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连年增长，这有悖于经济波动的规律，这点无论是工业经济还是农业经济都逃脱不了。仅以农业经济为例具体说明。农业是靠天吃饭，自然气候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气候又是个无法人为掌控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保证气候一直风调雨顺，使经济始终平稳发展。就历史中记载的规律来看，平均每六年中至少都会有一次比较严重损害农业经济的自然灾害，平均每十二年中至少会有一次可以导致大规模饥荒的自然灾害——这在汉篇中有所提及。所以在经济发展达到一个高度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拐点。这个经济拐点，必定会引发社会上的并发症。
西汉在度过第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后，就经历了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执政时期。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几乎人所共知，前面在汉篇也做过细致的分析。而东汉的相似阶段，应该定义在后和帝时代，也就是汉安帝在位的时期。因为汉和帝执政阶段，社会的运转一往如常的稳定，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上升阶段，依据是人口继续保持着正增长。
东汉在经历了第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后，社会形势没有像西汉那么紧张，但是问题的棘手性却一点也不容乐观。具体原因在前文中已经提及，即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社会秩序一度紊乱。然而从人口数量并未大量减少来看，起码东汉帝国政府的赈灾是比较得力的。
赈灾的有效性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因此史评中所言当时的吏治极其腐败，应是不实之言。对于缺乏监督的权力来说，对赈灾资源上下其手是在所难免的。换句话说，只要是帝国体制，那么这种以公权力向公共利益伸手中饱私囊的现象就会屡禁而不绝。
行政机构膨胀与帝国瓦解
所谓腐败，相当于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无效的经济损耗，是社会运转的成本。原则上讲，这种无效损耗越低越好，不过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只要不影响到社会正常运转，这种无效损耗就可以接受。显然，邓绥执政前后的东汉帝国在行政中的无效损耗还没有达到社会无力负担的地步，否则在面临危机的当时就会直接引发帝国的政变或解体。之所以我们对当时政治有着无比腐败的印象，往往是因为受史书中对那段历史做评的影响。换句话说，人为的渲染及夸大事实，是误导后世人认清一段历史的常见障碍。
有一点问题我们应该认清，腐败不是在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惟一的无效经济损耗，它只是众多无效经济损耗当中的一种，是整个社会运转成本中的一个有机组成。将腐败行为以纯经济观点看，这是一种以通过成本更低的方式获得经济给养，是人性的选择而不是道德的选择。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行政上的无效经济损耗，只要超过了社会自身的承受能力，都会诱发社会运转的停摆危机。这些无效经济损耗囊括但不仅限于行政中的奢侈浪费、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无效经济损耗往往不是以个体形式单独存在，而是呈复合形式存在。也就是说，行政机构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偶然，而是客观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多重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且相互促进。
诸多的无效经济损耗中，比腐败更可怕的是行政机构臃肿，冗吏过多。此种情况，除去本身是一种巨大的无效经济损耗外，另一个更可怕的因素是，它是其他一切无效经济损耗高企的催化剂。腐败的可怕仅在于其传染性上，会使这种造成无效经济损耗的行为形成社会风气，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在没有足够的，可能参与腐败的人选做基数保证的前提下，腐败的危害不值一提。当然，前文所做分析并非是为腐败这种行为涂脂抹粉并进行美化，而是说明问题的层次。
简单些说，即便是腐败，也是人数越多所造成的后果越严重。一个人伸手，总不如一群人伸手索取那样肆无忌惮。这就好比一只白蚁和一群白蚁做比一样，前者可以将大树蛀一个洞，而后者则能把大树彻底蛀空。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参与人数的众多，会将负面效应呈几何级数无限放大。
帝国三大定律
汉篇中我曾分析过行政机构日渐臃肿的原因，这里不重复分析。从历史现象上看，东汉也没能脱离行政机构无限扩张的魔咒。
这也可以佐证，邓绥执政时期的东汉帝国，行政机构只是处于日渐扩大的趋势之中，但是没有到登峰造极的阶段，而政府的腐败程度也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夸张。由于帝国的经济体庞大，历经多年的经济发展，有了充分的经济储备，所以在赈灾过程中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可供运作。尽管限于历史条件，诸如受当时的物流水平或者其他因素所阻，导致个别地区赈灾不够及时，使得人吃人的惨状出现，可是政府的全力赈灾，并致力于稳定经济秩序，还是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得以保全。
从东汉帝国末年人口并未大幅度增长，而社会经济秩序产生重大紊乱来看，很可能是帝国再次拥有了庞大的公务员群体。而一些历史线索也直指了这一结论：汉桓帝和汉灵帝在位期间，均有过大规模卖官鬻爵的行为。相关道理，在汉篇末节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这里依然一笔带过。
至此，我们发现，东、西两汉末年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起码在政府行政机构膨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西汉的因素更复杂些，更不容易看清，不如东汉的更直观。
也就是说，多年的帝国经验，使得东汉帝国的发展历程更加简洁更加直接，而少了许多试验性质的冗枝末节，也少了许多改变历史的偶然因素。通过秦、汉、后汉多个历史片段或是宏观或是微观的分析，个人尝试着总结了帝国三大定律，仅供读者参考。
第一定律，帝国总是建立在经济周期的波谷处，其建立目的往往是社会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抗经济风险。
第二定律，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元首的个人作用会逐步降低，最终会以象征形式存在。帝国社会的走向最终将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
第三定律，帝国运转的时间越久，生存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吸收资源的能力就越强，社会资源的密集程度就越高，社会贫富差距越大，直到社会无力抵抗经济风险为止。
本节临末，还有几句个人倾向性很强的见解想谈。以往的史评总喜欢一锤定音，要么一棒打死，要么一捧上天，善恶两清、皂白分明。难道人性就真的如此简单，现实生活就是如此清澈？恐怕不尽然。于我个人来讲，更倾向于中间色多一点的看法。
人，多是具备一定理性的经济动物，考虑自身利益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这点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是普通社会成员都是如此。当客观条件造成多方利益相互矛盾、抵触，而又没人愿意妥协的时候，这又岂是“道德”二字能说得清楚的问题？
同理，我并不认为末代的统治者及当时的政治主体成员就一定是道德败坏到不可救赎的地步，他们主观上也未必想把帝国经营得土崩瓦解。很可能他们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却葬送了帝国。这一切，都是客观规律使然，个人无力改变。用一句文艺点的话讲，当历史大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只能随波逐流，而无法抗拒。若硬要说有区别，那么区别仅仅在于谁勇立潮头，而又是谁溺毙于水中，仅此无他。
二话说两汉物价
物价，国计民生重要的参数，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在一片褒扬声的两汉盛世中，它又有着怎样的变化？
关公战秦琼式的物价比较
通过前文对秦及两汉的宏观经济状态分析，至此，其规律性的内容已经被大致总结出来了，几乎到了讲无可讲的地步。后世的历史，多是以这样的状态反复轮回：当人口数量超过当时经济模式的临界点，就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从历史上的结论来看，解决经济危机的，只有消灭人口一条途径。无论是延续王朝，还是改朝换代，经济上的矫枉必然要过正，也就是说，因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紊乱，而导致的人口数量损失最终总是远超过世人想像力所及的范畴。
如今，放下这些沉重的宏观规律，我们会发现，历史上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细节，不但不那么沉重，反而还可以引人一笑。因此这里举少许例子，仅供读此文的朋友会心莞尔。
衣食住行，这事儿看起来不大，可任何人又都离不开，因为这是生活的基本需要，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逃脱不了这些问题的困扰。为了这所支付出去的经济价值，也就是物价，则是经济问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多了解物价，对于个人来说，可以让自己少花钱，多办事，日子过得更舒坦点；要是往大了说，这就进了国计民生的范畴。前文探讨了许多有关两汉的经济问题，大多比较宏观。偶尔只在文中穿插，提及了一些有关物价的信息，可是不够详尽和全面。所以，读到现在的朋友，依然没能从这本书里具体地了解到两汉时期的物价水平，这是一个有待弥补的缺憾。
根据徐扬杰先生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的《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以及一些其他文献，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两汉时期的重要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但我个人以为，这些物价可能只是特定时期的瞬时值，至多只是历史上一段时期的平均值，甚至在个别物价上有着多重数据。这虽然有代表性，但是欠缺连续性的物价变动，因此很难根据物价的线性变化来判定经济的走势，并以此为据来印证历史上的一些必要事件，或者推断其中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的发展，会影响物价的变动，今天的物价，业已和二十年前截然不同，更毋论时间更久远一点的情形。缺乏必要的数据，使我们无从探寻两汉时期的物价影响力，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两汉时期的物价和物品之间的比价，对照我们今天的物价及其相关情况，来做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比较，以此来比较一下古今的物价差异和生活质量差异。由于时代的不同，受限于生产技术等因素，所做出的物价比较只能做一个参考，较不得真，更谈不上结论，至多只是供大家娱乐而已。另外，对比前，先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后文中所介绍的汉代物价，如没有特殊说明，主要论据皆以徐扬杰先生的《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为准。
汉钱与人民币的非标准汇率
众所周知，两汉还处于金属货币的时代，当时法定通货分为两种，一是铜钱，另一是黄金。有关两汉时期的黄金是否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黄金，史学界对此意见分歧，争论不休，我们不做讨论。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那个时候充当货币的黄金，与铜钱的单位换算是一比一万。也就是说，一斤（汉代1斤=16两）黄金与一万铜钱等值，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最起码，这点在官方的史料中是如此记载。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两汉时期的货币体系，与我们今天的货币体系完全不沾边，货币的购买力也不尽相同，这意味着，汉代与当代在经济价值上没有共同的衡量尺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物价的对比？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另寻一条通路，令两汉时期的货币和今天的货币有一个可换算的方式，也就是创造出古今的汇率来，以便于我们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物价衡量。
想计算购买力平价，就得有一个共同的参照系，专业点的经济术语叫做一般等价物。黄金显然不是个合适的一般等价物，因为它本身曾在历史上充当着货币。而今天，它已经退出了货币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商品。两者属性的巨大差异，就使它不能成为合理的价值参照系。况且我们找这个参照系是为了衡量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而黄金无论古今，不管是商品还是货币，其蕴涵的经济价值都过大了，不适合作为衡量标准单位，我们对它不做考虑。
因此，选择参照系，一定要选一个生活必需品，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还要易于分割，以便于衡量经济价值所用。很显然，盐与粮食，都可以归于该物品范畴之中。由于盐是历代政府专营商品，它的价格受政府的财政收入变化影响极大，所以不把它作为主要一般等价物，而只能作为辅助参照系；主要的一般等价物，暂定为粮食。
也就是说，下面我们将以粮食为参照坐标，来为汉代的法定通货与今天的人民币定一个非标准汇率。
限于历史时代，两汉时期所采用的标准度量衡并没有现代这么精确，那个时候对物品多少的衡量不以重量为标准，而是以体积或容积。直接点说，过去称米也好称盐也罢，都是用石斗升做计量单位。
而今天的计量单位则变成了重量，常见的是（市）斤、两，书面的是千克或克。这为我们古今单位货币中所承载的经济价值换算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也就是说，如果要计算出古今单位货币中所承载的经济价值比例，首先要统一古今物品的计量单位。
这样说似乎有些不厌其烦了，我们把问题简化一点，节奏上快一点。
古度量衡制，10升是1斗，10斗是1石。也就是说，100升是1石。1升与1立方分米所占容积相同，那么就是说，1000升的体积是1立方米。也就是说，10石相当于1立方米。知道了这些，再根据一个单位体积内物品的重量，也就是密度，即可以将古今物品的计量单位统一了。
这里补充一点，石在作为非精确重量计量单位时，约为60千克。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数据，根据稻谷和小米、高粱（未脱壳）的单位自重，以及过去以石斗升作为计量物品多寡的方式，个人推测，石用于计量重量的单位时，应该是专指基础粮食的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