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景帝开始执掌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时候，他已经预先进行过对重要国策和基本方针的长期思考。刚刚即位的刘启，其政治理念受到贾谊思想的深重影响。汉初黄老之学的作用，也是显著的。汉景帝执政，在有的方面进一步扩展了汉文帝政策的正面影响。
贾谊《治安策》中说到太子的内容，被毛泽东批评为“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贾谊说，国家的前途，系于太子一身。要使太子道德学问完备，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同时选择好他身边的人。及早教育容易收取良好的效果，使其修养臻于完美，智能得以开发。身边的人的影响，也会作用于他性情习惯的形成。所以说最紧要的，是要选定左右，及早教谕。教育的努力取得成功而身边的人们作风正派，那么太子自然也会品行端正，见识正确。如此，则天下可以安定。《尚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正是指明了这一不宜贻误的大事。
贾谊的这番话，体现出他对太子刘启的真诚的关心。
贾谊生于汉高帝五年（前201），不过长刘启十三岁。从其中说到“早谕教”，“心未滥而先谕教”，特别是所谓“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等口气，可推知当时刘启的岁数尚是少年。
贾谊去世时，刘启二十，应当已经是具有成熟个性，对于世事亦有独立见解的青年。从贾谊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看，刘启即使与贾谊未曾有直接接触，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贾谊对刘启的影响都是必然的。
刘启少年时就开始接受贾谊思想的影响，及至即位，则在拥有最高政治权力之后展开了贾谊绘制的政治蓝图。
从汉景帝执政初年的政治表现看，几乎完全是按照贾谊的政治设计在制定政策，推行政策。一些汉文帝已经开始落实的政治主张，在汉景帝时代得到更深入的贯彻。一些汉文帝没有来得及实行或者还心存疑虑，未必有意推行的政策，在汉景帝执政时也陆续出台。宋人胡价所谓“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通过汉景帝时代的历史，正可得到证实。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深得汉景帝信用的晁错，其政治主张与贾谊的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将贾谊和晁错两人并列，以为都是明习申不害、商鞅法学的名臣。而前则称“曹参荐盖公言黄老”，后则称“公孙弘以儒显”，“贾生、晁错”，被看作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的典型标志。鲁迅也曾经以肯定的口气评论道，“（贾谊）《治安策》，《过秦论》，与鼌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与晁错其思想的共同特征和继承关系，是明确的，而汉景帝时代的晁错较汉文帝时代的贾谊，其政治实践的成就更为突出。就此鲁迅曾经指出：“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晁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能行其言……。”晁错在汉景帝时代能够“大获宠幸，能行其言”的情形，其实体现出贾谊所设计的蓝图在当时终于能够成为政治建设的思想规划的事实。
鲁迅不仅对汉文帝和汉景帝政治风格之区别，如所谓“文帝守静”，而景帝时代则不然的评论相当接近历史真实，对于汉景帝时“稍能改革”的肯定，在史识上，也是超过一般历史学研究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