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对言论的禁锢不太厉害。《曲洧旧闻》曰，因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一事，包拯上殿直谏，情绪激动，吐沫横飞，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而老包毫不多想，照样慷慨陈词，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乃止。有官位的人如此，一般的士人，言论也比较随便，郓州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提起此类事情，一些人颂扬有加，甚至以民主之气称之。
实际上，宋代的这些自由，与那个皇朝制定的管理政策，与龙椅上帝王的个人品行都有关系。在专制社会的诸多事例中，有些东西粗看与新事物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比如宋朝的决策过程、君臣关系等等，和现在常说的民主容貌有点像，细思却难说是一回事。看到一点不及其余，盲目肯定、盲目否定，无异于手握钢刀，冲入古代社会，对古人任意杀戮。
宋朝帝王，夺取天下的手段与其他王朝不同，基本是“和平过渡”。
说“基本”，是指赵匡胤坐上龙椅没有费太大的事儿，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为了一把皇椅要进行多年的战争。据说赵匡胤在似醒未醒的时候，部下已把黄袍披在他身上了，稀里糊涂地做了皇帝。虽然这是谁都不信的鬼话，但在后周的点检公署，赵匡胤面对范质等后周辅国大臣还是持这种理由，辩说自己受周世宗厚恩，如今被六军所迫做了皇帝，惭负天地。后来的事不必说了，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了禅让仪式，让后周小皇帝主动把帝位让给他。不过，赵氏为这个皇位照旧开了杀戒，虽然军民流的血没有达到可以漂橹的程度，但仍有后周人的鲜血流淌在周围，也有孤儿寡母浸满辛酸的无奈。所以说“基本”二字省不得。
赵匡胤所处的是一个崇尚武力和兵权的年代。他能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与他是后周的高级将领有直接关系，更直白一点说，赵匡胤手中的兵权，是指引他走向皇椅的明灯。宋朝替代后周不久，赵匡胤就对典领禁军的将领进行了大调整，对拥兵自重的藩镇，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解除藩镇权力。这位皇帝比一般的人更清楚军事力量对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意义，假如他自己不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哪里能够那般轻松发动兵变？从根儿上说，宋朝皇帝不认为文人写几个字、骂几句街就可以把国家断送掉，因此重用文人。
北宋叶梦得在《避暑漫抄》中谈到宋太祖的“祖宗家法”云：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统治者不像其他王朝那样对文人处处提防，最主要在于赵匡胤认识到，军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量对皇位构成的威胁极其巨大。相反，文人的笔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对武将的担心和提防，客观上使宋朝文人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据王君玉《国老谈苑》云，有一次赵匡胤设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太祖命人好生扶出。王著不肯走，移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人硬把他拽了出去。翌日上朝，有人启奏：“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周）世宗。”要求对王著治罪。太祖说：他不过是一名酒徒，世宗时我就了解他。何况一介书生哭世宗，又能怎么样呢？啊呀呀，倘若王著生在别的王朝，不知道要被灭掉几族呢！
赵匡胤对文人的宽容，乃是他的治国方针决定的，而他的治国方针还包括对相权的分割。赵匡胤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号称“二府”，并且不时找机会折辱宰相们一番。比如，宋代以前，宰相和皇帝一起议事时，皇帝要赐茶看座。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宋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再坐下的时候，座位已经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议政。从此宰相站着论事成为惯例，成为制度。有学者说，宋朝宰相的权力大于以前的朝代，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很难某个人或几个人一锤定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视角可以引出不一样的结论。但不管宰相的权力小了抑或大了，都是赵匡胤有意设计的治国方略。
可能赵宋皇帝们尝到了这样治国的甜头，宋朝后代帝王都执行了太祖的文化政策。宋朝的士大夫，基本不必多虑“祸从口出”，不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宋仁宗景祐年间，四川有一位书生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公然鼓吹、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惩治。宋仁宗却说：“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历史上提倡仁爱的帝王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那“仁”，那“爱”，就飞到爪哇国了。
仁宗确实称得上“仁”，能够如此理解老秀才心底私密，这样的皇帝虽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不多。更多则是，先给献诗者戴一顶“谋大逆”的帽子，然后对着他的脖子举起鬼头刀，“咔嚓”一声。于是，结案。
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就是用这类铁性手腕打击诗人的。
宋仁宗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我们不能单纯从他个人品性的视角去看，最好看到他坚持祖宗之法的坚定性，从巩固赵宋政权的深邃目的去关注此事。后人谈及此事之所以欢呼雀跃，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太多的、无意义的杀戮，宋仁宗思考的角度充满“特色”。《宋史》记录了他与大臣郭申锡的一次谈话。仁宗说：“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我们姑且抛开鼓励臣下直谏的这层意思，只说“指陈时事”，仁宗对人性的理解就不一般。实际中，不是什么人都想推翻皇椅，讲一些不中听的话，有些人本为皇帝好，但拙于表达，有些人说东道西，则为求得官禄。历史上的大奸大恶，既有高唱颂歌的“喜鹊”，也有常做义愤填膺状的“乌鸦”。
赞美和贬低，怀恩与怨嗔从来也不能成为评估一切的标准。
宋朝因为诗文导致的文字狱也有，但毕竟没有伤及更多的人，与后世比较起来也不惨烈。这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几乎可以唱赞美诗了。
《宋史》评价宋仁宗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诚哉！
仁宗不是有意识的变革者，但他有自己评人论事的思路和标准，对人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可惜后代“矫其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