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一个新兴的政权取代了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政权，建都河南洛阳，史称东汉，也称后汉，不过在当时，国号前却没有任何前缀，只是称汉。据说，东汉的首任皇帝是西汉开国皇帝的后裔。毫无疑问，最高权力掌控者的同宗同源，是不少学人将两汉认定成一个整体的重要原因。不过仅凭这一点，就认定两汉是一个整体未免太过牵强。于是有了另一种技术含量比较充分的说法：
从政治结构上看，两汉一脉相承，都是帝国形态；从行政区域上看，都是郡县行政管理体制；从地理位置上看，都是横跨整个古华夏。尽管在官制上，东西两汉有着微妙的差异，可是从本质属性上看，两代帝国实难找到什么不同。
然而依据这些特点来看，似乎又没有什么比秦帝国与西汉帝国的政治亲缘征兆更为明显。与其说东西两汉是一个整体，莫不如说秦与西汉是一个整体，如果忽略最高统治者的血缘联系这一因素忽略不计。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最高统治者的血缘联系，并不是帝国权力传承的绝对条件，而只是一种低成本的选择。原因在于，帝国最高权力，也就是皇权，是被神化了的权力，附带着的，与皇权关联紧密的一切人和事物也将被神化。与皇权掌控者的血缘联系，自然不能例外。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重新营造一个新的皇权，要比继承皇权的成本高昂得多，除去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外，固有的社会文化习惯及社会记忆是否能承受新皇权产生的现实，就是个很难准确控制风险系数的事情。
皇权的血缘继承，由于无须重新神化，所以在理论上成本偏低。然而客观现实往往又不能完美地吻合最低成本的理论，在具体执行中，常常又因没有合适的血缘继承者而造成权力不能合法继承。通常在这个时候，一种形式主义的措施就会跃上历史舞台，以篡改继承者社会关系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继承的合法性。通俗的说法叫过继，即改继承者的姓氏为前任权力掌控者的姓氏，以表示为前任权力掌控者的后裔。
科学地界定一个政治体的存在时间范围，最鲜明的两端标志应该是政权的建立和它的崩溃。前后统治者不存在继承关系的两个政权，其实就该认定为两个时代。由史可鉴，东汉政权的出现，是王莽政权消失后的结果，而不是由西汉政权延续而来的结果。我们无视这政权的诞生是否与社会需要有关，只要注意到它是经毁灭到新生的政权就足够了，因为它已经有了新时代开始的标志。所以说，东汉就是东汉，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不能将其同西汉合并到一起来看待。
不过我们又无法将东汉与西汉完全割裂，正如西汉无法与秦割裂一样。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呈线性逻辑存在，而不是以点式或不规则的非线性逻辑存在。
东汉在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并无太大的突破，罕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却在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上有着跨时代的进步：造纸术、人类最早观测地震的地动仪，以及观测天文的混天仪，都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除去这些外，东汉帝国共计195年的历史中，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启示的呢？
一帝国的终极形态历经数百年，社会经过长期的磨合，终于习惯了帝国体制。当社会完全能以帝国的标准平稳地运转下去之时，帝国将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
帝国元首刘秀的戏剧人生
东汉的首任元首光武帝刘秀也是个传奇人物，当了近三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便洗掉了脚上的泥巴，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元首。现代一点的说法，这是鸟枪换炮，不，应该是鸟枪换成火箭炮或者榴弹炮。这巨大的人生落差变化不得不让人瞠目结舌。更让人惊奇的是，他不是作为权力的继承者走上的历史舞台，而是通过武装政变跃上了历史舞台，并且爬到了帝国金字塔的顶端。尽管传说中，他的贵族血统有鼻子有眼，可是在28岁之前，他连县官大印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领兵打仗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带领着不足一万人的军队，与百万之众的、已集结好的、武器装备精良的、后勤补给完整的、指挥官军事经验丰富的政府正规军进行正面对抗，耗时三个月，最终将政府正规军打败，获得了战场上的胜利？？
说到这，我实在是说不下去了，想必各位看客也要笑穿肚皮。因为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荒诞的说法。然而前文所述的情形却是赫然记载于正史——《后汉书》之上。倘若就此便说《后汉书》是秽史未免有些草率，不过就其记载的这段内容而言，实属无稽之谈，因为它经不起科学视角的推敲。个人猜测，这种不足采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前朝史官为了美化最高统治者而杜撰的故事。而后世编史者限于考证不足，或是科学知识的贫瘠，就任由前朝史料以讹传讹地流传了下来。
嘴里要讲主义，心里要想生意
《后汉书·光武帝纪》中有关刘秀称帝前的战争记载，几乎无不是一面倒的局势，几乎把他说成一个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仙，仅次于坐地升仙。这显然不是一个客观严谨的态度。历数光武帝参与过的这些战争，如果以书中叙述的规模为准，那么直观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仗就算是不打，仅仅是战争前期的组织、动员、筹备后勤物资及军饷等准备工作，就足以占去三年以上的时间。
种种不合客观规律的记录，无不在向我们证明，《光武帝纪》中的战争信息非常难以作为有历史参考价值的信息。不过这篇历史记录中却又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最关键的信息往往都处在最隐蔽的角落之中。那就是光武帝在参加战斗后，每到一个新的地理位置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做交流、沟通，以保证良好公共关系，这为他日后接掌整个帝国的最高权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具体例证是《光武帝纪》中这样一段记载：（公元23年）十月，（刘秀）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
这段话大意是说，刘秀在公元23年10月的时候，得到当时他的上级领导更始帝的任命，渡过黄河北上，去安抚北方各城市的社会群众，整顿紊乱的社会秩序。刘秀的入手点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核心人物，名义上是充领导考察官员的政绩，实际上是去开政治支票，当下兑现，立刻派发的福利是释放犯人，并把王莽政府的法规制度废除。从一片喜庆的结果上看，刘秀的政治支票在这些利益集团中间很受用，信用度比较高，是硬通货。
类似的事情无独有偶，《光武帝纪》中还有记载：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二月，刘秀又颁布了一条政策：“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这同样是给予旧利益集团优厚的福利待遇。
至于其他笼络人心的做法，更是不胜枚举。利益开道，自然免去了很多抵触，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支持。说白了，与其说刘秀是打下来的皇位，不如说他是谈出来的皇位，真正令他走向国家元首之路的核心力量不是由他的武力输出系统，也就是军队来构成，而是由旧帝国政权的官僚体系给予的支持来构成。正是这些昔日帝国的官僚以及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才将刘秀推上了历史舞台。从这个角度可以判定，刘秀不算是正式的军人，而是个标准的政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刘秀获得最终统治权没有采取暴力手段。有史记载，在刘秀称帝后十余年时间里，中华大地上仍旧是一片混乱，烽烟四起，到处是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各自为政，自立为王。而刘秀及他的手下除了不停地在这些割据势力间周旋外，偶尔也参与一下武装争斗。
在当时最有名的反政府割据势力首推赤眉、绿林两大军团，其余地域性的割据势力更是不计其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细节是，在刘秀称帝的同一时期，各地军阀称王称帝的以十计数。正是这些无原则无底线的割据势力存在，才成了全国范围武装祸乱的根源。直至建武十二年，也就是刘秀称帝的12年之后，战火才平息。
东西两汉交替时期，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汉篇末一节我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经济上严重的故障会导致社会的自我调节，而这种自我调节的过程绝难避免矫枉过正。最常见的就是，以流血死人为代价来释放经济压力。
更为不幸的是，在刘秀称帝后的12年时间里，除去频发的战争外，蝗灾迭现是另一个破坏经济秩序的祸患。天灾加人祸，使本就不乐观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使社会中脆弱的经济链条戛然断裂。
无可置疑，这是令人口数量迅速进入一轮负增长阶段的罪魁祸首。根据史料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也就是西汉末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总数量有近六千万之巨，而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总数量仅有两千一百余万。尽管官方统计的数字与实际情况稍有出入，可两相对比之下，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缩水，还是令人触目惊心。
这也就是说，即便是刘秀称帝，也没能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直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社会中的压力有所缓和，社会秩序才随之逐渐回复到常轨中去。
光武中兴是个颠倒是非黑白的说法
刘秀称帝后并执政的这段时期，在史书上有个很动听的说法，叫“光武中兴”。史评者称其稳定了社会局面，恢复了经济秩序，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扭转了自王莽执政以来引发的社会危机。可是较起真细翻史书来，却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看来看去都是流血死人，甚至都没能躲开人吃人的悲剧。总的来说，这段时间里，经济上的破坏大于建设，倒退多于前进。
如果我们断章取义，那么这“光武中兴”就很值得人玩味了。不客气地说，这是颠倒是非黑白的说法，把屠夫当菩萨。这就好比厚黑学里的补锅理论：原本锅只有一个小洞，找到补锅匠之后，补锅匠一边补锅一边给敲出新的洞来，结果锅上的洞越来越多，直到彻底没法补了为止。这时候，补锅匠说，你的这个锅太破了，不能用了，我卖给你个新的吧。补锅的结果是，锅的主人支付了许多额外的不必要的成本。把这道理套用到“光武中兴”上，那么刘秀就相当于补锅匠，而买单的锅主则是整个社会。
很显然，若是就此给所谓的“光武中兴”歌功颂德，那纯粹是一种强盗逻辑、流氓逻辑使然。说穿了，“光武中兴”就是一个为了合理而合理，为了合法而合法的，向强权顶礼膜拜的谄媚论调。
柔治天下只不过是实力不足的托词
事实上，尽管刘秀的称帝受到诸多旧帝国官僚的拥戴，可他仍然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并在政治决策中占据绝对主动的地位，尤其是在他执政的初始时期。相反，他的执政路线只能是顺势而为。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以柔治天下”。
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刘秀本意并非想“以柔治天下”，他也很想“刚”起来，很想雄起，很想以强硬的姿态，雷霆般的手段来表明自己的权力神圣而不可侵犯。但现实很残酷，他采用的政治手段稍微激烈一点，就遭到了社会中暴烈的反抗。
最为鲜明的例证发生在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九月。其时，帝国中央政府判处河南地区行政长官张伋和他下属的各个郡守共计十几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处死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拒绝执行以刘秀为核心的东汉中央政府所下达的核实土地，统计户籍、人口的命令。有关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要追溯到前一年，也就是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的六月。也就是说，在建武十五年时，就颁布了核实土地、人口的命令。这道行政命令的潜在含义是为了落实“度田制”，即按人头分配土地。毫无疑问，一旦这个政策落实，那么拥有过多土地的地方利益集团将受到极大的损害，他们的多吃多占不再可以蒙混过关。于是，他们产生抵触情绪在所难免。
对执行土地、人口核查命令阳奉阴违的政府官员处以极刑，意味着这样一个政治信号：中央政府将要对土地问题从重、从严地继续追查下去。这是个危险的政治倾向，更麻烦的是，东汉中央政府又没有强大到可以控制一切政治后果。因此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弹。各地的利益集团纷纷加强了不合作态度，尤其以北方为甚。一些地区甚至直接爆发了武装叛乱，典型如“青、徐、幽、冀四州”。这些地方利益集团以此给中央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最终，“度田制”在一片抵制声中不了了之，变相地宣告了流产。
当刘秀不再为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言时，利益集团会立刻倒戈相向，而这对于刘秀政权的杀伤力是极为巨大的。
利益集团是个中性词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有所共识，那就是东汉帝国建立的基础源于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妥协，而不是靠刘秀一己之力缔造的产物。因此，帝国中央政府的一切决策难免要受到利益集团的掣肘。
利益集团是个中性词，它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广义地讲，一个区域，一个社会群落，一个国家，乃至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人，都能构成利益集团。原因在于，建立在同一个利益目标下的人群，作为个体很可能无法抵达获得利益的诉求点，而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完成获得利益这一目的。因此，利益集团应运而生。
在利益集团中，每个人的角色各不相同，所担负的责任，所要做的事情也不同。所以说，利益集团也是社会化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