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清史稿》中抄几句嘉庆皇帝褒扬曹锡宝的话。他说:“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
由“故”字可以看出,这是一件旧事。嘉庆帝所说的御史曹锡宝,是乾隆朝的陕西道监察御史,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进士,入仕后在很多岗位任过职。这是一名坦率,刚直,严谨,尽职又尽责的好官员。他当监察御史时,见协办大学士和珅的奴仆刘全仗势谋利,逾制不守,论告弹劾。不想侍郎吴省钦把信息提前告诉了和珅。等到曹锡宝的奏章到了乾隆的手里,和珅早把一切安排妥当了。自然,曹先生的控告就无凭无据了。最后,曹锡宝只能承认自己“冒昧”,又承认“杜渐防微”等语失当,请求给自己治罪。乾隆皇帝仁慈,宽恕了他的罪行,改为革职留任。
曹先生受此惩罚,真是有苦无处倾诉,但乾隆帝也有他的理由。针对曹锡宝一事,他亲手写了感想,也就是史上所说的那篇“手诏”,强调自己为政从来不去猜疑别人。如果委任群臣却不能示人以诚,而是猜疑防范,根据子虚乌有的谈论,仓促加罪别人,天下人就会十分恐惧。
“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讬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从乾隆皇帝这份手诏看,曹锡宝不仅罪有应得,若不是皇恩浩荡,结局可能比这还严酷。
曹锡宝弹劾和珅家奴不对吗?乾隆说得无理吗?都不是。原因在于:那样一种体制,谁可以动和珅一根毫毛?只有皇帝本人有这个权力和能力。监察御史是给皇帝做事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监督之列。
简括说,皇帝的红人是不需要你来监督的,最少你没有能力细察虚实,而只能如乾隆指责曹锡宝的那样——未察虚实。据说乾隆皇帝晚年曾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产生这种现象,与曹锡宝们的遭际不无关系;而曹锡宝的被惩罚,则在更深层次暴露了监督者尴尬的地位。清朝之前,曾有统治者允许言官“风闻言事”,顺治皇帝也指出,“即使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言官没有时间和能力察纠“虚实”的不足,起到了“广开言路”的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监督中的问题。而且“风闻言事”,对官员之间的攻讦之风有所助力,监督力量以另一种形式遭到削弱。
专制的皇权社会不是没有法律,有些条文甚至比今日的法条还要细密、严厉,监督措施也伸向各个领域,官场上下,章法清晰,有条不紊。
然而,执行起来却左支右绌,七跌八撞。据《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等统计,科道奏疏中有关弹劾的奏折不仅少,而且大多为“毛举细故”的“条陈”之疏。学者王春瑜先生说,由于直言不讳、依法纠弹会招来横祸,所以,“朝臣皆明言事为戒”。这个局面不是某个皇帝故意创造,而是体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极端的专制制度下,皇权愈强化,监察权则愈有名无实。皇帝的个人意志,制约着监督的效果。如果弹劾的对象是皇帝的宠臣佞幸,即使有罪,皇帝也可以对被弹劾者“释置不问”;甚至反责弹劾者“所劾不实”、“受人请托”、“徇私报复”。康熙朝,巡抚噶礼在山西卖官鬻爵,贪贿不法,结果弹劾他的御史所言皆无据,被褫革降调,平遥民郭明奇不仅被说成诬告,而且被说成“屡坐事走京师”的逃犯,押回原籍治罪。清代官场如此局面,也可算其来有自。
清仁宗亲政以后,当机立断诛灭和珅,并籍全家,奴才刘全自然也被籍没。面对和珅一案,嘉庆帝想到了曹御史。于是,写了几句赞扬的话,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旌直言”,希望官员向曹锡宝学习。然而,深层问题不解决,学得了吗?无非平反前朝旧的冤案,却没有办法防止另外的曹御史蒙冤。仍旧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曹锡宝自是曹锡宝,和珅自做和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