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说到唐朝的“贞观之治”时,人们最先提起的恐怕是李世民能容纳百川的勇气,以及乐意纳谏的宽广胸怀。其实某一社会或社会某一阶段的繁荣,往往并不是一两项政策在单独起作用,而是符合主导思想的各种政策有机配合的结果。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后来亲自去决断,“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资治通鉴》)没有有力的监督,便也难有贞观之治。监督如十字路口交通岗,如指挥交通的疏导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些是用不着的,一旦社会发展,监督就必不可少。实际而言,监督是使政权稳固的一种重要措施。
不重约束的权力,必然以握有权柄的个人为中心,视整个社会如无物。
不过,监督也极易走入他途,随个人的秉性、思想不同而有大异。
明朝朱元璋在社会底层生活了很久,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类的人物,对官吏贪贿有自己深刻的体悟,因而对官吏不仅严格,简直是严酷。剥皮抽筋那类让人不寒而栗的举动不必说了,只私下窥视、盯梢一项,就足以让人思索他的所谓监督。宋濂性格诚谨,有一次请客喝酒。隔天,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没有,请了哪些客,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回答,元璋才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吴晗《朱元璋传》)
这样的监督,威力是有的,我们看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吏治比较清明,与那种残酷、细致的监督不无关系,有人说朱洪武的严刑峻法没有起作用,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理论。朱元璋确实曾有点无奈也有点不解的自问,贪官怎么越杀越多?可我们决不能凭此就断定这与不起作用是一码事。有些例子也许可以证明它有正确的一面,但天下太大了,什么样的事找不到?前几年,有人提出“治盛事也当用重典”,另有人认为“贪官不畏死”,想来难解。贪官贪墨,目的在于过神仙般的生活,原因则在于黑手伸向国库时可以侥幸不被捉,即使被捉了,可以做一下深刻检讨蒙混过去,怎么称他们“不怕死”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元璋的那类做法是个人色彩很强的行为,与制度毫无关系,虽然治标却没有触及根本。朱元璋去世后,他的那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也随他的消失而消失了。
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忽视监督的作用。但各种举措因皇帝的不同而不同,因朝代的变更而有异。监督是作为个人管理手段在社会上推行的,旨在维持社会最低程度的运转;而不是把监督看作“天下公器”,更没有把它看成是社会繁荣发展必需的规则。这种最低目的驱使下的监督,有时变态,有时苍白。朱元璋及其子孙可谓这方面的典范。我国历史上有很好的监督措施,可惜都被用来维系最低程度的秩序,轻浅得很,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人淡忘了。至于与繁荣的紧密关系就更没有多少人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