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一个封建皇帝，除非他已经看到了黄昏的色彩充斥了王朝的各个缝隙，否则决不会故意使举国生活在恐怖之中。封建王朝发生文字狱时，一般是人心惶惶，不知如何开口讲话了。因此郑板桥说“避席畏闻文字狱”。实际上，不少文字狱与那些文字得罪了皇帝本人有关，
换句话说，是触犯了皇威。
我们几乎不屑于区分文字狱的类型，而常常把与文字有关的狱案笼统地用“文字狱”一词进行概括，其实它的种类并非仅仅一个。文字上的好多狱案，只是触犯了皇威，那些写家倒不具有别的目的。朱元璋杀死的许多文臣，就是写作时使用了朱皇帝不喜欢的词。有人说老朱是个不错的皇帝，杀文臣是清朝御用文人的陷害。这话虽然有几分道理，但却漠视了皇权的厉害。慈禧太后曾说过，谁让她一时不高兴，她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但凡封建主子，不管明朝清朝，也不论男女老幼，本质都是一样的，顶多在具体行为上有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细微差别。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曾说：“与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
一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他进行了“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社会呈现了新面貌。这一时期虽然仍有一些文字狱，比如乾隆六年（1741 年）的“谢济世私注《大学》案”，但没有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乾隆只说谢济世“迂”，将谢氏私注的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本人仍在原来位置任原职。喜弄文墨的文人上表称颂皇帝“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等等，不应一概看作谄谀之词，的确有现实的影子。
暴风骤雨似的文字狱起于“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以敢于直言闻名的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篇假托孙嘉淦之名的奏折底稿，指责乾隆的“五不解十大过”，想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他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 280 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乾隆十八年（1753 年）二月，乾隆帝下令将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与此案有牵连的人也受到了惩处。
这一桩“文字狱”，使许多士人的气节丧失殆尽，从此每况愈下。
清末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原因之一正是民众在此伏彼起的文字狱危困环境下自我保护的结果。为什么乾隆从当初即位时的统治思想，一变而再一次使中国陷入文字狱的渊洑？如果没有孙嘉淦伪稿案，乾隆会不会搞那么多文字狱？历史虽然拒绝假设，但只要我们把众多文字狱案件归拢一下，会发现，好多案件其实与皇帝本人的情绪有关。换言之，如果那篇孙嘉淦伪奏稿不是针对乾隆个人，案子就不一定搞得那样让人惊恐！封建制度与文字狱没有因果关系，同一件事，此皇帝可能不搞，彼皇帝却以为不搞“国将不国”；即使是同一个皇帝，也可能彼时不搞此时必搞。因为，封建帝王怎样想怎样做，别人奈何不得，皇权遮天蔽日，不受丝毫监督。封建专制社会，朕即国家，皇帝的逻辑就是：指责他个人，就是对国家不满。我们不妨猜测一下乾隆大帝的心理：突发的伪稿案使乾隆大吃一惊，他总以为他的政策相当好，别人应该感恩戴德，嘴里不吐一个“不”字。这时他感到全国涌动着一股不满和敌对的暗潮，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宽松政策所致，应该在全国代之以严苛方略。这种猜测不是无端的，安徽程树榴为人诗集所作的序言中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乾隆帝承认“愈老愈辣”骂的正是自己，程树榴最后从宽斩决——比凌迟处死要少许多痛苦。乾隆本可以再严酷一点（当然也可以一概不追究），可能是他当时心情好，这个程树榴于是“捡了个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