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四川眉山人，字子赡，诗书画皆能，乃宋朝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其父苏洵，号老泉，弟弟苏辙，都是文人，世称“三苏”。苏轼相貌脸长眉秀，天庭开阔，地阁尖削，颧骨高耸，两颊稍凹。苏轼虽然才学极好，但是生性多言，爱理闲事，前因为得罪王安石等和其他大臣屡次被贬。这次因为太皇太后念及他的才学便召回朝廷。
朝廷上下对苏轼回朝的反响很大。人们都知道，朝廷中的文人以程颐和苏轼两个影响最大，程颐以学术著名，程门弟子一大群，其中王岩叟、朱光庭、贾易是大臣，以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重臣为背景；苏轼以文学著名，门下有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学士”，皆以文章和词出名，均在朝中为官，以太皇太后为背景。这两股势力可谓旗鼓相当。
话说苏轼重新回朝后，深感皇太后的知遇之恩，对朝廷中的不良现象曾经借言语和文章规讽时政。时任“卫尉丞”（朝廷卫戍部队中级长官）的毕仲游写信劝诫苏轼道：“君官非谏官，职非御史，乃好论人长短，危身触讳，恐抱石救溺，非徒无益，且反致损呢。”苏轼不能听从。
此时，司马光已得疾病，因青苗、免役诸法还没有全部废除，朝廷关于西夏问题的争议也未确定下来，不禁叹息道：“青苗、免役诸法几种危害没有消除，我死也不瞑目。”于是写信给吕公著，大意说：“我以身体托给医者，将家事付儿子，只有国家大事还没有所托，在此特嘱咐你。”吕公著将这件事情告诉太皇太后，太后下诏免司马光每日的上朝，特许他乘轿入朝，每三天一次入宫廷议事。司马光觉得这个特殊优待不敢当，上奏道：“不见天子，如何视事？”于是，皇帝下诏改为令由他的儿子司马康扶掖入对，且免去拜跪礼节。他于是请求罢“青苗”、“免役”二法，“青苗钱”罢贷，仍旧恢复平常旧法，各位大臣没甚异议。免“役法”议论完后，他又请求仍恢复“差役法”。这下子，章惇忍不住站出来力言不可以恢复，宰相司马光哪里肯让？这样，章惇与司马光在殿前进行了激烈辩论。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容貌俊美，身材端庄，早年因欧阳修举荐入朝为官，后来又受到王安石的赏识提拔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协助推行新法。元丰三年，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现在又担任“知枢密院事”。他自以为自己的资历老、权力大，是朝廷中重臣，所以说话、做事大胆，无所顾忌。他是变法的重要大臣之一，听说又要恢复“差役法”，于是忍不住跳出来阻拦。他本来平常说话声如洪钟，这时争吵起来声音更大，加上语气很狂妄。太皇太后听了也不免恼火，于是下令将章惇逐出京城出知汝州。
一日早朝，中书舍人苏轼独自出来请求恢复实行熙宁初给“田募役”法，并且列举了“田募役法”有五方面利益。监察御史王岩叟听罢，立刻出列说：“‘田募役法’五利难信，且有十弊。”所以苏轼的建议便没有得到通过。群臣又各执己见，因此皇帝下诏令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和吕大防、范纯仁等，详加推敲，定出方案报给皇上听，便退朝了。
苏轼本来跟司马光是好友，这天晚上竟前往司马光的府第拜见，说道：“宰相大人要改‘免役’为‘差役’，我以为恐怕两种害处差不多，未见得会有一点益处。”司马光问道：“请说说害处！”苏轼答道：“‘免役’的害处，是搜刮老百姓的钱财，使老百姓十室九空，朝廷把钱搜敛、聚集上来，下面的老百姓必然经常患钱荒，这种危害已经应验过了。‘差役’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当兵役，没有闲余的时间从事农事，而且贪官污吏，凭借这名目随时向老百姓征派，因此狼狈为奸，岂不是异法同病么？”司马光又道：“依君高见，应该如何？”苏轼复道：“做法要有延续性，事情才容易成功。事情能够有序地渐渐地推进，老百姓才不至于吃惊而接受。从前尧舜禹三代的时候，兵农合一，到秦始皇才分作两种，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老百姓出粮食养兵，兵出力保卫老百姓，天下称便。虽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改变了。今‘免役法’颇与此相类，大人现在突然要罢‘免役’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复‘民兵’一样，恐民情反多痛苦呢。”司马光始终认为不怎么样，只淡淡的应付几句，苏轼见劝说不进即告辞退出。
过了一天，司马光到政事堂议政。苏轼进去又提起‘免役’的事，司马光不觉变了脸。苏轼从容说道：“昔魏国公韩琦当陕西‘义勇’（宋代乡兵的名称）的刺史，你为谏官，再三劝阻，韩公不高兴，你也不顾。我曾经多次听你自述前情，难道今日你当了宰相，就不许苏轼说话了么？”司马光才起身谢道：“请允许等待妥当的商量。”范纯仁也对司马光进言道：“‘差役’一事，不应当这么快施行，不然可能会转为滋生老百姓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虚心地接受忠良的建议，所有谋略和计策，不一定都从自己出。如果事情都一定专断，恐怕奸人邪士反而得了乘机钻空子迎合的机会了。”司马光还有为难的表情，范纯仁讲道：“这是使人不得尽言呢。我范纯仁如果只知献媚你而不顾大局，何不如当日年少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富贵哩！”司马光听了神色才转为和好些，于是下令差役全部用现定的数额，官府则用“坊场河渡钱”（即坊场河渡津关之处，向过路行旅者征收的钱）。
可是，司马光病情渐重，不得不暂时回家休息。他日夜担心大权旁落，前面所做的工作半途而废，身体稍微康复后，立刻投入繁忙的工作。
赵煦下诏立“科举十法”：（一）行义纯固，可作师表。（二）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智勇过人，可备将相。（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学问赅博，可备顾问。（七）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练习法令，能断清谳。这十科条例，统由司马光拟定，请皇帝下圣旨颁布法令。
司马光得到高太后和赵煦的夸奖，因此更加卖命。
十六日，司马光终于在京城开封病故。
司马光病故之后，朝廷命吕公著独秉朝中政权。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人，老宰相吕夷简之子。他学问精深，为人温和持重，是个领袖人物，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者，深得司马光的信任。所以，他担任宰相后仍然按照司马光原来的意图办事情，不但罢黜一切新法，而且提拔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在这一次朝廷用人上，足见他有司马光的遗风：吕大防属于中间派，刘挚为北方人领袖，苏轼为蜀党领袖，独不用王安石余党等变法人物。但是，他没有想到，苏轼的个性却给他扰乱了阵脚。
自从赵顼当皇帝以来，朝廷中存在着多种的势力，其中明显的有两大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主张实行新法，成员大多是江南人，叫“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改革的群体，他们主张稳步推进社会发展，叫保守派。保守派当中有三股力量：以刘挚为首，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羽翼等纯北方人叫“朔党”，这一群体在朝廷人数最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吕陶为羽翼的群体，人们称之为“蜀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为羽翼的程门弟子在朝廷人员不少，也形成了一股势力，人们号为“洛党”。这种矛盾，赵煦当皇帝之后依然存在，而且日趋明显。但是，司马光为人宽和，威望高，镇得住，他在世时这三股力量都以他的中心，团结一致，与“新党”抗衡。新、旧两派斗争十分尖锐、激烈，而且长达十几二十年，给人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当然，无论南北方的官员，也有一些立场中间的，如：吕大防、范纯仁和王安礼等大臣。司马光的去世，保守派内部开始分化，“蜀党”与“洛党”的矛盾日深，逐渐成为斗争的对敌。
当时，程颐给皇帝当“侍讲经筵”。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在《上太皇太后书》一文中曾经讲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因此，他入殿给皇帝进讲，色端貌庄，十分严肃。苏轼议论说他不近人情，所以好几次跟他对抗和羞辱他。当司马光病故时，程颐主持治丧，朝廷文武百官都准备送庆贺礼，适逢朱光庭参加祭祀回来，身上还穿着祭祀的衣服欲往吊唁，与苏轼兄弟等遇见了，相互打招呼。程颐见了，阻止朱光庭当天去参加吊唁，认为一天之内不能同时参加喜事和丧事，而且引《鲁论》的书辩解，说：“古人讲‘君子在同一天里哭泣了便不唱歌。’”这是程颐跟自己的学生朱光庭师生之间的事情。在旁有的人说：“古人讲哭泣了便不唱歌，未曾书唱歌了就不能够哭泣。”苏轼因为看不惯程颐，所以在旁冷笑道：“这大约像秦朝时的叔孙通，新做这种礼制呢。”苏轼等这样的行为未免浅薄、缺乏修养，程颐则是修养很深的人，听到苏轼的挖苦和讥笑当场不会轻易发火。可是，他的弟子多，在场的听了都不服，有的却记恨在心。
且说那苏轼由于性直多言，与不少同僚关系不融洽，跟王岩叟、程颐等的隔阂则日益突出。
游酢官小，也不想惹是非，只图能够安静地度日。到了冬天，家里人把炕烧得热乎乎的，平时一家人坐在炕上谈家常、吃饭，有客人来了，都会热情地招呼道：“炕上坐。”
一日，他想起浙江的周茂德，便写信去询问他家的情况并且叫他有空时到京城来玩。
十一月，苏轼负责出策试馆职试题，其中有一句写道：“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仁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程门弟子贾易、朱光庭等抓住这句话准备向苏轼开刀。
一天上朝，“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他们因此借题发挥，弹劾苏轼用“偷”、“刻”两字既亵渎了宋仁宗又侮辱了神宗皇帝。这下，苏轼这才知道自己不该当面得罪程颐，深感到压力很大，因此请求外调。苏轼的同乡吕陶此时担任“侍御史”，他见情上奏说：“身为台谏官员应当秉公，不应假借事端弄权，图报私人的意见。”，“左司谏”王觌也上奏说：“苏轼所拟的考试题目，不过略失轻重，关系还小，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酿成门户之见，恐党派一分，朝廷从此没有安宁的日子，这是国家的大隐患，不可不防。”范纯仁又上奏说苏轼无罪。太皇太后于是当朝宣布旨意道：“详览苏轼的文义，是指今日的百官和有关的部门，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于是，苏轼仍然保留原职务。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
程颐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贾易、朱光庭严肃地训道：“身为朝廷官员，当以天下大事为重，岂可泄私人的怨恨。汝等不知冤家宜解不宜结之理吗？将此视为儿戏，恐怕贻患无穷。”贾易、朱光庭听了，不敢出声。
游酢收到周茂德回信，说父母双亲都好，自己在家中一切都还好。他看了信才放心。
年底，范纯仁到太学视察。
太学中的博士、太学录几乎都认识范纯仁，其中吕大临因为哥哥吕大防与纯仁同僚最熟悉。大家见了范纯仁都非常高兴、热情地笑面相迎，叫得响亮。可是，范纯仁察觉到了有个青年由于不认识而表情显得不太自然，而且没有说话。他停下脚步看了看陌生的青年，特意地问道：“这位青年尊姓大名？”吕大临见情忙介绍道：“宰相大人阁下，这是我的师弟游酢，福建人。”范纯仁听了，说道：“哦，听说过。在萧山任过县尉。”游酢这时才回答说：“请宰相大人恕在下失礼之罪。”范纯仁说：“哎，青年人不要太多的礼节。我看你是老实人，咱们交个朋友吧。”说着伸出手来，游酢只好胆怯地上前伸出手去，范纯仁握了握他的手说：“青年人，好好努力呀！”说完才离去。范纯仁身为枢密院事，掌管着全国的军事，是朝廷重臣之一，朝廷官员有千余名，哪里认得所有人？何况游酢是一位新进的小官员。平时，游酢何曾能够引起大臣的重视？这一回范纯仁视察，使他们俩见面认识了。
眼看一年光景即将过去，吕氏说：“老爷，一年下来家里开支很大，吃用的东西全买，还要缴房租费、买炭、买煤等，手头很紧，连前些年积攒的钱差不多都花光了。”游酢听罢吃一惊，想了想镇定地说：“不要紧，先熬过一段日子，到时候再说吧。”
年底，谢显道回家顺便来看游酢。两人交谈一会，游酢问：“今天来京有什么事情？”谢显道说：“好事。”究竟他说出什么好事，且看下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