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字病穴
文化思考的最高等级，不是加法，而是减法。
对于愈是庞大、愈是复杂的对象，愈要做减法。
我曾做过很多实验，努力找出一个宏伟机体的最关键“命穴”，用一个字来概括。例如，对于历史悠久、支派繁多的“君子之道”，若要层层剥除剩一个字，我认为那个字是“德”。
那么，对于整个中华文化，且把它的千般优势暂时搁下，光说它的种种弊病，而且也必须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是什么呢？
这个字是：假。
是的，这是中国文化千年未消的一个病穴：假。
这一个字，如果用现代学术语言进行比较平静的表述，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历来最大的弱点，是严重缺少证伪机制。
这种平静的说法背后隐藏着多少灾祸、战乱、冤屈、颠倒、倒退，简直无法想象。
历来所要的，只是忠奸之分、分合之选、道术之争、盛衰之衡、得失之论、华夷之别，从来等不到一场至关重要的真假之辨。于是，假，潜伏在争论的任何一方，永远安全，越长越大。而正是它，败坏了对立的双方，败坏了一切。
直到现在，很多看似十分紧缺的社会观念，为什么迟迟不能生根？原因是，它们的假体，早已风行一时，因此让真体无从插足。例如“民主”，实在是一个不错的观念，但它在“文革”中曾以超常的规模和体量席卷九州，让人不寒而栗；而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上暴民、刁民们发挥的能量和取得的实效，也无与伦比。这一些，都被称之为“民主”，甚至是“大民主”，那么，什么是“真民主”？很难辨得清了。而且，领略过宏伟“假民主”的中国人，确实也更能发现那些标榜“真民主”的地方的虚假性。
这果然合得上中国最伟大小说家曹雪芹的结论：“假作真时真亦假。”
假，世界各国都有。但是，受假的侵害最深，而且仍在生生不息的，独数中国。假数字、假案件、假证据、假证人、假记者、假文凭、假医生、假品牌、假酒、假药、假茶??永远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屡禁不绝。
特殊之假，起于骗子；中度之假，起于牟利；广泛之假，起于文化。
不错，还是回到那个平静的学术判断：中国文化严重缺少证伪机制。
正因为是千年机制，实在无可奈何。即使我们天天见假而恨，见假而怒，见假而泣，却仍然不知如何从根本上整治。当然也能看到一些整治措施，但对这些措施的长久效能，却还心存怀疑。
那么，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
我想，既然主因在于文化，那也不妨从文化上说说它。有效无效，大效小效，那就顾不到了。
我曾反复论述，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民族对集体人格的选择是君子之道。但是，正是在君子之道的伟大结构中，羼杂了大量的虚假和伪诈。
“伪君子”，在中国语文中是一个常见词语。而且，一见这个词语，多数中国人都会联想起一张张生动的脸庞，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但是，当“伪君子”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恶名，它又有可能成为一枚石块任意丢掷，伤及不该伤害的人。在我看来，仅仅是只求其表，只求其名，还算不上“伪君子”；一直想做君子而修炼不够，处处露怯，也算不上“伪君子”。只要不是故意作假，一切向往君子的企图都应该鼓励。我注意到了，随意地把别人称作“伪君子”的人，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倒是特别应该存疑。
我会在下文中列举出一些已经被法律认定为罪犯的“伪君子”，借以说明，在哪些方面，君子最容易被“伪”；在哪些方面，君子最不应该被“伪”。
二、共伪结构
最常见的，是文化之伪。
历来有很多人，把文化和君子画上了等号。
经常听人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
他们所说的文化，与我在《何谓文化》一书中系统讲述过的文化不同，似乎主要是指年轻人的各科考分，以及古文、英文、写作等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对于年长的人也是一样，一听到有人在谈论书籍，就会预估这个人品格不错。如果谈论者口中吐出的居然不是口语，而是文言，那就多半会被看成君子。如果那几句文言大家从来没听到过，而其中似乎又带有一点吟诵的腔调，那大家更会对之鞠躬敬礼了，似乎他刚刚从屈原身边走来。
也有一些人比较清醒，并不完全把两者混为一谈。但也会提出一些“中性逻辑”，很容易让人相信。例如——
“读书多了，人就坏不到哪里去。”
“一个地区多造几个图书馆，就会减少几成犯罪率。”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人品和文品虽有差距，但基本统一。”
“我儿子年纪轻轻就上了两个国学班，将来一定是做官的料。”
“我们老板能流利背诵很多古诗，是个儒商，怎么会欺诈你们？”
??
这些话，组合成了一种全社会的“职能错配”，让文化外饰冒充了道德主体，后果非常严重。
本来，道德缺失就是道德缺失，事情比较明晰，缺失程度的轻重分布也一目了然。但是，有了这种文化外饰的冒充，一切都混乱了。乍一看处处文化，处处国学，处处知识竞赛，处处历史讲坛，似乎立即要进入一个“君子国”了，但大家都已经看到，人们对社会精神重建的企盼，仍然非常失望。民众的道德水准，甚至低于战火纷纷、衣食不周、文化匮乏的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还是那个字，“假”了。职能错配，让本来不假的两方面，都假了。为了揭示这些事端的荒诞性，我想用一个寓言式的比喻来加以说明。
某乡有一个潦倒秀才，无以为生，却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有一年该乡疠疫成灾，大家病笃乱投医，猜想能写毛笔字的人可能也会开药方，就把秀才请出来。秀才抵挡不住美言、厚馈的诱惑，也就凭着一点往昔的道听途说当起了医生。他飞动的笔墨带来了民众的安心，民众的拥挤带来了他的自信??这场游戏就这样做下去了。游戏的结局是全乡的死亡，包括这个伪医生。
请注意这个寓言里的“共伪结构”。不管起因多么急迫，多么无奈，多么可以原谅，但当事情一旦开始，一切都“伪”了。伪医生，伪按脉，伪医嘱，伪药方，伪起色，伪痊愈，伪复发??随之而来，许多无辜的信号也被“伪”所笼罩，例如，半夜的脚步、熬药的炭火、族长的拜谢、外乡的传闻，等等。连那个秀才，也不再是个真秀才。
百伪之源，就是职能错配。
在我看来，以文化外饰冒充道德主体，其后果之恶劣、广泛、长久，远远超过那个乡间秀才冒充医生的事件。
我在《北大授课》中曾以一系列汉奸的姓名证明，“国学”与“爱国”无关，甚至还会产生背逆。由此我还要进一步说明，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学历、名校、专业等等，也与道德人格关系不大，切莫错配。错配了，虽然不见得会产生大量汉奸，却一定会产生很多一脸文雅的“伪君子”。
三、绑匪纸条
有人说，“文化之伪”总比“江湖之伪”好一点，没那么多血腥。
有人说，“古今文字像一只只隐形的手，把人从伤害生命的底线前拉回”。
对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亲身经历，当百岁高龄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中国内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发起了一个以最肮脏的语言辱骂他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还很难找得到哪个土匪黑帮伤害百岁老人的事例。
以我亲身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连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纷纷参与了，而在网络媒体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只有文人。
还可以举出大量实例，都与“伤害生命的底线”有关。但在伤害时，他们全都扮演着“君子”。好像，敢于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于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绝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们发表这些意见的文章，确实写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尔，他们中的个别人，也会由于一时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读到司法部门编印出版的一本法制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架杀人案。那样的“君子”中的一员，在那里碰到了麻烦。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
这天，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在翻看旧案卷时发现了绑匪写的一张纸条。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减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
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一般会写成“有”，但那就脱离了动词指引的统一性。
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响。
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产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现在广泛崇尚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现在严重黯哑的文化道义和文化人格。
由于绑匪的文字功力，我还稍稍关注了一下案情。原来，事情的起点并不邪恶，而是他与被害学生在河堤上做转圈游戏。学生转晕后掉到了污水沟里，摔掉了几颗门牙，满脸是血，他怕家长怪罪，就用手去捂学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当时心里想的是“小过难辩，大过难罪”，“至繁不如化简”，“无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传统文化中的语言。
学生死后，他感受到“化繁为简”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为利”。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制造一种绑架学生的假象，向学生的家长敲诈。
真绑架已经够麻烦的了，何况是假绑架，他要考虑很多技术环节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够的时候，他仍然向中国的历史文化求援，运用了一系列“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谋术，把“宫廷智慧”、“三国智慧”全都用上了。结果又见机而收，安全撤退，让警方完全束手无策，只得把案子作为“悬案”搁置下来。
这以后，他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隐潜术”、“隔断术”、“放松术”、“偷窥术”，躲到了大学的讲台边。整整八年，无风无浪，无惊无吓。他侃侃而谈，讲诗词，讲国学，讲君子，讲道德。
如果没有那位刑侦专家吴忠义在尘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么，这个人一定还会被奉为“国学泰斗”、“师德模范”，广受崇敬。因为一算，这个人的年龄和教龄都已足够，头发也该白了。
顺便要借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几个“咬文嚼字专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张绑匪的纸条，他们会让学生们品咂那十九个字的遣词造句；而我，则要学生们注意那张纸条背后的血迹，以及许多文字背后的生命陨灭。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文化高超的犯罪只是特殊的案例。但是，不久之后我受上海提篮桥监狱监狱长麦林华先生的邀请，去为五千名罪犯演讲，获得了更深入的感受。
监狱长说，邀请我，是因为收集了多数犯人的要求。可见，犯人也看书，而且是看很严肃的书。监狱里没有五千名犯人可以一起聚集的大会场，主要是借助各监舍的视频，又有几百名犯人来到演讲厅与我直接面对。我演讲的后半部分，是与现场的犯人对话。但一对话，我吃惊了。
那些犯人提出的话题，在我记忆中，只可能出现在重点大学的博士班，甚至更高，出现在我们评审教授的口试中。话题很广，包括中外哲学、历史、艺术、文学、时政，都是第一流的切入方位。我表情兴奋而又怪异，一一进行回答。由于问题太多，对话占据了很长时间。我在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九成时间，忘记了这是在监狱。
结束后我问监狱长，他们犯的是什么罪。监狱长说，大多是高智能的诈骗、盗窃、走私，都是重罪犯。
在那次经历之后，我特别留心，发觉现在社会上高智能、高学历、高文化的犯罪，已经越来越多。
这种高智能犯罪，倒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外国这样的人也层出不穷，在比例上，西方更高于中国。我经过比较发现，西方那些人，大多出于自己的一个极端主义的观念，并不怎么装扮掩饰。
例如，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卡钦斯基，由于在文化观念上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他强烈地希望公布自己的极端主义观念，写了一篇长文《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要求报社发表，并且声称如果同意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又如，挪威那个杀害七十余名无辜者的凶手布雷维克，也是为了宣扬他立足极端种族主义、反对移民政策的立场。这些令人发指的罪犯，可谓十恶不赦，但“恶而不伪”，与中国那些明明害了人又假装文雅的伪君子，有很大区别。
中国“伪君子”的种种伪装中，文化之伪最为普遍，所以我说得多了一点，就此打住吧。
四、道义之伪
伪君子们知道，制造文化之伪最容易，制造道义之伪最关键。因此，道义，是他们迟早要攻坚的重点。
文化可以平静装扮，道义却不行，必须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制造什么样的道义事件比较好呢？他们没有救灾的勇气，没有抗暴的胆量，没有捐助的慷慨，没有扶贫的胸怀，唯一能做的，是伪造道义的对立面，然后摆出拳打脚踢的姿势，证明自己在捍卫道义。
因此，那些试图建立自身道义形象的人，几乎都是伤害他人的诽谤者。他们深信，道义只有在摧残之中才能建立。当然，道义是假，摧残是真。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一个规律。天下害人的人，都有自己的直接理由，例如，争权、谋财、嫉妒、报复、逞强、发泄。突然有一个人，把害人的直接理由变成了间接理由，说是为了捍卫道义，那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此人是伪君子。如果进一步，发现被害人没有反驳的机会，或者已经被此人制造的势头剥夺了反驳的可能，那么，三分之一的可能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如果再进一步，发现此人在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英勇斗士”、“社会良心”，那么，所有的“可能”也就立即转化为“肯定”，也就是说，此人肯定是伪君子。
这是因为，不管怎么闹腾，都掩盖不了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天下一切道义的最终本质，是普及善良，克己利人，减少伤害。号称捍卫道义的人居然违背了道义的所有本质，伪不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