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做了周到的安排。四老帅“蹲点”的工厂，都是周恩来经过慎重的比较和苦心的斟酌而亲自选定的。周恩来选点的原则是：这些单位既是自己有把握保护这些老同志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的地方，又不能让大权在握的林彪找借口再做文章。最后，周恩来经过调查，选定了已被“中央文革”划定为“斗批改”的样板单位，即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六厂二校”。
周恩来在选点讨论会上说：到样板单位蹲点，有利于接受“再教育”，提高革命觉悟。会后，周总理还找来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干部，一一作了交代，让他们必须绝对保证这批老革命的安全，衣食住行都要尽量给予照顾，还对工厂职工怎么对待“蹲点”的老帅也作了嘱托和规定。
刘伯承元帅与陈毅元帅在议事。
就这样，1969年2月初，陈老总就来到了南口机车车辆装配厂“蹲点”。
据他的秘书杜易回忆，他住在厂里一栋普通的四层楼房里。
叶帅则被安排在新华印刷厂，徐帅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帅在化工三厂。
1969年2月中苏珍宝岛战斗爆发，在4月间秘密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所谓“二月逆流”以来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叶剑英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八大”十二中全会上说：
“你陈毅就以那个右的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他是被上海党组织选为“右派代表”出席“九大”的。他憋了一肚子气，但没有计较。
当时，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火药味很浓。中共“九大”刚结束，毛泽东就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老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开始的时候，陈毅与叶帅、徐帅和聂帅交换了意见，都是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又经“九大”全体会议“逐段逐段讨论”
后一致举手通过，报告中对国际形势已经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我们进行研究？如果按“九大”报告照搬照抄，就算不上研究了。如果要提出某些不同看法，这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说，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报告唱反调？
在当时林彪当权、“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经历了所谓“二月逆流”
的四老帅有这些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据一直亲身参与其事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文中记述，周恩来总理给四老帅细致地做了工作：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
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总理让四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的时间自行支配，阅看有关国际问题的资料。周恩来还指定了四老帅的讨论由陈总主持，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月讨论两三次。
在周恩来布置好之后，陈毅作为主持人就召开了一次预备会。四人都带了秘书与会。周总理知悉后就找了陈毅，批评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聂荣臻元帅与陈毅元帅在议事。
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他太了解周总理了，一听就明白其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老帅聚在一起，难免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我们的秘书不外传，谁知哪天再有风吹草动，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不得下台。不让他们参加，免得他们遭灾。
于是，他对周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
总理就点了熊向晖的将。熊向晖曾到美国留学，英语很好。总理说：“熊向晖来给你们的座谈会当帮手，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
他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让他直接找熊向晖谈。
熊向晖自从1962年间接替宦乡，担任驻英国代办已经5年，1967年卸任叶剑英元帅在家看世界。
回国后尚未分配工作。5月27日下午，陈毅直接找了熊向晖谈话，告诉了上述情况。并问：“你看可不可以，忙不忙得开？”
熊向晖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个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熊向晖考虑到自己近两年来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就建议从外交部挑一个现职工作的干部参加，以介绍当前外交内情，使静态的材料与动态的材料相结合，以利于研究，不要造反派。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就挑选了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姚广。姚广曾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曾以王炳南大使助手的身份参与过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周总理很快就批准了。
熊向晖与姚广都是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好手。两人为老帅们的国际形势研讨会搜集准备了各方面的材料。
陈毅从这一年2月初到南口机车车辆工厂“蹲点”后，《大内参》、重要的中央文件及外交部的有关材料等都无法看到了，只能在参加工厂活动后和夫人张茜一块学习马列着作和《毛泽东选集》，每周给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一份调查报告。现在，为了准备国际形势座谈会，他又能看到这些材料了。他对《大内参》这些资料都看得非常仔细，画道道，写眉批，每一则消息都不放过。
四老帅的报告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武成殿在中南海那金碧辉煌、雕栏飞阁的诸多殿堂中，只是一个很不显眼的偏殿而已。据说，在封建的皇朝里，这儿是武臣们等候朝见皇帝的地方。
在1969年林彪权重一时的年代里，它更是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场所。四位老帅就在这里开始正式讨论研究国际形势问题了。由于这项研究是绝密的，服务员送上茶水后，就被叮嘱不要再进殿来。连老帅的贴身秘书都不准参加，密级就更高了，因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69年6月3日下午3时半，在武成殿内的简朴的沙发上，坐着四位老帅和两位中年人，表面看来未免有点冷清。可是，唱主角的这四位老人的神色都甚为兴奋。这种兴奋的神情近些年来在他们显得过于凝重忧虑的脸上是难以见到的。这一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老总和徐帅都是68岁。年龄虽很大，精神却格外好。
配合老帅做工作的两位中年人熊向晖、姚广属列席参加。
6月7日这天下午算正式的第一次会议。陈老总的“开场白”讲得生动、活泼，熊向晖在回忆文章里已详做记录，现转录如下：
……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
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这个牵头的人分别打电话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会”，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做第一回。我们四位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报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
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要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说，四位老帅发言都没有稿子，没有提纲，高瞻远瞩，侃侃而谈，条理分明，语言生动。据此看来，他们事前都作了认真的准备。虽说他们都年岁已高，但精神都很好，一谈开来，连续讨论三个半钟头，中间都不曾休息。以后每次开会，四老帅都很守时间，都能提前几分钟来到会场。
当时，在珍宝岛战斗后，由林彪与“四人帮”掌握的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日报》，用显着的篇幅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特别强调苏美以反华为重点的勾结，并一再渲染苏美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进行反华，疯狂地做战争部署，等等。这些宣传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似乎旦夕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