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些帝王的悲剧,从深层次说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直接的原因则往往与人才的错位有很大关系。一些人,从专业技能角度说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可由于生长在帝王之家,有做皇帝的资格,结果这些人把皇宫大内当成施展技术的场所,空有皇帝的名份而不尽帝王之责,把国家弄得一团糟。
比如宋徽宗,这位赵佶先生,皇帝当得实在很糟糕,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少地方燃起了起义烽火,最后连自己和儿子都保不住,被金人掳走,在人家的地盘上生活,直到老死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书画却爱到痴狂的程度。他的御前书画所,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光古代的钟鼎就有一万余件,端砚三千余方;他命人整理历代书画家的资料,编辑成《宣和书画谱》;他对所藏的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撰写了《宣和殿博古图》;又用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 37 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
此番举动对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些事应该由学者们去做,由一个皇帝来完成,便让人觉得滑稽。他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人、学者,而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一国之君。皇帝和学者从事的职业不一样,衡量他们是不是称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唐朝的虞世南说:“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虞氏所言正是每个皇帝应该做的,宋徽宗恰恰没有做到这些,而是恃皇权兴所好。古今都有人称赞赵佶的多才多艺,但这种脱离本职工作的多才多艺又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
不过是饥饿、战争和耻辱。
多才多艺是好事,它们本身没有丝毫错误。可人世间是“术业有专攻”的,在没有精通自己的工作之时去搞另外的才艺,无异于不务正业。
就说明朝的熹宗吧,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是很不错的事,但弄到不理朝政,文武百官好几年也见不着他一面的地步,就沦为俗语所说“自己不知干什吃的”那样的人了。《甲申朝事小记》有一节文字记载得颇为传神:熹宗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起,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得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
奸臣魏忠贤就是看准了这个良机,常趁熹宗兴趣最浓时,拿着公文请熹宗御览、批示,熹宗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大明江山摇摇欲坠而一朝皇帝却不知道,从这类记述也许可以找到答案。世人常说魏忠贤如何如何,其实与皇帝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因果关系。又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明史》说:“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不只人君的才气是这样,每个人的多才多艺都应辩证观之,千万不可为才艺而侵害了正业。要知道,爱因斯坦是由于有相对论而名世,不是因为小提琴拉得好。张飞靠勇武出名,不是因为他还擅长书法。我们赞叹他们多才多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主业达到了同行还没有达到的水平。
对皇帝的技艺与治国的关系,人们常常给予关注。万历皇帝 10 岁的时候,书法技艺进步很快,能够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张居正认为皇帝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可也正是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
1578 年之后,皇帝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然而,张居正没有寻到真正的根源,也许知道原因在哪里,却只能做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