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关刑不上大夫的问题，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例外，甚至表现得极端点是所谓的“大义灭亲”。但这已经不再是法律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了。因为如果不是政治的需要，凭借帝国体制下法术的弹性，完全可以使违法者免于处罚。出现这种“法不阿贵”的局面，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有人严重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他必将受到惩罚。即便是没违法，统治者为了要惩罚这利益触犯者，也可以现制定出一部法来。关于此种情况，有句古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二是违法者的社会影响太坏，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强烈不满，为了平息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只能采取牺牲违法者的办法，从而将综合统治成本降到最低。
由“法不阿贵”的第二种可能，我们又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统治者为了降低维护统治权的成本，会竭力让法术表现出相对公正的形象，使之更像法律。具体些说，就是将“刑不上大夫”做得更隐蔽更成熟。比如，一旦有精英阶层成员违法，相关执法者马上会将消息封锁在一个小范围中间，避免事态扩大化而成为公众舆论的聚焦点。因为只有降低事态的影响力，才能便于争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理想结果。不过这就属于题外话了，不在我们此次的讨论范围之列。
归根结底一句话，刑不上大夫确是因人论罪，这是由于多年来社会的现实状况积淀的结果，后世的我们不必断章取义地为美化这句话，给它脸上涂脂抹粉或是贴金，更无须因此而大惊小怪。
二谁在沽名钓誉——对韩信神坛来一次强制拆迁细究起来，历史中许多结论往往幼稚得可笑，捧人捧上天，踩人踩进地。韩信就是这被捧上天的典型。不信？我们试着拆一下他香火延续千年的神坛。
表扬失败的对手是变相地自我吹嘘
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项羽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此后，西楚霸王除了“有勇无谋”的缺点之外，又添了一条“沽名钓誉”。
汉篇之中，对项羽这个秦汉交替时期典型而重要的历史人物做过重点的分析。就我们的分析可知，所谓“有勇无谋”、“沽名钓誉”，尽是不实的毁谤之言。说到底，症结在于成王败寇的功利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有勇无谋”这种说法，相传后世有人曾对此有所总结，我个人深以为然，这里拿出来以供大家参考：
贬敌抬己，其法有三：其一，敌将初胜者，贬己方武将鲁莽；其二，敌将多胜者，贬己方军师择地失当，气候预测错误；其三，敌将常胜者，贬敌军将领有勇无谋。据说这个“贬抬”技术，出自东汉末年水镜先生的《士气论》，真伪尚不得知，但是在道理上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有句话叫“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兹是真理。所以，当年刘邦军团为鼓励士气而采取的说法，就由于他们夺得了天下而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大概是胜利者过于喜悦，忘乎所以，抑或是胜利者过于狂妄，连基本的粉饰都懒得做。无论何种原因，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这贬敌抬己的说法连一丝一毫都没有改动过，保持了淳朴的原汁原味。
对于胜利者来说，更为聪明的做法是表扬已成为失败者的对手，这与风度无关。一个智勇双全、无比强大的对手，无疑可以反衬出自己更为优秀，同时也能烘托出自己高大全的丰满形象。也就是说，把失败的对手抬得越高，自己的英雄光环就越闪亮。最精于此道的，莫过于“二战”后的英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德国对手隆美尔推到了封神拜侯、位列仙班的高度，其用意不外乎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北非战场上的愚蠢。而那因其愚蠢导致的不利战局，此时反倒成了他们在北非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最好证据。总之，英国人是最终的胜利者，他们怎么说都有理。
说到这，我们不禁多了这样一点感悟，原来汉史的记载者们在叙述技巧上，还是有所欠缺的。虽然很“讲政治”，但是还不够，远远不够。他们比起后世制造秽史的专家来，显得太过幼稚，不客气地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以我们今日这些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份幼稚，实在是不知道该悲该喜，然而这似乎又能说明一个问题，技术是沿着历史脉络进步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科学技术。
神话、玄说符合大众的审美观点
好了，这里扯得远了，其实我的目的无非是说，套在胜利者身上的光环未必真实，而扣在失败者身上的屎盆子往往不够客观。也就是说，西楚霸王项羽离沽名钓誉的距离大约像孙悟空一个跟头那么远。那么，在项羽叱咤风云的年代里，是否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呢，既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又是沽名钓誉之徒。细翻史卷，倒有那么一个人物被抠了出来，只是说出他的名字来，恐怕让人大跌眼镜。这个人就是千年以来素以智勇闻名的淮阴侯韩信。
乍一说，让人似乎有些摸不着头脑，这韩信不是有“人杰”之称么，怎么到了这里就成了沽名钓誉之徒呢。答案很简单，几乎没有人质疑过韩信近乎战神一样的地位，他的一切都被笼罩在“兵仙”的光环之中。在这光环的衬托下，他的优点仿佛被放在了高倍显微镜下一样，放大何止百倍，而他的不足不单不被人关注反而却被美化。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人们对胜利者总是过于宽容，宽容到对其缺点视而不见。这也得益于韩信站对了立场，选择了胜利者一边。倘若他追随的不是刘邦而是其他什么人，最终以失败者的身份收场，恐怕他得到的评价就会是另一种情形。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可称得上传奇的人或事数不胜数。仅仅以韩信的生平事迹来看，如果没有人口相传时的添枝加叶，或是没有经过人为的渲染，他根本算不得什么传奇。之所以将其神化，这与大众的喜好有关。人们总是喜欢那些富有神秘色彩的内容，而且愿意以此为谈资。
简单地说，在后世人的心目中，韩信这名字就代表了神一样的地位，没有人愿意相信，在泥塑木雕的外壳下，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大道理多是刀笔吏精心阉割后的加工品
韩信的轶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忍过“胯下之辱”。这个典故发生在韩大将军尚未发迹之时，那是他还是未及弱冠的少年郎。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是这样：说淮阴城里有个年轻的屠户，看韩信不顺眼，有一次在路上碰巧与韩信走个面对面。他拦住韩信说，别看你小子成天总拎着把剑，到处充英雄装好汉，其实是个孬种。你要是不服？？看着没，我手里有把匕首，有种就拿它攮死我，要是没那个胆，你就老老实实地从我裤裆底下爬过去。面对这种当众的挑衅羞辱，韩信没答腔，也不正眼看那个屠户，趴在地上顺从地从屠户的裤裆底下爬了过去。若干年后，韩信衣锦还乡，不仅没报复这个屠户，还说这屠户是“壮士”，招到自己的军队里当了中尉。过后韩信对身边的人解释说：当初他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宰了他吗？宰了他没有价值，所以我忍受了一时的侮辱才成就了今天的功业。
这故事还有些其他版本，但是内容上大同小异，就不做多余的介绍了。由于我们不是当事人，很难准确地描述当时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事实上，即便是当事人，因为立场的不同，所讲述出来的故事也各不相同。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做到绝对客观，哪怕是与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冲突。受认知和立场的局限，每个当事人在用语言或文字复述一个场景之时，都会有意无意地略掉自己不关注的信息，哪怕他主观上想尽力地还原事情的原貌。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道理与这有几分相似。
之所以这“胯下之辱”的故事能被后世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总被作为“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道理的注脚。然而这道理与故事两者之间的关联又如此脆弱，甚至经不起半点稍有力度的推敲。事实上，我们生活中有着太多断章取义的“大道理”——那些可以总结出“大道理”的素材，往往都是经历过刀笔吏精心阉割的加工品。
远了不谈，仅以韩信这个故事做样本，就可以找出若干个靠不住的依据。若不信，请继续跟着我的思路往前走。
就史而言，韩信在项梁渡江前，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混子，既没有正当职业又没有合法生意，惟一的谋生手段是东家蹭吃西家蹭喝，曾经跑到一个亭长家一连蹭了几个月的饭，直到把人家蹭烦了，出了变相的逐客令才算罢了。
此后，韩信经常饿着瘪肚子在护城河边上钓鱼消磨时间，有一次遇到个洗衣服的大娘，大娘不忍心看他饿的可怜相，于是就给了他饭吃。一连吃了这大娘几十天饭，韩信终于乐不可支地开口道谢，给这好心的大娘画了个饼，说要好好报答她。结果老大娘不买账，非常不高兴地说，我是可怜你，还图你报答？亏你是个男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在受过大娘的救济之后，才发生了胯下之辱的故事，再之后，才是韩信追随渡江的项梁投身军中。
请看客们不要嫌我啰嗦，之所以交代这些人所共知的背景，是为了理出个时间线，让大家更为精准地看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次序。如果仅仅看了这些，可能只是觉得，韩信当年曾经落魄过。本着“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来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从来没有人细考究分析过，当时的韩信是多大年纪，生长于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以现代人文科学技术的观点来看，这些要素从客观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素质，辅以其生活经历的素材，完全可以作为甄别其处理具体事务特点的依据。
有史学家考证，韩信的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28年至公元前196年。而项梁带领八千江东子弟起兵渡江的时候，是公元前209年。
这意味着刚刚投军时的韩信还不足弱冠之龄，也就是还没到20岁。这个问题按照两条时间线一做对比即可得出答案。
以此为据沿时间脉络反推，我们可以发现，韩信在亭长家蹭饭时的年纪最多不超过十八岁，而他被屠户羞辱时的年纪，满打满算，充其量也就是十九岁，甚至可能还不到。因为韩信十九岁的时候，已经投军了。我们假定他受了胯下辱后就立刻投军，也只不过就是十九岁而已。
问题的症结就此出现了，一个年纪不足十九岁的青年，心智尚未成熟，世界观远没达到健全的程度，依照后世的眼光，甚至可以定义成孩子的人，在那种特定环境下，是否有勇气去杀人，这很值得商榷。旧时秦律对恶意伤人致死者的惩罚是很重的，杀人抵命在那个时候就是公认的社会准则。依照韩信当时的年龄、社会背景、人脉及经济资源等综合因素来看，他不可能在杀人之后逃脱法律的惩处。我相信，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他理应有所认识。所以，我个人认为，仅仅是出于对刑罚的恐惧，就可以令他从根本上丧失杀人的勇气。
我们退一步讲，即使法律暂时不要求杀人者抵命，对于一个年纪不满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亲手杀人，也是个非常难以逾越的心理关。自打人文精神形成以来，同类之间无故的白刃相加，一直是人类的心理禁区。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将更加挑战当事人的心理承受底线。
说到这，有人定然要反驳，说韩信投军之后，不是靠着杀戮才获得的赫赫战功吗，怎么能说他没勇气杀人呢。提出这一点疑问的，定然是犯了以静态眼光看待动态事物的错误，起码他忽略了外界环境的变化。人是随着环境和际遇而产生变化和成长的，关于这个问题，有句俗话叫此一时彼一时。而这便是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了。
人生阅历决定人的行为方式
在历史上，所谓的英雄往往不是以个体形式出现，而通常是以一个群体形式出现，这是个非常值得人关注的现象。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原因在于，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通过信息或行为的交流，会产生互动式的影响。而这影响程度将与社会活动的紧密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社会群落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行为中所拥有的交集越多，也就是交往得越频繁，互相模仿、学习、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通俗点讲，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个共同成长、进步的过程。也有句俗语对此做了很精妙的解释，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们再转回头来看韩信，看他从军前的生活环境，似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他在从军前接触过大量的血腥暴力信息。那么这意味着，在韩信早年的生活经历中，没有足够特殊外界信息刺激他，使之有暴力凶杀的倾向。而从军后则不然。军人的职业就是杀戮，军人的使命靠杀戮来完成，战场上的每一天都经历着铁与血的残酷洗礼。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到处都布满了血腥。长期在这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环境中熏陶，终会使人麻木；对流血死亡的耳濡目染，将会令人的恐惧感逐渐降低，甚至习以为常。这皆是环境变迁使然。
前文说过，杀人最难过的是心理关，突破了心理障碍后，再次杀人对于杀人者来说，就相当于一项简单的体力劳动，几乎与在田间劳作无异。
钻裤裆是因为害怕而不是有预谋的忍
有没有这样一种人呢，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可以冷静地思考，从而一如既往地进行活动？有的。这点我不能否认，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可以达到这种在压力下冷静处理问题的理想状态，或者说，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也可以做得到这一点。但是这不能成为替韩信胆怯辩解的依据。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韩信是在冷静地思考后选择了钻屠户裤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