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
——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汪东兴访问记
有一种梦想叫追寻。
探望汪东兴同志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更是我担任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政委之后的一个最迫切的愿望。
今年，恰逢兰州总医院建院七十周年，作为现任政委，我不得不怀着一种追根溯源的心理，对这座1939年诞生于延安、具有悠久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军队医院，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探究和追溯。
历史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当我们溯河而上，总会被那些历史的胜景和尘封的往事所吸引。那些掩埋在历史深处的故事，随着我们探访的不断深入而逐渐鲜活起来，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仿佛能够触摸到当时的气息。
翻开医院历届领导人名单，“汪东兴”三字赫然在目。他，曾是这个医院的第一任政委。
汪东兴的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位红军时期就一直追随毛泽东并当过他的贴身卫士、中央警卫局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过汗马功劳的传奇式领导人，曾是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中几近崇拜的偶像级人物。
我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汪东兴同志的简要情况。
汪东兴，1916年1月出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随红十军转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八路军军医院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第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警卫局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对的责任。
1958年一度被下放到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
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任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被选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的行动。他以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率领8341部队拘捕“四人帮”，并对其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别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先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捧读汪东兴同志的简历，如同捧读一部厚重的传奇故事，让人充满遐思，回味悠长。我仿佛看到一位骑着战马的勇士，穿越硝烟弥漫的战火，从历史的纵深飞驰而来。战马萧萧，黄河咆哮，红旗漫卷。我的思绪伴随着《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历史的烟云中萦回，飘荡……我在想，为什么七十年过去了，总医院前进的步伐不仅没有苍老，反而焕发出更加青春亮丽的英姿。这不能不归功于延安？
那段烽火岁月给我们注入的“红色基因”。延安精神、白求恩精神和建院以来形成的“爱党为民、救死扶伤、精益求精、务实创新”的总院人精神是推动医院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
拜望汪东兴同志的心情愈发迫切，我的心里就愈发茫然。毕竟许多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屈指一算，汪东兴同志应该是年逾90岁的老人了。再说，高级领导干部，要见一面谈何容易。我知道，如果按组织程序必须逐级报告上去，通过中办获准之后才能见面。我心里盘算着，通过这个渠道批下来至少也得半年时间，还不一定能获得批准。同时，心里也估摸着要是能有更加快捷的渠道，那该多好呀！
年初，我带领医院几位干部赴海南考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海南航空公司机场集团董事长张汉安先生那里得到了汪东兴之子汪晓平先生的信息。我随即与汪晓平先生取得联系，真是天遂人愿！当我向他说明医院在建院七十周年之际要拜访一下汪老时，汪晓平先生满口答应请示首长。当我得知94岁高龄的汪东兴老首长身体十分健康，思维还很清楚，并答应接见我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坦然落地。心诚所至，金石为开。或许是我的虔诚之心感动了上帝，无意间得到的东西，让我又惊又喜，同时，心里还真有几分惴惴不安。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医院所有的党委成员，大家都觉得是件好事，一致认为，现在医院发展了，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缺失却越来越明显。昨天的贫穷与落后，被今天的富足和先进所代替，但今天的发展能不能代表明天的兴旺与发达，各项指标的上升能不能代表医院建设的全面进步，这些方面始终在我们心中要打个问号。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最后大家形成共识，就是要借庆祝建院七十周年之机，大力弘扬我院光荣的革命传统，尤其要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寻找精神的支撑，寻找传统文化的根脉，寻找“红色基因”的链条。
追寻之旅终于成行。2009年5月8日，我受尹强院长和班子10名成员之托带领政治协理员雷波、电教室摄像师于景仁和陈平一行三人从兰州飞抵北京。
五月的北京，春意尚未退去。迟来的夏天，温暖中略带丝丝凉意，格外爽人。
在总后司令部建乔局长的安排下，我们下榻在离汪东兴家距离较近的和平门瑞驰宾馆。
刚到宾馆住下，我就让雷波协理员与汪晓平先生取得联系。汪晓平先生答应5月9日早上9时亲自到宾馆接我们同去。晚间，我们就近简单吃了一点饭，准备早点休息。正用餐时，接到《解放军报》老干部专版主任编辑卜金宝的电话。他听说我到了北京，说啥也要见我一面。于是，我便邀他与其弟（《战友报》编辑）卜宝玉同来一块用餐。当他们听说我们是为探望汪老而来，十分惊喜，坚持要求第二天和我们一起去。我想，人多一点气氛会更好，再说二位都是军队媒体的资深记者，有他们加盟肯定会为我们这次探访活动增色，我便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5月9日，夜雨洗过，京城的空气格外清新。我们一大早就起了床，用了早餐，进行认真的准备，盼望首长接见我们的这一刻早一点到来。大约上午9时许，汪晓平先生准时来到宾馆接我们下楼。初见汪晓平跟我想象的大不一样。我想，中央首长之子应该有些与众不同的气质风度，然而，眼前的汪晓平，瘦高个子，留着小平头，身着暗格子的体恤配毛蓝色长裤，鼻头稍显发红，看上去约50岁左右，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
握手寒暄一阵之后，我问是否需要乘车，“不用坐车，这儿离家很近，几分钟就走到了。”汪晓平先生一边指着朝西的方向，一边回答说。
我们一行人跟随汪晓平先生，穿过和平门什字，沿着西边街巷走了大约5分钟，拐过一个弯道儿，但见前方不远处，四面高楼大厦林立，唯独一幢深褐色的四合院夹在其间，显得端庄肃穆且古色古香，与周围的现代气息相互映衬，就像历史的夕照放射着异样的光彩。那扇紧闭的灰色大铁门，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到了，就这儿。”晓平先生说着按动门铃，警卫将门打开，我们便鱼贯而入。
一进大门，经过一个长方形的走廊，再入院门，便到了天井。正对门楣的是汪老的客厅、书房和卧室，两侧厢房皆为工作人员和儿女们的卧室。院内十分幽静，两棵碗口粗的大树挺立在正方形天井的对角线上，一派葱茏，生机盎然。
我们刚刚跨进客厅，汪老便从书房健步迎了出来。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神矍铄，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招手。嘴里连连地说：“欢迎，欢迎。”从他的神态到话语，一点儿也不像年过九旬的老人。
我握着汪东兴同志的手说：“汪副主席，我这次是受兰州军区联勤部张万松部长、占国桥政委和兰州总医院尹强院长之托，代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党委机关和全体官兵专程看望您来了。”汪老急切地说：“看望我，好！我非常高兴。但以后请别叫我汪副主席，就叫我汪老好啦！”汪老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让工作人员给我们沏茶倒水。显然，我们的到来，让他稍许有些兴奋和激动。
我简单地将医院建设和发展的情况向汪老做了汇报，又将一本反映医院建设和发展的影集送给他。他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边翻看影集，还不时地点头称赞。当我向他提及当年“八路军军医院”时，汪老那记忆的闸门仿佛一下子被打开了，七十年前的每一件往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汪老回忆说：“医院是1939年5月1日成立的。当时我在抗大学习，4月30日那天上午，我还在上课，时任医院院长的苏井观通过张闻天校长（时任抗大校长）把我叫出来谈话，要让我出去工作（担任医院政委）。我说我不学习不行。他说工作就是学习，学习也是工作，还说八路军军医院地位很重要，上至中央首长下到人民群众都要到那里看病，你不去怎么办？还说苏井观在门口等我。我只好答应吃过饭再走。”吃罢中午饭，通信员牵来两匹马，汪东兴与苏井观一路急驰，20分钟就到达了医院所在地。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医院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挂牌仪式。时任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同志亲自为医院揭牌。
汪老还向我们讲述了毛泽东主席到医院看望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时的情景。他回忆说：“王稼祥同志的秘书住院手术，毛主席驱车来医院看望。我和时任院长鲁之俊、医务部主任黄再旭请毛主席到办公室坐坐。毛主席对我们说，白求恩同志值得中国人民学习，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们要准备学习白求恩，要把医院的名字改了。后来不久，我们才知道，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因抢救伤员被？
感染，英勇牺牲了。为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毛泽东专门发表了《纪念白求恩》的重要讲话，八路军军医院也被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我问汪老：“我们医院是不是医疗系统最早开展学习白求恩活动的？”汪老说：“是的，是这个样子的。”谈话间汪老指着我的军衔问：“你这是大校了，不得了呀！”他望着晓平风趣地说：“他上校就转业了。”
汪东兴同志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他是我院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我们为此感到十分的光荣和自豪。
我对汪老说：“首长，您那个时候很辉煌，不到40岁就授少将军衔了。”汪老说：“解放初期我们那时候不同意授衔。要授衔毛主席本来应该授大元帅呀！人家通知我去领衣服和章子（资历章），毛主席不让我去。毛主席问我，十年内战我们授衔没有，我说没有。又问八年抗战有没有衔呢，我说没有。三年自卫战有衔没有，我说没有。毛主席说，那我们不是一步一步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吗？所以，我们听毛主席的。后来，1955年北戴河会议通过了要授衔。彭德怀找我谈话，彭帅问我说给你授个什么衔呢？我说不要。他说毛主席批准了你还不要，还开玩笑说：你这个人真厉害！不听组织的，只听毛主席的。我回答说：毛主席就是组织，组织就是毛主席。彭帅又问：你到底要什么衔？我说这个还用自己讲嘛！他说你可以讲e我说最多给我一个上校吧！”
在与汪老的谈话间，处处显出他的幽默和机智。他那极其敏锐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那谦逊而从不居功自傲的博大胸怀，他那宠辱不惊、淡泊平静的处世态度，让人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他谈这些的时候，我心中在想，这个红军时期就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已把什么生死，什么名利，什么权力地位早已置之度外，因而他才活得这般大度、这般从容、这般洒脱。
汪东兴同志一生追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与一代伟人相交甚笃。
我问汪老：“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多少年？”
汪老回答：“三十多年呀！毛主席希望我真正变成一个好战士，好学生e我说主席呀！我就是您的一个好学生，您尽量批，尽量讲，我尽量做。毛主席还说，我想让你去读书，读几年理论书，我说好，我一定去。”
1955年，刚授完少将军衔、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毛主席还要求经常向他汇报学习情况。一次，毛主席问汪东兴同志读了什么书，还特别问到读了《供产党宣言》没有。汪东兴回答说：“读了。”毛主席又问：“连辅导和读花了多少时间？”汪东兴答：“花了二十九个小时。”毛主席说：“太少了”。汪东兴问：“少了多少？”主席说：“起码少了三分之二，我读此书就用了九十几个小时。”
毛主席一生中读了多少书谁也说不清，但从汪老的谈话中，我们能感觉到毛主席对理论学习的重视程度，他对重要的理论书籍的阅读是十分认真仔细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毛主席之所以博学多识，正是因为他酷爱读书，也正是源自于他对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广泛而深入地涉猎和博览。我不禁感慨，汪老是一个幸福的人，也是一个幸运的人。从他走近一代伟人的那天起，就注定将改变他一生的命运。毕竟现代有一句时髦的语言“知识改变命运”。正是在主席的教导下，通过不断地读书、学习和培训，使汪东兴这样一个从农家走出来的青年，迅速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成为中南海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核心人物，成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个小时过去了，汪老谈兴不减。好几次在我们的劝导下，才喝上一口水。更有趣的是，每当他谈到激昂时都要不停地挥手，他中山装里面白衬衣袖口上的扣子滑脱，袖口露出来长长的一截。汪老几次试图往里塞，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我发现这个问题，赶紧站起来帮他把衬衣袖子重新扣上，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不经意间发现汪老的衣袖竟然已经破口脱线，一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党和国家原领导人竟然穿着如此朴素！
谈话接近尾声了，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慰问金礼赠汪东兴同志。但没想到的是，刚把红包拿出来，就听到汪老发脾气了，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汪老说：“你们这是搞啥子？我不要，我从来不拿别人的钱。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纪律的，你们把钱收回去。”他还说：“毛主席把稿费都交给党组织，我让他留下部分给子女，他说子女有工作，党和人民给了他们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