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碗给我！”姚西瓦说。
“不会的！”
姚西瓦倒向一边，尼玛箍住他，把他抱在自己身体上面，压后背的刺刀。尼玛抱紧姚西瓦，刀穿过自己的身体，扎进姚西瓦。血像河流一样在胸膛四外跑，刀尖穿出来钻进姚西瓦的心口窝。姚西瓦嚎叫。天皇是个狗屎，你们这样的人说翻脸就翻脸。哈撒尔的银碗怎么能到你的手里？不会的！各种疼痛交织一体，然后消失了。尼玛觉得姚西瓦松手了，自己的手也掉下来，想看这个哑贲一眼，眼睛咋也睁不开。
父亲
那天晚上，我们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爸爸突然走进屋来，肋下夹一个行李卷，肩上带着雪花。我们全惊呆了，我妈失手把锅丢在了地上。这是在1970年，我爸被他们单位自设的“监狱”关了两年多。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和姐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譬如我悄悄脱鞋上炕，捧起碗不出声响地啜粥，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笑。这种笑让人惊心动魄，浮白的脸上胡髭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像被水淹了，分明笑着，而喉头和胸膛都在起伏。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我溜到外屋，看见妈妈在黑暗处，衣襟蒙着整个脸，全身都在抖。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爸这种感受，他经历酷刑，几次自杀未遂，被关在单人牢房。那时，他没想到还能回家，没想到我们母子三人在15瓦灯光下平静地喝粥，而我上炕下炕如此敏捷，令人大欢喜。
我妈进屋，像没事一样，说“吃饭吧。”我爸说“是”，又说“不饿”。他变得谦恭，甚至可以说客气。起先他是个强悍的人。他下地，珍惜地打开收音机，又关上；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在另一个椅子上坐一下；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打开，合上，又打开一本书。他用手摸摸洗脸盆底儿的金鱼图案，摸一摸带花纹的榆木炕沿，又伸手把墙上的灯绳拽了一下，屋里漆黑，我缩到墙角。我妈说“干啥！”我爸把灯拽亮，歉意地笑了笑。他在“监狱”里从来都是亮着灯睡觉的。接着，我爸又环顾左右，突然一惊，站到地中央，向摆在红箱子上面带夜光的毛主席胶皮塑像鞠一躬。他的脊椎被打折了三处，弯腰时颇吃力。
如此这般，我爸盘腿上炕，用亲切的目光抚摸四周，眼里退去了惊惧和恐慌，笑得很舒坦了。这时候，我心里流出对父爱的渴望，像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如哭。而我爸显得十分满足，开始说进屋的第一句话（这话我如果实录，会使有些人隔膜，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说：“我回来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妈小声补充：“这是党的宽大政策的结果。”
我爸深有同感地点头。
我爸出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开春，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报社种菜，心情却非常好，每晚大谈种菜的实绩。除种菜外，他对家庭建设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们风行打家具，我爸对这种精巧的手艺不在行，他是个翻译家及前骑兵军官。看到家属院涌现出大量小仓房，我爸说：“咱们也盖个小棚！”我们管仓房叫小棚。他准备从盖鸡窝入手，找来不少战友，论证、施工，把鸡窝——用砖砌的、中间夹木棍的——二层建筑盖起来后，他们在一起饮酒悦谈。但晚上鸡不肯入窝，天黑前，鸡窝塌了。这些前骑兵大尉、少校们沮丧地回了家。我当时很佩服这些鸡，它们多么聪明。
而我爸热情不减，经过研修，他不仅盖了一个很好的鸡窝，还盖了两间小棚。大小棚装杂物，譬如自行车，小小棚装煤。院里还栽了一棵沙果树。我爸常在晚饭后，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欣赏鸡窝和小棚，有时长时间地凝视沙果树的叶子在风里飒飒，那时他披一件旧棉袄，袖上缝着白布的“大叛徒”的臂章。
而我最高兴的是趴在小棚倾斜的屋顶上读《敌后武工队》。读一会儿，仰面看白云移动，心旷神怡。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趴在屋顶上读书更适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场所。
有时，上述情景还会闯入我的梦境，包括我爸夹着行李卷进屋那一幕。我想，家，是人生最猜不透的一个谜，在艰难离乱中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的，唯有家。
骑 兵 流 韵
我父亲是骑兵出身，但我对打仗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兴趣。一九七八年，赤峰师范学校大礼堂，在几百名学生几近骚动的狂热情绪中，校长一字一顿地念一份文件，念一个词用眼睛瞟一瞟台下：
“我军！又！攻克高平！谅山。”
掌声四起，像大马车的胶皮轱辘在雨水坑里飞溅而过。我也许是惟一没有鼓掌的人。委婉地说，是忘记了鼓掌。当一支军队在外域作战时，远居内蒙小城的师范生为我军抑或是为高平而鼓掌？他们——我的同学们——把掌鼓过之后，早已忘记了。眼下他们大多是乡村中学的校长或教导主任，养孩子兼养猪养羊，同时精通语法与课文的段落大意。
我父亲当骑兵时，参加过攻打沈阳和四平等地的战斗。我对他的战争经历缺乏浓厚的了解愿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叙述一场战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原来以为他被战争吓着了，后来在书中读到一位军事家的分析：“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不可能说清这场战斗，包括指挥员在内。”这情形如同在一场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殴斗中，当事人无法描述当时的状态一样。换句话说，在对于战争的描写之中充满了谎言。也就是当有人把战斗的细节弄成一种逻辑的顺序时，勉强之中也包含了虚假。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父亲对战争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由片断剪接，也可以说富有诗意。譬如：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检阅之前，他们住在清华大学附近。居民中迅速传布着恐惧的流言：“蒙古鞑子来了！”而这些佩戴解放军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观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致的肉包子。“我们，”我父亲话锋一转，“走到彰武一带时（时间已回溯到一九四七年），半夜行军，用日本毯子包着脑袋，冻得受不了。白天进了村里，就把毯子垫在鞍子上，三九天穿着夹袄还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土匪呢（“呢”的读音为“妮”）。嗨嗨！”
从视觉角度说，骑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比步兵好看（把“好看”这个词放在进攻的战事里，似轻佻，但还是比“英勇”或“雄峻”这些词更朴实一些），骑兵在冲锋中显示威力。面对敌方机枪的扇面扫射，他们高举着马刀。马刀与身体是一条直线，同马背形成四十五度夹角。蒙古马在枪声中永远向前奔驰。战士也许有临阵逃脱的，但战马从来不会临阵脱逃。他们的主人把马蹬踏直，呐喊着往前冲。这是一种决死的状态。当遇到敌人时，骑兵把马刀向左晃一下，然后右劈。那个刀下鬼可能连头带肩膀全被劈下了。马刀是不开刃的，倘开刃，会卷刃崩豁——人的骨骼毕竟也很坚硬。骑兵的冲锋与杀敌靠一股气势和膂力。从首长的观点看，骑兵能冲垮敌方的阵脚，动摇其士气；从全局看，骑兵的意义在利用机动能力围点打援，或牵制对方兵力。而骑兵不知道这些，他们只在蔽日的尘烟中冲锋或倒下。
许多年之后，当我父亲用自己的双足而不是马蹄行走于沈阳的街头时，肯定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背驼得厉害，走路时努力抬着头。前几天下雪，我在雪地里背考试题。他见到后，离很远就脱下大衣给我，我说“不用”。他的身影一闪两闪在楼前的丛林消逝了，手里捧着给我女儿买的小食品。他也忘记了马。新中国把他带入城市也带入各种政治漩涡，他由此开始的挣扎只是被巨浪愈抛愈远，幸免于难的原因只在于命大。在一艘折翻于海上的双桅船上，能够同风浪搏斗从而爬上岸或岛上的水手，总是极少数人。然而这些幸免者一下全都衰老了，他们从上苍手里撕扯自已的生命之衫。当布衫被夺回时，也被老天爷撕得褴褛。在政治海难中，诚实的幸存者总要惊呆。后来的这些对于骑兵太陌生了，骑兵是冲锋或静立的人生。就杀人的方式而言，骑兵比步兵更直捷也更令人战颤。步兵用子弹远远地把对手胸膛射穿，骑兵用马刀将敌人砍倒，炮兵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们手装的炮弹在几里或十几里外轰然爆炸，村子、庄稼或人都慑服于一瞬的震动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
在真正的战斗中，骑兵冲锋之前无比静默。你可以想象，拂晓时，开阔地尽头的胡杨林笼流一缕白霭，马队没有声息，骑兵们的表情几近麻木，眯着蒙古人细长的眼睛，颧骨黑红。人在拼死之前没有任何表情，蓄集精力，也是摈弃思维活动之后的精神状态。马，也不再低头啃凝霜的衰草，它们嚼一嚼嘴里的铁链，偶尔一抬蹄子，耳朵尖立始终等候着号音。这情景同成吉思汗时代并不无不同。当成吉思汗的大军不远万里来到拒绝通商的花刺子模国时，两军对阵，草木肃杀，铁木真的头顶飘绕一阵白云，这云或许是从额尔吉纳河追随而来。面对敌阵在阳光下闪耀的锋戟，他细而长的眼睛若有所思，似更仁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战场上表情松驰，目光明亮柔顺。他说过：
“与朋友交，像花牛犊般忠厚，
与敌人搏，像狮虎般凶猛。
你们在明亮的白天，
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
你们在漆黑的夜里，
要像乌鸦一样坚韧不拔。”
花刺子模的守军如铁桶一样箍成圆阵，神色漠然的蒙古马队像海青鹰一样冲过去，然后沿着圆阵包抄，接着是一支又一支马队射出，最终将圆阵撕裂。这是目前还在沿用的世界三大战法之一的“成吉思汗战法”，铁木真自称“海子阵”。
而战马，正是战马把蒙元帝国的帷帐一直扯到中欧和南亚。战马没有时代感，它们也许觉得还生活在十三世纪，以为黑山阻击战与攻打俄罗斯大公国的区别不大，它们只是不懂炮火这种照耀夜空与震耳欲聋的东西。蒙古人的文学很喜欢捕排场面，宫廷与民间的俱是如此。在他们的诗篇中，不时地赞美马，赞美起来没完没了。譬如某某英雄的坐骑，蹄子如“西海里的宝莲花，东海里的金盏花”；毛色如“锦州买来的海青缎子，敏州买来的湖青缎子”云云。蒙古民间艺人可以一气说出几十种美妙的缎子，来形容马的毛色。而卖缎子的地名，他们有时则瞎编，如敏州——一种大城市与布满珍玩的所在。在蒙古人口头传唱和印进书本的赞诵词中，艺术家尽情地歌颂着马（不仅仅是战马），不无夸张地形容马的表情、样子和每一个部位。作为文学手法，这种描写不免有些虚张声势，但也透出了他们心底里的默祷：热爱马吧！马是蒙古人说不尽的话题。此外说不尽的话题还有草、女人和酒。我橱上有一尊蒙古国的瓷马，白色，温驯，备鞍鞯，昂首直立，并无奔腾之势。蒙古人看了之后，都赞美：“唉！这才像个马。”汉人涉及马的雕塑，多取悲鸿笔意，把水墨意味愚蠢地雕刻出来，马鬃像刺猬针一样直立。汉人艺术源流中的马，造型好的存乎汉墓画像砖的古朴与唐瓷的遒劲之中，两者均俱龙势，与大唐大汉相衬。蒙古人眼中的马是静态的，安然于天地之间，灵慧而和蔼。与蒙古人一样，它也有性格的另一面，暴躁与拼挣。骑兵部队的战马，受伤卧下，一听到冲锋号便站立疾驰。对流血的主人，它会痛心疾首地围转，甚至悲鸣不已。这就是战马，而不关其毛色像锦州什么缎子。
在我父亲支离破碎的战争故事中，提到马，他总是肃然，像讲述一位领导的行状。骑兵心中最为不忍的事情，大约就是掩埋战马。他们不愿讲述这细节。战争回忆对于一个倾听者来说，令人不快的在于讲述者无意流露的细节会像弹片一样嵌在脑海里，给人深刻的恐怖甚至怪诞感。我父亲说，他们的部队攻打沈阳时，行军间传令在苏家屯的公路上待命。一发炮弹（只一发，搞不清是哪一方射来的）落在他们的队伍里，当时我父亲拿着烟袋锅正想和身旁的班长（也是远房的叔叔）对火。爆炸之后，我父亲目瞪口呆地发现他的叔叔班长消失了。硝烟散尽，队伍又开始进发，他回头看到头顶的电线上一段残手握着烟袋，上面挂着六个飘带的烟荷包。烟荷包是蒙古男人重要的装饰品和情爱信物。那时，在电线上抖来抖去的彩绸飘带就是牺牲者的全部了。讲述时，我父亲的眼神又装满十七岁时的疑惑：“我叔叔怎么就一下子没了呢？”我本来就沉湎于这种疑惑与残酷之中，听到这样的反问，更加不安起来。我怎么知道呢？答案本来很明显，他被炮弹消灭了。但我父亲痛苦的疑问是，他叔叔的笑脸、幽默、嘴角叼着烟袋和怀抱步枪的悠闲样子一瞬间如此彻底地消失了（难道能够按顺序消失吗？），而烟荷包却明明白白地飘着。我父亲是否在想，让烟荷包消失，让叔叔从炮弹崩起的浮土里一边咳嗽，一边站起来呢？
我感到，历史在许多时候常常以魔术家的身份出现。当有人在离时代的放映机镜头最近的地方伸出普通的手掌时，光束印在银幕上的则是一只历史的巨手，这只手还可以在银幕上做出许多古怪的手势。而其他的人，无论队伍蜿蜓了多少公里，均被溶入黑暗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说，当真正的演出开始之后，所有的人都要退出舞台，只有演员留在上面。五十年代末，我父亲被清洗出军界，在地方做文化工作。我家从呼和浩特搬到赤峰后，他仍和过去的战友们宴聚。内蒙古骑兵在结束四十年代末的战事后，六十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到六十年代末期，内蒙古骑兵师——从骑一师到骑五师的官兵全都面临灭顶之灾。内蒙古的“挖内人党”运动，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遭受到关押、肉刑和精神摧残。其它地方的情形我不清楚，赤峰郊区的骑兵团（四九四八部队，老十四团）是酷刑最惨烈之处。这个团的团长（或许是政委）被打得遍体鞭伤之后，洒上盐水，用胶布裹住全身。几天后，造反派把胶布连肉带血撕下来。这位受刑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仿佛叫阿穆尔萨纳或其他。最后，他被打死了，死之前双眼被挖出。他的家人回到了牧区老家。这个团的蒙古族官兵在“文革”初期许多人被打死、致残或遣送乡下。此团番号旋被取消。在这里，我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人做出这样的酷刑？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只能说是某一些人，在当时是多数人，至于他们是北京军区派来的或是本团的人都不重要。现今他们都活着，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个被折磨死的团长原来也有一条生路可走，即供出其他“内人党叛国分子”的名单。他只供了一个名字，外调人员发现那是他故乡的一只狗的名字。死者的高贵也正在这里：不想让其他战友遭此酷刑。但他的战友也没因他的高贵而幸免于难。我父亲也没因脱离军界而未遭劫，他被吊打十五昼夜，直至精神错乱，全身多处骨折，时在一九六九年的昭乌达报社。有几位参与领导和实施酷刑的人的名字我已经没有兴趣录下。我父亲至今健在，当时的总编和蒙编部主任因不堪酷刑，自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