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吧！就中国历史来说，有一千个读者，恐怕也会生出一千种观点。有人说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用“专制”二字概括足矣；有人则大加赞颂，谓中华文化独一无二，不可简单否定。谁是谁非，还是非中有是，是中有非，莫衷一是，且都有史实充作论据。
皇权统治，是不是一定与落后勾连起来，专制社会是不是一定停滞不前、毫无发展，读者诸君自有论断，在下不必饶舌。不过世人切不可忘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岁月刚刚接近百年；第二，中国社会封建历史有几千年，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历史多了十几倍或二十几倍，发展速度却落后许多，原因何在？是中华民族人种不行吗？是这片土地贫瘠吗？都不是。显例就是最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世人瞩目，且多以“奇迹”加之于上。寻其源，还不是民主空气渐浓之故？
何兹全在《中国文化六讲》中说，远古以来，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系统，在国家形态上也出现了东西不同的两种形态。一般说，西方继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员权，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继承的是酋长权，走的是集权的道路。
谈及民主和专制，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之处，即在于民主之下也会找出专制的事例，专制体内也有民主的幼芽。《老学庵笔记》卷一云：“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此处的“高宗”指宋高宗赵构，即杀掉岳飞的那位皇帝。在专制社会，宋高宗算不上特别昏庸无道的皇帝，然而也是可以拿得好名次的。他对宰相的意见竟然如此重视，可见专制之下，某些时候臣子也不是张不得口，尤其唐宋时代之前。不过，不仅每个朝代不可一概而论，就是每个皇帝自己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让人难以捉摸。也是宋高宗，有一次，御厨把馄饨下得略生了些，就被他送进了大理寺。
在专制社会，各个朝代虽有区别，但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也就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明太祖朱元璋更加不分巨细，要求一切中外奏章都得经他过目。清代皇权比明代集中程度还要高，嘉庆皇帝曾说：“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专制集权色彩越来越浓厚的记录。在事件众多，头绪繁杂的记录中，寻找任何事例都不困难，不能凭此轻易肯定或否定，更不能对传统稍加增删就以为违背了祖训，就以为远离了国情，那样不仅显得太幼稚，也太草率。
后人对古人可以尊重，但不能顶礼膜拜。虚无不好，会变成无根的浮萍；盲目肯定，则会陷入自恋之中，无端陶醉。下结论之前问一声“后来呢”，可能会冷静一些。
“专制文化”塑造了统治者的两种思想，一种是实行独裁统治并宣扬专制独裁合理化，一种是阉割民众独立精神并宣扬奴才思想合理化。
这两种思想共同作用，使人们形成扭曲的价值观。战争时期多奸细，和平时代少党论，无不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严复曾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天下、国、家界限的消失，使专制制度在圣君、庸君、昏君、暴君之间无规律跳跃。专制制度如果碰巧遇到昏君暴君，社会就会吹拂凄风惨雨，如果人们恰好碰到一位圣君明主，政通人和的景象就会显现，各项事业就会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体制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制约发展速度，禁锢了人的创造力。
曾有一幅漫画，一个被装入坛子的人紧缩手脚蜷身生活在其中，可坛子被打碎以后，那个人却毫无舒展手脚的欲望，仍然缩手缩脚蜷着身团在那里。人育制度，制度育人，长久浸泡于某种氛围，人就会由不适变为习惯。专制制度也好，民主制度也罢，对人都有这种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