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再精干的人也难料到。明代万历《新会县志》有几句话颇有意思。曰：正德、嘉靖以前，做官的人两袖清风而归者，宫里相慰劳，啧啧赞颂；反之，则不理他们。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轻重”。社会风气竟然变得如此，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怎么也想不到。
朱元璋建国后的改革力度不小，不仅一下子把奉行了 1600 年的丞相制度打破了，而且监察、惩治违纪的措施也比他前面的皇帝细密、严酷。在他的统治时期，“重典治吏”的色彩一直不减，换来的当然也是官员的“洁己爱民”。
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许多条件，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朱元璋及其子孙，在监督方面是如何改革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督。一是建立都察院，行使中央监察机构的职能；二是加强地方监察制度，全国分为十三道，设置监察御史 110 人。除此，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监督机构——“厂卫”系统。“厂卫”其实是特务组织，发挥着特殊监察作用。“厂卫”是明代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简称。锦衣卫初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明成祖时又进行了一些革新，增置了专治诏狱的北镇抚司，把旧镇抚司改为南镇抚司，专理军匠。
成化年间诏狱从锦衣卫独立出去。锦衣卫专事侦缉“盗贼奸宄”的职责，可秘密逮捕、审讯、关押刑罚臣民。
东厂、西厂、内行厂则是宦官控制的特务组织。东厂设立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权力很大，甚至可以监察锦衣卫。西厂设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 年），其职能与东厂相同，但权力超过东厂。内行厂设立于武宗时，其地位又凌驾于东西厂之上，可以对东西厂进行监督。
机构健全了，设立的法条也相当严厉。
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吏有自己的认识，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他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他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同时对贪污罪有非常详细的惩罚措施。比如官吏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就连因公乘坐官畜车船附载私物重量，也有规定，超过了要处刑。
如乘官畜者，“除随身衣杖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乘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法条太粗疏，动辄某罪判多少年至多少年。朱元璋在这点上则有独到之处。可惜，让社会飘拂腥风血雨终归不是常态。朱元璋去世以后，他制定的许多法律名存实亡。
天衣无缝的机构设置，再辅以细密、严厉乃至残酷的刑惩，大明江山表面坚固如铁桶。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朱元璋的子孙遇到了不留痕迹的腐败现象——“雅贿”。
所谓“雅贿”，猜测起来，可能不以黄白之物往来，而代之以古玩。
《天水冰山录》是严嵩被抄家时家产的登记簿，其家产之多足以使人目瞪口呆。田产、金银财宝、绫罗绸缎、钟鼎彝器，不必说了，并有“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其中有吴道子的《南岳图》、王维的《圆光小景》、宋徽宗的《秋鹰》、宋高宗的《题王仲珪梅》、苏东坡的《墨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严嵩在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世宗对其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阁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严嵩最后落入凄凉的下场，这个责任一在于严某自己，一在于严某所处的环境。人们不能只看到严嵩的下场，更应该看到那个专制的环境。
朱洪武时代，正是乱世转入治世的时代，可谓百废待兴。那时严刑峻法也好，皇帝谨身节用也罢，都是通用的手段。朱元璋最大的贡献不在于铁腕治贪，而是他对官员队伍有一丝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源于实际，源于元末官民关系，而且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的一生。
他所以调用一切手段预防、惩办官员的贪污腐败，可以认为是怀疑之后采取的措施。那些措施，在只须对君主负责的专制时代是奏效的，尤其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专制时代效果会更加明显。然而，当皇权的威严程度减弱，或者国家的经济有了好转之后，如果他的后人还是一如既往实行过去的政策，就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最明显一点，朱元璋制定的刑律中，找不到以古玩受贿这一条。赏古玩，弄奇石，是与富庶相连的，朱元璋时代，哪里能够预见这些？
但，雅贿也是贿。正如来源不明的财产，也是用贪腐换来的。浙江总督胡宗宪花费数百两银子购得《越王宫殿图》、《文会图》，进献严嵩，还不是要得到好处。以收藏文物的名义受贿，对朱元璋的子孙而言，也未必识其“贪”的实质。明中晚期权贵青睐古玩，既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了，也能说明法条已经滞后，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尤其专制社会，官员的行为只要对皇帝负责就行了，拙于了解实际的皇帝，很可能悠哉游哉，感觉很不错。
字画既然可以用作求取官位的“敲门砖”，价格也就陡然上涨。王世贞说：“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理自固然，可惜只是空洞的假想，丝毫没有脱出寄希望于个人品行的套路。杜绝雅贿，扩展开来说，杜绝贪腐，靠这种抽象的希望，能行吗？没准那些官员一面向皇帝表白自己如何清廉，一面张开血盆大口，吞进社会财物。
啰嗦这么多废话，归结为一句就是：朱元璋的经验只会在专制社会起作用，除了他对官员的怀疑态度，都与民主社会无关。在专制的前提下，朱元璋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因为那时，不管是君是臣是民，都长久浸泡在专制氛围内，一切都会十分奏效。然而随着岁月流动，他的措施未必适合于以后的王朝。对非专制的体制而言，他的经验更起不了什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