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非常严重时，世人便常用“贪腐遍地”、“无官不贪”等字词来形容。这类概括性极强的词句，常常被指责为以偏概全，没有科学区分主流和支流。实际上，这类字词，不在于严谨判断，而在于发泄不满情绪。哪一个社会都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政治制度完全一样的封建王朝，因为执政者不同，治理贪污腐败的措施有异，结果也便大不相同。
比如，雍正皇帝做一把手时，清朝实行“完赃减等条例”。也就是，贪污的犯官，如果在一年的时段里补赔了所贪的款子，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等到乾隆执政，便废除了这一条例，而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
即使补足了贪污的金钱，该砍头依旧砍头。嘉庆即位，政策又有变化，完赃不仅可以减等发落，而且即使“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只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就可以了。
然而，这种种差异，仅能造成贪腐程度不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化的扩张。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反贪的路数基本是一样的：狠抓思想道德，设置监察人员，青睐严刑峻法。这些招数，施用起来，是会起作用的，否则不会用了又用。不过，效果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好，否则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没必要一代又一代重复，一年又一年讲述。
就说道德吧，中国讲了几千年，不仅位居九五的人重视，每个与乌纱帽沾边的人都年年讲，月月讲；道德真正高尚的人讲，行为龌龊、蝇营狗苟的人也讲。顺治帝执掌清朝大权的时候，曾对贪官之多的现状大发感慨。大臣说，那些贪官没有做官的时候，也知道不该做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见利忘义、利令智昏。顺治说：这都是因平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如果认识明白，持守有定，就不会被金钱财物所诱惑。据说在场的大臣频频点头。清朝讲述为官之道一讲就是三百来年，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被推翻。
高尚者或许以为，讲且如此，不讲更糟，因此需要更加起劲地讲。
品德低劣的人，也不反对大讲特讲，因为他们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在道德之光下贩卖丑陋。在耀眼的光芒之下，思想道德一直受到令人痛心的挑战和侮辱。清朝后期的几桩大案，为道德的无奈和崩塌作了极好的注脚。
乾隆统治后期，贪官不仅数目多，而且官位高，赃款金额非常大。
如山东巡抚国泰“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浙江巡抚王亶望，生活奢侈，大肆收受诸州县贿赂。后来他在甘肃做布政使时的赈灾案爆发，牵出甘肃官场集体腐败大案，其中他一人就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事败后，籍没伍拉纳家产时，得银四十五万多、如意一百余柄；查抄浦霖家产时，得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价值六万多。罗列这些案件，目的并非不承认乾隆朝的经济发展，而是觉得好多事不可理解：那时朝廷依然崇尚思想道德，依然有各种监督，依然有刑律，然而贪腐却日趋严重，日益普遍，症结究竟在哪里？更令人深思的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陈辉祖，在奉旨查抄王亶望家赀时，将很多物品抽换抵兑，捞取钱财，中饱私囊。可谓反贪者也堕入贪污泥沼。
乾隆朝的文字狱已经使举国臣民变得如同奴才，舆论不仅一律，发声的时机也与皇朝的安排步调一致。也就是说，那时社会绝对是一种声音，绝对安静。在铁桶一般的社会里，官僚集团却上演一出又一出腐败大戏，难道仅仅是因为道德不坚定吗？高官有那么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为什么还不坚定？国泰系刑部官员出身，熟知国法，官至封疆大吏，俸禄也相当丰厚，但仍婪索不已，究竟是何种原因？提倡道德的乾隆皇帝，任命的大员却乖戾刻薄，盛气凌人。山东巡抚国泰情性恣睢，对属员任性吹求，轻喜易怒，藩司于易简也要向他长跪回话；浙江巡抚福崧性情偏执，近于刚愎；两广总督富勒浑刚愎自用，暴戾乖张；闽浙总督伍拉纳躁急苛刻。道德究竟为何物？
一个社会，存在乱象，不在于舆论不一律，不在于老百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专制皇权使政治、经济、文化变得畸形。皇权之下，官员仅仅满足于自肥，视民众如无物。
素常我们说，封建的皇权统治必然导致腐败堕落。至于为什么“必然”，人们懒得去说。
实际上，专制统治者不是皇帝一个人，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社会上的规则都是权力集团制定的，只不过皇帝居于金字塔的最上层而已。在专制社会，一个镇长就是一个土皇帝，社会有数不清的土皇帝，他们的话就是法律，道德、监督等等，只是他们掌中玩物，你说监督之类还能起什么作用？专制皇权统治一方面努力禁锢人的声音，一方面偷懒，不去开拓新思路谋求发展，而宁愿拿出很大精力论述自己的招数如何好，他人的思路怎样要不得。
没有贪官的社会永不会有，但大面积贪腐的景象却可以避免。招数就是不要妄自尊大，裹足不前，而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承认失误，弥补疏漏。无论经济发展多么迅速，成果落入王亶望之流、国泰之辈腰包里，国基哪里会稳固？说白了，专制才是造成大面积贪腐的祸首，国泰们才是侵噬大清江山的蛀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