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的文字狱历来为人诟病,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不仅使人不敢讲真话,甚至连溜须拍马都需战战兢兢。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有个叫安能敬的穷秀才入场应试,在试卷上凑成了一首诗:
“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朝。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思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顺天学政认为,此诗有看皇上笑话之意,于是一面具折上奏,一面抓人、抄家。但安氏为本分读书人,并无违禁字迹。在审讯时,安能敬供称:“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乾隆皇帝批复道:“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于是,安氏的小命得以保全。这个案子,在乾隆一朝的文字狱中,可能是处理最轻的,我们从此案中可以清楚感觉到,子民说话作文所以慎之又慎是有原因的,并非中国人乐意如此。同时觉得,清朝文字狱虽然酷烈,可喜的是,乾隆帝没有使用“腹诽”这个罪名,否则安能敬就说不清了。
腹诽,也叫“腹非”。即嘴上不说,心里却叽里咕噜,认为不对。
先秦时,还没有这罪名,那时谁有意见就可以说,高层即便不高兴听,也不会治罪。不过,也不是完全如此。周厉王的时候,说话就很危险,专门派人盯梢,谁指责他就杀掉谁,老百姓吓得在路上见面都不敢用嘴巴打招呼,使一下眼色就拉倒。到了秦王朝,特别重视舆论一律,乱说也不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但是,如果“不语”,好像不算犯罪,没人治你的罪。
西汉建立后,刘邦的子孙汉武帝设立了这个罪名。雄才大略之人,做起这类事来也相当别致,比他的祖宗强多了。据《史记·平准书》所载,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村保主任之类。这个颜异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一路升迁,最后做到了九卿位置。在一次币制改革中,皇帝及当时的廷尉张汤主张造白鹿皮币,一个单位价值四十万。汉武帝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认为如此一来这白鹿皮与它本身的价值差的太多了。说:“如今王侯朝贺,不过以白玉为礼品,其价值也不过是数千钱,而放置礼品的皮币,价值却要四十万,太不相称了!”皇帝听了很不高兴。不久,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汉武帝让张汤办理此案。
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点小摩擦,趁此正好治一治颜某。审理案子时,有个情节:曾有个客人和颜异谈起币制改革,谈到不便处,颜异听后没有说话,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张汤不愧酷吏,作出的结论是:“不入言而腹诽,论死。”也就是说:颜异虽然口头没有反对这个政策,可他肚子里是反对朝廷的,所以当斩!结果,当然就斩了。“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怎么“谄谀取容”,史家虽未写出来,估计不外是不管皇上说什么做什么,臣子一面叩头如捣蒜,一面声情并茂地高呼“陛下圣明”。我们常常以为汉王朝不如清朝那样钳制人口,因为司马迁还敢于把历史写到眼下,以颜异的遭际看,这样的想法太幼稚。我们也常常责备天下奴才太多,不敢讲真话,其实动一动嘴唇都可以惹祸的环境哪里会有真话?能够在沉默中不被疑为“腹诽”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