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人才可以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除非品德特别高尚又是宁折不弯者，不少人会选择随大流的生存方式，就是明知对方错误，也加以附和，决不讲出自己的真心话。从根本上讲，他们虽然难说是好人，但他们却也是环境所迫，是复杂的形势和自我生存状态相互搏击产生的怪胎。
我每次读到裴矩“佞于隋忠于唐”的事迹，便要发出上述感慨。在隋炀帝手下为官时，裴矩虽然还不能站在祸国殃民的队列中，但也出了不少坏点子，比如大业六年（610 年），裴矩为杨广谋划了不少劳民伤
财的点子，让万八千人一起演奏，“执丝竹者，声闻数十里”。隋朝未亡之时，裴大人使用了许多如此这般的“治国”方略。
裴矩先后在北周、隋、唐三个王朝中任职，阅人多矣，丰厚的政治经验使他个性全敛，养成“迎合”君主的生存策略。他不是个庸才，更不是只会点头的蠢才。《资治通鉴》云：“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指隋炀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这指的是公元 607 年的事情，现在此书虽已失传，想来内容翔实，否则杨广也不会亲自召见，详细询问西域情况，并对裴矩的功绩给予赞赏和嘉奖。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会使天平失去平衡，垂向一个方向。裴矩能在皇帝面前出馊主意，主要还是帝王赏识，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有利于自己生存。果然，如此一来，隋炀帝称赞裴矩之能，对群臣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隋炀帝一朝，大臣多有谄媚者，考其行状，与裴矩相似者不少。
到了李氏唐朝，唐太宗总结前朝的亡国教训，主张大臣开口讲真话，君主虚怀纳谏，裴矩原来的那一套没了市场，他便一改在隋朝为官时的作风，顺应了潮流。《大唐新语》载，唐太宗听说有的官吏忒爱受贿，暗地试验一下，果然有人受绢一匹，李世民大怒，要杀那个人，民部尚书裴矩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最后李世民放过了那个人。司马光大有感慨：“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现在我们读了这些话，除感叹古人才智令今人无话可说外，不免想起一句老话：正人先正己。与其责备裴矩，不如改变环境，让人尝试新的生存体验，否则说一千道一万，裴矩也改变不了。裴矩是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