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搞没搞文字狱，究竟搞到何种程度，说法不一。这没什么不正常。不要说朱元璋，今天的人和事刚刚过去几十年，解释已经五花八门了，让人眼花缭乱。
历史就如掩映在婆娑树影下的古建筑，总是让人看不清楚，总是隐藏一些秘密。按理，历史本是以往的人和事，不管日子是平淡安逸还是含辛茹苦，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实际发生”的一些事，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误记、漏记或粉饰、矮化，再经过岁月尘埃的掩埋，后人就看不清本应清楚的“历史”了。
譬如李世民，一直被史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赞扬他是少有的好皇帝。
不论砖头厚的著作，还是图大字少的连环画，都不厌其详说他的好处，但其卑污处却不愿涉及。兄弟阋墙的玄武门之变，他将李建成五个儿子和李元吉五个儿子全部杀死，另外他斗胜以后，便把嫂子和弟妹纳为己妃。这样的事，很难说是圣明之人所为，史家倒是乐意替他排解，以李皇帝拥有少数民族血统来阐述。不过，这类“血统论”完全解答不了李世民何以杀掉他的侄子们，以及用什么手法杀死的。是用刀砍死，还是用箭射死，抑或像秦王嬴政杀死弟弟那样“囊扑”？
自然，用个人品德来解释政治上的事情是不科学的。专制皇权意味着一切，亲情、友情等等在这份大产业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假如李世民只是一介草民，未必对侄子们下毒手。权力使人们泯灭个性，更使人性中的良善迷失、消退。皇权当前，李世民夺取的手段不是最狠毒的，比他面目狰狞的人有得是。
说这些闲话，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那上面不仅有岁月极厚的尘埃，也有胜利者故意做出的姿态。文字有明确的记述，未必就是真；文字语焉不详或是断然不记，未必就是绝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一事，《明史》中没有记载，相反倒是处处为他说好话。《明史》是清朝人写的，他们也许觉得清朝文字狱比朱元璋时代厉害，朱皇帝只能算小巫，懒得记；也许觉得朱皇帝文字狱的水平低，政治内容含量极小，不屑于记。总之《明史》没怎么说朱元璋的坏话。
尤其不可忽视的，大明律中并没有“文字狱”这一条罪状，喜欢“以文字为证”的人只能寻求后人的记载，或是一些笔记。纸页上所有或是所无，实际中却所无或是所有的事物，最难得出子丑寅卯来。以理论为标准，则不能反映实际；用实际作准绳，则与理论龃龉。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很不容易得出一个人人首肯的结论。云是言非，多出于此。不过，以皇权的专制性而论，朱皇帝搞所谓的文字狱是有条件的；同时，以咱们国家皇帝的传统论，朱皇帝搞文字狱不过是沿着惯性走，不算特别。历史上，不搞文字狱的皇帝有几个？还有一点，别看朱元璋出身布衣，实际对出身在乎得了不得，想方设法神化自己，把出身、履历说得神乎其神。草根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事实上，贵胄们当上皇帝也确实有优越感。李世民就对他之前一些皇帝出身之低有点微词。生于斯，长于斯，又十分聪明的朱元璋会不懂这种社会心理？
自己坐了江山，出身又低，又不许人提及往昔旧事，一个方法就是让人缄口。因此说，朱元璋杀的人基本有两大类，一是贪官污吏，一是乱用字句、乱讲话的人。杀贪官，虽然狠、多，老百姓不怎么反感，史家也给予不少谅解，只把朱皇帝归入暴君之列，而没人说他是昏君。杀乱讲话的人，就有搞文字狱之实了。
但诸君可以查查历史，朱皇帝的文字狱比起清王朝的几位皇帝来，差得远了。康熙及其子孙的文字狱，多有关涉不服满清统治的政治案子，在朱元璋则极少，多是提及“秃”、“贼”等字的，也就是他自己以为对他这个皇帝不尊重的案子。比如河南尉氏县学教谕许元在撰写的祝寿表文中使用了“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句，这是古文中的话，许先生无非是想卖弄一下，可没有料到，朱元璋以“法坤”与“发髻”（剃光头发），“藻饰”与“早失”同音为据，认定许某是在暗讽自己曾经的和尚经历并诅咒明朝“早失太平”，最后将许先生杀掉了。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说，起初朱元璋挺重视文人，也不挑字眼。
他的理念是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治天下则非文人不可。有人出于嫉妒，就挑拨说，也不能过于相信文人，太相信了会上当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刺人，譬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儒生，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有人取为“士诚”。朱元璋说：“不错呵，这名字不错。”那人说：“不然，上大当了。《孟子》上有‘士，诚小人也’。把这句话连起来，割裂起来念，就读成‘士诚，小人也’。骂他是小人，他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白，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从此加意读表笺，果然满纸都是和尚贼盗，句句都是对着他骂的。这段文字颇有趣，揭出了人们为利益互相倾轧的古老现象，但也捅破了中国人颇具“特色”的一个心理：什么阴损的事都是臣子挑唆的，皇帝本来是好皇帝，可惜有的大臣进了谗言。朱元璋也不想搞文字狱，有人看准了他精神脆弱的一面，成功地利用了他。真是如此吗？
其实，朱元璋搞文字狱与别人的挑唆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大关系，只在皇权独裁专制这一点。别看朱元璋自己左一个“布衣”，右一个“民间”，他人说就不行了，是对皇上的不尊。媒体说，前几年的时候，有个法国平民拒绝与他们的总统握手，并且说了很难听的话，忍不住发火的总统萨科奇与他对骂。临了，也没听说总统把那个人“请”到监狱什么的。我就想，那位总统受到的刺激，不会比朱元璋初闻“张士诚”之事时受到的刺激小，他怎么没把老百姓怎样呢？又一想，古今不同，中外有异，岂可对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