文革”就风起云涌。担任常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王庄分团团长的张其林，随即被中共常熟市委任命为王庄公社党委书记。可他刚坐上公社党委书记的位子没几天，“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就在他耳边响起了。他完全没有回过神来，一个“革命”的组织者、“革命”的动力，一下子被转为“革命”的对象。有些群众组织要张其林交代“罪行”，更有甚者拉着知识分子出身的他戴高帽游街，他多狼狈，多难堪呀！
时在白泥工场当会计的袁勤生认为，张其林在“四清”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在“四清”中的一些做法，完全是在贯彻上级的指示，要错也是错在上级，不应该对他有极端行动，觉得这是一些群众组织专门和张书记过不去。为此，他也在本单位拉起一支队伍，连续贴出了不容污辱张其林书记的大字报，他甚至走到公社广场和礼堂，和打倒张其林书记的一派辩论。
我们在前文中介绍过，袁勤生的口才极好，辩论的对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起初，王庄公社其他单位的人还不认识袁勤生，通过辩论，大家一睹了他雄辩的风采，又看他写的大字报，都说袁勤生口才文才了得。于是，有人策划组织市镇联合兵团，将公社所属的工、农、商企事业单位的群众联合起来，以加强抗衡力量，并拥戴袁勤生为“兵团司令”。
其时的袁勤生已身不由己，你不肯担任吧，人家会给你戴上“不革命”的大帽子。于是，在王庄街上崭露头角的袁勤生，就这样当上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被推到了“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
“文革”初期，“市镇联合兵团”在王庄占绝对优势，有32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手，有三千人马。但“袁司令”不敢滥用职权，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一、不放弃生产，组织活动一律安排在业余时间；二、不允许外来群众组织来王庄“点火”，干扰当地的工作和生产；三、不搞过激行为，更不组织武斗和参与武斗。所以，整个“文革”期间，王庄未发生过一起治安事件，也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和火警，更没发生过一起武斗和血案。“市镇联合兵团”为维护王庄的社会治安，确保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经营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社会秩序普遍混乱的情况下，维护了一方净土。
值得一提的是，“市镇联合兵团”的骨干大多是市镇知青。袁勤生把他们组织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利用夜间排练文娱节目，表演形式有合唱、表演唱、歌舞、折子戏等，一出《白毛女》、《红灯记》和《沙家浜？智斗》，受到了澄、锡、虞三县周边乡镇人民的热烈欢迎。文艺宣传队两小时自编自演的节目，演出水平在农村可称一流，高伟江在《远去的故乡》中说：“这个宣传队的水平超过了某些专业文艺剧团。王庄周边乡村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经常搭了戏台邀请他们下乡演出。”
到了“文革”后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表现的人，都受到了打击。谁去分析你当时的动机，又如何分得清当时的动机呢？这样，以袁勤生为首的“市镇联合兵团”的骨干成员，随着党委书记张其林被冲击和打倒，受到了包括身心在内的摧残。
王庄的“文革”结束了，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袁勤生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觉得好似做了一场梦，做梦的时候很清醒很激动，梦醒时其情境却都模糊了。要说是年轻气盛，上当受骗吧？但又说不清是上了谁的当，受了谁的骗？袁勤生也不承认自己是上当受骗。张其林是好人，现在可以盖棺论定了，好人受辱受欺，应有人保护，我就是保护好人的人。后来张其林在吴江复职，1995年在吴江因病去世。当地党委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袁勤生特地赶往吴江吊唁。
“文革”这段历史，只能作为教训来记取，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要重演。如果要进行总结的话，袁勤生觉得，自己当初坚持的“三不原则”，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走进公社工业办公室
20世纪70年代，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常熟，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常熟人，一改过去“温吞水”的习性，纵横开拓，尽情展示自己的“商才”。他们采取借鸡生蛋、借梯登天、借脑袋发财的策略，依托大上海发展横向联合，将大城市和发展领先城市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拿来为我所用，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由此，一大批纺织、服装、电子、皮件、鞋帽、机械、化工、建材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久便出现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热火朝天景象。
到了1984年2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江苏视察，对苏南地区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感慨万千，他说：“一个无锡，一个常熟，一个江阴，叫‘无长江’，长江都不在眼下。他们一个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就是20亿呀！”
有专家评论，苏南地区创办乡镇企业，不自觉地运用市场机制去调节区域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不自觉的第一步，跨出了一个时代，使农村经济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脱颖而出，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苏南模式”。
1984年2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碧溪之路》，对常熟发展乡镇企业做了充分肯定。碧溪是常熟的一个乡镇，是常熟发展乡镇企业的典范。这篇通讯在全国很有影响，新华社特地加发“编者按”-发展社队企业是农村多种经营的组成部分，走向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社队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国有企业的重要补充。
社队企业的崛起，有利于“以工补农”，也有利于发展农村小集镇，加快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建设。全国逐步建设成千上万像碧溪这样的小集镇，亿万农民离土不离乡，到镇上做工、经商、从事服务业，这对我国安排剩余劳动力，繁荣商品经济，具有战略意义，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了乡镇企业（1985年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重新恢复乡人民政府建制。1985年前农村集体企业称社队企业，1985年起称乡镇企业）的代名词，成了中国新型农民在新时期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从此，常熟发展乡镇企业，走共同富裕道路便成为全国典型。它的成功犹如东方一束明亮的曙光，让人们看到了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希望。
王庄的工业基础原来比较薄弱，70年代初除了白泥加工场、农机厂外，仅有粮饲加工场、豆腐坊等几家工场作坊。到了70年代中后期，社办企业王庄砖瓦厂、王庄农具厂、王庄无线电器件厂、王庄橡胶制品厂、常熟县毛纺厂、王庄第二砖瓦厂和村办的福寿村光明蓄电池厂、时家坝造型材料厂、尤巷村蓄电池厂、车路坝村手套厂等企业陆续兴办。据《王庄镇志》记载：到1980年年末，全镇有乡村两级企业73家，企业职工3488人。
为了加强管理和引导，1975年王庄公社党委、政府将原来的“王庄公社工业、手工业办公室”更名为“王庄公社工业办公室”，下设生产、人事、财务、安全等组，负责对社队企业的建办审批、人事安排、财务统计等管理工作，并负责对社队企业实行定人员、定产值、定利润、定上交、定奖金及年终统一考核等工作。
谁来当工业办公室的主办会计呢？时任公社副社长邓顺兴在一次班子会议上将袁勤生提了出来，说小袁聪明，有当7年企业主办会计的实践经验，工作认真负责，有开拓创新精神。工业办公室的主办会计，只能从社办企业的主办会计中物色，用其他行业的会计是不合适的。邓顺兴分管全公社的工业生产，对社办企业的主办会计最有发言权。他提名后，无人有异议。第二天，公社管委会立即发文，将袁勤生调入工业办公室。
袁勤生当然感激邓副社长，决心以优秀的工作成绩来报答这位领导。他除了做好面上的财务统计等工作外，经常去社队办企业，指导基层财会人员的工作。在和企业厂长的接触中，他了解社队办企业外出采购原辅材料，常常引起一些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质疑，说你们社队办企业信用度低，和你们做生意心里不踏实。
袁勤生想，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会阻碍企业的发展。他想起了国营企业的“实物收据”，何不借用下这种方式呢？由此，他设计了一张《常熟县王庄公社工业企业统一发票》，让王庄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在出售产品时，都统一到公社工业办室开具这一发票。对方一看到公社工业办公室出具发票，顿时觉得信用的等级提高了，心中就会有安全感，就会乐意成交。而出售方收到采购方的材料货物后，给采购方盖有结算公章、有开户银行账号的“实物收据”，出售方拿了“实物收据”和发货凭证，便可去银行向采购方托收货款了。手续简便并有信誉，极大地方便了企业，促进了企业的蓬勃发展。
这是袁勤生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在财务管理上的首创。三年后，这一做法在常熟全县推广。
袁勤生不仅做好本职工作，还兼带全公社的经济建设宣传。根据乡党委、政府要求，乡机关工作人员时常到村里参加劳动，并帮助村里兴办工业。不甘寂寞的袁勤生，每天晚上从乡村基层回到家里后，便把白天听到、看到的信息，写成新闻稿寄往县广播站（其时常熟还没有报纸），久而久之，县广播站的编辑对王庄的小袁注目起来了，不久袁勤生成为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在袁勤生写作的众多播出稿件中，其中有两篇稿子引起了公社党委书记芮福明的重视，一篇是《秋收秋种在王庄》，另一篇是《王庄乡镇工业如火如荼》。这两篇稿子，及时地反映了王庄公社党委不凡的工作业绩。
那天一上班，芮福明就问：“那稿是谁写的呀？”
已提升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邓顺兴回答：“工办会计小袁。”
“噢，写得不错呀！”芮书记笑着说。
1978年5月，袁勤生升任公社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财务经济，并兼任工业企业财务辅导员。这年，他36岁。
在袁勤生当公社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期间，王庄的工业经济增幅在常熟县各公社中名列第一，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绝对额名列全县各公社前茅。其时，当然有公社党委书记芮福明这样的开明领导，大胆起用能人，采取“点火”策略，南、中、北3个片分别点火，振兴一方经济；有堪称“实干家”的分管副书记邓顺兴，联系基层，体察民情，配合一把手开展工作。其中也离不开公社工业办公室主任马关根和副主任袁勤生这样的得力助手。
我们只要看一下其时袁勤生为公社领导起草的在1976年年初常熟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部分内容，就知道这位助手的“得力”程度了——同志们：
全国农业学大寨，社队工业新花开，产值跃过五百万，王庄一年变大寨。我们王庄公社到会全体同志，通过几天来的会议，个个心潮澎湃，人人斗志昂扬。在讨论中，大家都谈到，县委召开这次会议，规模是空前的，感触是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他们都说，县委报告对我们鼓舞大，听了交流触动大，看了展览开眼界，逼着我们朝前跨。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奋战一年，为普及大寨县作出重要贡献。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队工业，为王庄一年变大寨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学好理论抓纲线，王庄工业冲在前，穷办苦干是关键，普及大寨多贡献。1976年产值、产量、利润等指标都要翻一番，全年产值超过五百万，利润完成一百万。支持农业四六开，水利建设搞起来；帮助穷队献十万，支持他们面貌改；企业提留四十万，明年扩大再生产；拨出部分资金来，集体福利办一办。粮超双纲，五业兴旺，多种经营，各行各业，围绕农业，全部翻一番，实现王庄一年变大寨，誓叫乡村旧貌改……农村干部“顺口溜”式的大会报告（发言），袁勤生竟然掌握得如此谙熟，而且问题看得透，措施提得准，又有鼓动性。所以，做报告的领导对袁勤生倍加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