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负责人在接待室门口探了两次，他烧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了呀！袁勤生马上刹车，说：“具体的我就不展开了，我手头有份材料，请你们带回去，给我们多提意见。现在，还是请大家解决了温饱问题再说，到我们的食堂体验一下职工的生活。”
“好，好！”郑必坚和龚育之两位部长齐声说。
和李强对话
李强：“人才问题确是发展中的大问题。”
1987年5月11日，江南仪表厂迎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外贸部部长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是上海南洋路矿学堂(东华大学前身)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才生。1925年“五卅”运动中，20岁的李强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回到家乡组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20世纪30年代，李强在上海参加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不仅研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创建了第一座秘密电台；他的“发信菱形天线”理论，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强担任新中国首届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从1952年起，他担任了29年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为新中国的外贸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强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就在常熟建设起外贸生产基地，对常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此次他由常熟市高政市长等陪同，参观考察了常熟多家乡镇企业。这天来到江南仪表厂，对各个车间逐一考察，还不时地问这问那。在接待室里，他和袁勤生探讨起企业的人才问题。
李强说：“袁厂长，你们厂肯定有一大批技术人才，否则是开发不出如此高精密度的仪表产品的。”
袁勤生说：“是的，我厂确有一批技术人才。但我们的技术人才，绝大部分都是在企业内部‘挖掘’和培养的。当前有一种倾向我并不赞成，就是盲目地向外引进人才，认为外面的人才总比本厂的人才好，这和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是一个道理。我认为，企业需要各种人才，光把眼光盯在外界去引进人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让内部不断地‘产生’人才，不就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了？”
“是呀，如果能在企业内部产生人才，满足企业生产发展需要，岂不是件最大的好事？袁厂长，你说说你们企业是如何培养人才的？”李强说。
“我们厂培养人才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一是创办技工学校，招工实行进厂先进校，从源头上提高职工素质，打造人才基础。二是挑选优秀职工有目的、有方向地外出深造，有的放矢培养人才，同时鼓励职工自学成才。三是不看文凭看本领，不计资历论业绩，不拘一格启用人才，并给有特长的职工以合适的岗位。四是建立职工智力技术开发基金会，培育职工的自我创新精神，有意识地激发人才活力。一旦人才有了创新发明和突出贡献，上光荣册，让其终身受益。五是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使用和教育，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进行人才储备。
六是向外引进企业的短缺人才，但向外引进是放在第二位的。”袁勤生说。
李强听了频频点头，说：“人才问题确是发展中的大问题，是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
袁勤生说：“是的，面对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场人1987年5月11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外贸部部长李强回乡视察江南仪表厂。
才争夺战已经打响。在这个战役中，应该处理好人才的‘拥有与发展’、‘养才和用才’的关系，切勿好高骛远、盲目引进。现在不少地方高薪聘才，高薪养才，房子、车子、票子和位子，配套重药，似乎政策的分量越重，就越能引进到一流人才。这样比拼优惠政策，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
“你说得对。地方和企业应该克服盲目性，更不能搞政策攀比。
现在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人才也应该提倡讲一点奉献，最起码的是合理索取。总的来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李强不时地夸奖袁勤生领导有方，说他“很会动脑筋，点子多，办法多”。还说“我为家乡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袁勤生要李老“将江南仪表厂看成是自己的工厂，有空就回家乡转转，给工厂把把脉，指指路”。
会见的气氛热烈而又轻松。
会见结束后，袁勤生领着李强走上江南仪表厂发动职工在业余时间义务劳动，用建筑工地上的废断砖砌成的党员活动室——“南湖船”。李强颇有风趣地在船舱中坐下，向袁勤生发问：“你知道这船是如何保养擦桐油的吗？”没等袁勤生回答，李强接着说：“要在很热的夏天，把桐油煎得沸滚，再用布扎成小棍子，不能怕手烫，就在船木板上搓擦。”袁勤生说：“李老你知道得很多呀！当年我父亲的木船，就是用这种办法保养的。”李强听后笑了起来。
和王殊对话
王殊：“你这个班长不同寻常！”
1990年3月的一天，着名外交家王殊回常熟省亲，来到江南仪表厂访问。
王殊，1924年10月出生于常熟王庄镇，早年于复旦大学肄业，曾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东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马里、加纳、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这次回乡，是他刚离任奥地利特命全权大使，即将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殊的到访，受到了江南仪表厂全体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
在江南仪表厂的“南湖船”接待室里，袁勤生亲切接待了王老前辈。
袁勤生说：“王部长，我父亲叫袁文炳，他老人家一直教导我们几个子女，要像对门王殊老伯伯那样有出息。”
王殊立即兴奋起来，说：“噢，你就是袁文炳的儿子，我认识你父亲的，我们是老邻居。”
“这次你能到我们江南厂，我们全厂职工都很高兴，你是自家人，要对我们多提意见啊！”
“我这人别的没本领，就是敢直言，当年我在毛主席面前直言，才和德国建立起外交关系的。”
“那好，那好！”
接着，袁勤生向王殊汇报了这几年企业的发展情况。
王殊听了非常兴奋，说：“在此前，我曾听说过江南仪表厂的情况，此次来感受大不一样，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我真为家乡有你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企业家而自豪。”
袁勤生说：“王老你过奖了。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现在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太多的荣誉，让我们压力不少呀！”
“压力变动力嘛！你不要谦虚了，说说你当好厂长的经验吧！”
王殊说。
“经验真的说不上，就说说体会吧！”
“好！好！”
“我觉得，一个企业领导者，首先要有事业心。有了强烈的事业心，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企业及社会的本质联系，就会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困难和挫折而坚忍不拔，始终以事业为重，对工作充满信心；就会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就会有可贵的敬业精神，不断开拓进取，追求卓越。我所领导的江南仪表厂，不能说已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但从我本人来说，对企业是热爱的，尽管体制不断变化，改革步步深入，我都一如既往，倾注了全部心血。我认为，人生一世，不能平平庸庸，干就要干出一点样子，要有所建树。回顾企业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作为一名企业领导者，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都尝过，有工作胜利后别人难以体会的喜悦，有上级领导、兄弟单位和企业干群的鼓励和支持，有来自工作、家庭、同事之间的烦恼，也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形形色色的非议。别的不说，我把绝大部分的节假日和个人的情趣爱好，都奉献给了企业。”
“你的企业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你在其中起了主导性作用。
当然是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分不开的，但离了你这个厂长，没有厂长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那是不能想象的。很了不起呀！”王殊说。
袁勤生说：“一家工厂，或者说是一个单位，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王殊说：“对的，但一个班子的团结，关键在于‘班长’。”
袁勤生说：“10多年来，我们厂领导班子成员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但没有一个带情绪的，更没有结怨的。当‘班长’的应该作风正派，心胸宽广，坚持按原则办事，坚持以工作好坏取舍，绝不能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要做到亲者不迁就，疏者不记仇。襟怀坦荡，真诚待人。如果一位‘班长’能长期而不是暂时地起表率作用，那么，整个班子和下属就会团结在这个‘班长’周围，歪风邪气也不会抬头。有句话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我认为，有了矛盾冤冤相报的话，地球毁灭就有可能了。试想，你对他不满，他对你更不满；你当面骂他，他在背后给你做小动作。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矛盾逐步升级，何日能了？问题在于，当‘班长’的要坚持原则，妥善处理问题，讲究领导艺术，解决各种矛盾。应该说，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是通情达理的，但也有一些单位某些干部或职工做错了事，被领导批评或处分后，却是耿耿于怀，不去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是千方百计找领导碴子，或背后议论，或写匿名信诬陷，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报复。我觉得进行报复的这些干部职工固然不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素质问题，但我还是要公正地指出，你‘班长’在处理这些干部职工时，是否有不到之处，或者说有错误的地方，以致他们怀恨在心。有才能、有领导艺术的‘班长’，批评一个人，或者处理一个人，要使他们心服口服，不仅不记仇，而且还要感激你对他的帮助和挽救。”
说到这里，王殊插话说：“我知道你在企业中推行干部自报聘用制，干部队伍已形成了正常交替的格局。副厂长就下去了好几名，有不少干部当了一般管理人员，也有的下车间劳动。他们下去后工作的积极性都很高，都尽职尽责，干群之间十分和谐，这说明你这个‘班长’当得不同寻常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