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生活的强者，但通往强者的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随时随地都有一堆困难在等待着你。面对种种挫折与困境，要有坚持到底的心态。
风雨中的菊花
王宗宽
午后的天灰蒙蒙的，没有一丝风。乌云压得很低，似乎要下雨。就像一个人想打喷嚏，可是又打不出来，憋着很难受。
多尔先生情绪很低落，他最烦在这样的天气出差。由于生计的关系，他要转车到休斯敦。
他对车站周围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厌倦了这种奔波的生活，他最急于见到的是上小学的儿子。一想起儿子，他浑身就有力量。正是由于自己整天漂泊，妻子和儿子才能过上安逸的日子，儿子才能上寄宿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想到这些，他的心情舒畅多了。
开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他看了看表。
“太太，行行好。”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顺声音望去，他看见前面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伸出鹰爪般的小黑手，尾随着一位贵妇人。那个妇女牵着一条毛色纯正、闪闪发亮的小狗急匆匆地赶路，生怕小黑手弄脏了她的衣服。
“可怜可怜我3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
考虑到甩不掉这个小乞丐，妇女转回身，怒喝一声：“滚！这么点小孩就会做生意！.”小乞丐站住脚，满脸的失望。
真是缺一行不成世界，多尔先生想。听说专门有一种人靠乞讨为生，甚至还有发大财的呢。还有一些大人专门指使一帮孩子乞讨，利用人们的同情骗钱，也许指使孩子乞讨的人就在附近观察呢，说不定这些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如果孩子完不成定额，回去就要挨处罚。不管怎么说，孩子也怪可怜的。这个年龄本来该上学，在课堂里学习。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可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太狠心了，无论如何应该送他上学，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多尔先生正思忖着，小乞丐走到他跟前，摊着小脏手：“先生，可怜可怜吧，我3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不管这个乞丐是生活所迫，还是欺骗他人，多尔先生心中一阵难过，他掏出一枚一美元硬币，递到他手里。
“谢谢您，祝您好运！”小男孩金黄色的头发都连成了一个板块，全身上下只有牙齿和眼球是白的，估计他自己都忘记上次洗澡的时间了。
树上的鸣蝉在聒噪，空气又闷又热，像庞大的蒸笼。多尔先生不愿意过早去候车室，就信步走进一家鲜花店。他在这里买过几次礼物送给朋友。卖花姑娘认出了他，忙打招呼。
“您要看点什么？”小姐训练有素，礼貌而又有分寸。她不说“买什么”，以免强加于人。
这时，从外面又走进一人，多尔先生瞥见那人正是刚才的小乞丐。小乞丐很是认真地逐个端详柜台里的鲜花。“你要看点什么？”小姐这么问，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小乞丐会买鲜花。
“一束万寿菊。”小乞丐竟然开口了。
“要我们送给什么人吗？”
“不用，你可以写上‘献给我最亲爱的人’，下面再写上‘祝妈妈生日快乐！”’
“一共是20美元。”小姐一边写，一边说。
小乞丐从破衣服口袋里哗啦啦地摸出一大把硬币，倒在柜台上，每一枚硬币都磨得亮晶晶的，那里面可能就有多尔先生刚才给他的。他数出20美元，然后虔诚地接过下面有纸牌的花，转身离去。
这个小男孩还蛮有情趣的，这是多尔先生没有想到的。
火车终于驶出站台，多尔先生望着窗外，外面下雨了，路上没有了行人，只剩下各式车辆。突然，他在风雨中发现了那个小男孩。只见他手捧鲜花，一步一步地缓缓前行，他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瘦小的身体更显单薄。多尔看到他的前方是一块公墓，他手中的菊花迎着风雨怒放着。
火车撞击车轨越来越快。多尔先生的胸膛中感到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冲击，他的眼前模糊了。
爱高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要轻视任何肮脏外表下装着的干净清澈的心灵。
陪父亲睡了一夜
陈笑海
父亲来的那天正在下雨。
见到我时，父亲那刻着风雨劳苦的脸上满是歉意，他说：“你娘让我为你们送几块腊肉来。春上吃腊肉炒大蒜能治百病，还预防脑膜炎呢……”他边说边将那条随身携带的蛇皮袋往后挪了挪，生怕那条在客车上已擦满黄泥的蛇皮袋碍了我的面子。
到了我家，父亲脱下他那双水淋淋的球鞋后显得有些慌乱，问：“孙儿和媳妇还没回来吧？”
我赶紧把父亲迎进屋，找出拖鞋和袜子让他换上。我打开蛇皮袋，拿出两块足有七八斤重、去年腊月天就已晾晒得黄金亮色的腊肉，最下面还有粗粗的一捆大蒜。
看到父亲坐在自己儿子家里，像一名偶尔窜进城市的盲流，我心底填满惭愧与不安。
妻子是城里长大的姑娘，虽说已下岗多年，却早在小城的商业街开了一家小店经营服装，比我手头宽裕多了。她带孩子回来时，我刚做好饭菜，坐下同父亲用餐。儿子看到他爷爷正在吃饭，一张小嘴撅得高高的。我忙说：“乖孩子，快叫你爷爷呀。”平常十分听我摆布的儿子此刻连头也不抬，只顾自个儿打开电视看起来。
妻见到门角放着一双沾满泥水的球鞋，洁净的地毯湿了一大片，对我怒目圆睁，同父亲照面也不打招呼，“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父亲变得更加局促不安，一脸尴尬，仿佛一名等待老师打分的小学生。他停住筷子，嗫嚅道：“我本不想来，你娘说，这春上你们要多吃腊肉炒大蒜……”他不但没有一丝怨愤和委屈，倒觉得自己为难了他的儿子，懊悔不已。
坐在父亲面前，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只好不断地为父亲夹菜，说搭车挺累人的，年近六旬的人了，身体要紧，趁热多吃点。
我将父亲安顿在另一间兼作书房的寝室后，隔壁房里的灯熄灭了。不知何时，妻子已把儿子拉进房睡去了。我拾掇完家务，又用取暖器为父亲烤干了那双湿漉漉的球鞋，掏出钥匙在锁孔里转了好一阵子，也没将房门打开。我知道，妻子赌气了，因为家里来了我乡下的父亲，父亲的水鞋将屋里的地毯弄湿一大片。
来到父亲睡的这间小房，打开壁灯，父亲并没睡，只见他背靠床头柜，正闭目养神。我问：“爸，没睡？”说着，递给父亲一支烟，并为他点燃。要是在家里，父亲坐在床头肯定已抽了好一阵子的烟。
可是，父亲这时正住在他城里工作的儿子家里……父亲见我欲脱衣上床，笑眯眯地说：“儿啊，你小时候同我睡的时候，总爱让我为你搔痒，一搔就是大半夜。”父亲眼也不眨地看着我一件一件脱去衣服，看着我将一双鞋子并排放好，看着我在他睡的另一头躺下，我说：“爸，坐了那么远的车，你也该早些休息。”父亲像没听见似的，清了清嗓门，问我：“孙儿现在不常患感冒了吧？小伢子就爱三天两头感冒，三岁一过自然就好了。你小时候患感冒时，你娘就用热毛巾给你蒸背心……”
我就这样静静地睡在父亲的脚头，听他给我讲着。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那孙子可越大越不听话，现在连他爷爷也不喊了，明天非揍他几下子才是。”没等我把话说完，父亲便用脚踢了我两下，提高嗓音说：“三四岁的伢子懂个屁事，他不叫我爷爷，我就不是他爷爷了？”接着便赶忙岔开话题，谈起今年春上泡秧的农事。他说：“这三月天老下雨，下得村子里没条像样的路好走了。你娘说，等天气暖和些油菜花开了，就让你把孙子、媳妇一起带回老家去住几天……”见我没吱声，父亲顿了顿又说：“娃儿的妈妈在外做生意也挺辛苦，家务活你就多做些。腊肉炒大蒜时，火要烧大，爆炒才好吃。你娘是拣瘦肉多的挑的，让孙娃儿、媳妇多吃点儿……”
父亲什么时候入睡的，我不清楚。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我依稀感觉出父亲为我拽过被子；在关掉壁灯之前，他还站在我的床头看了我许久，才按下开关。我似乎还感觉到，父亲站在我身边深深地呼吸着。
第二天天未亮，父亲就早早地起床了。等我起来，他已将昨日那条送腊肉和大蒜来的蛇皮袋子收好。我问：“怎不多睡一会儿？”父亲说：“家里事多呢，我急着要回去，你娘交待过的……”父亲说一不二的脾气我知道，既然他决定要走了，我是没法子挽留得住他的。生活在别人的城市，生活在一群城市人的周围，农民的儿子能为他的农民父亲做点什么呢？
我同父亲一道下楼，在一家早点餐馆里同父亲一起吃了早餐。在车站，望着渐渐远去的长途客车，我的眼里充满的不是泪水，而是昨夜陪父亲睡觉时，父亲留给我的一片温暖与慰藉。
高尔基曾经说过：“时间的流逝，许多往事已经淡化了。可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颗星星永远闪亮，那便是亲情。”
海滩上的夫妇
［美］克里斯丁·帕拉特
泰国南部的这一处海滩曾经非常美丽——细细的白沙像地毯般厚实，远处，渔船点缀着平静的海面。这是仿佛只有在梦境里才有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和同事卡梅朗沿海滩走着，不时跳过散落在海滩上的什物。2004年12月，那场夺去了几十万条生命的海啸给这里留下了满目疮痍。现在的海滩看起来更像个工业垃圾场，砖头瓦块、残缺的汽车与棕榈树乱七八糟地堆积在一起，还有不少私人物件散落各处，像一座座悲哀的墓碑。
我在一个慈善机构从事营救工作。海啸发生后，我被派到泰国南部协助当地处理善后事宜。我以前曾到过泰国，对这里的山水和人民一往情深，我称它为“一个微笑的国度”。我非常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里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时，立即感到这是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在我心中引起强烈震撼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破坏，而且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失去一切的惨状。
我在营救工作方面并未受过特殊训练。几年前我曾去蒙古救过灾，不过只是去做调研工作。我对危机中的人们了解多少？我知道的只是，成千上万活着的人失去了家园，更多的人失去了生命。
我叫住卡梅朗：“我想到卡拉克海滩去。”那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于是我们开车去了那里。一下车，目光所及皆是废墟。巨大的棕榈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像刚从刨木机里被加工出来；砖头房屋变成了红色的灰土；柏油路裂开了口子。我们俩吃惊地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海滩一片死寂，海啸中的遇难者——至少尸体被找到的人——已经被运走。但是他们的遗物还留在沙滩上：这里一只鞋，那里一片布条，还有丢下的锅和盆子，到处都是人们遗落下的东西。是的，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捡起一只撕烂了的鞋，思绪万千。穿这鞋的人可能正在回城的路上，海浪击倒了他，他的家人没和他在一起，再也不能向他道别了。
卡梅朗和我朝水边走去，突然，他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他站住，弯腰捡了起来：“这是什么？”我问道。他说：“一部摔破了的数码相机。”他递给我，我拿在手里端详起来。这算不上是昂贵的相机，就像一般出门旅游的人随身带的那种，沿途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然后拿回家存在电脑里。现在它已没法用了，我正要丢了它。“等等，”卡梅朗说，“说不定里面还会有照片。”他撬开相机，取出里面的存储卡，交给我。
那天晚饭后，卡梅朗说：“咱们来看看那卡里有什么照片。”我们在宾馆的电脑上将存储卡打开了。随着电脑的“嗡嗡”声，一张照片出来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可能是欧洲来的旅游者。在落日的余晖里，他们正在一家宾馆的海滩酒吧吃晚饭，我猜可能是服务员帮他们照的。另一张照片，还是这对夫妇，在海滩上，灿烂地笑着。电脑设定了幻灯片式播放，我们惊讶地看着一幅幅愉快的场景，然后，照片上出现了不祥的画面。
现在照相的人把注意力转向海上。海滩上，人们正在蓝天下散步，海水退下了不少，海浪出奇的低。实际上，孩子们玩耍的沙滩原本应该是淹没在水里的。地平线上，一排大浪开始形成，延伸到了整个地平线。“没人意识到正在到来的危险。”我说。
下一张照片出来了，再下一张，再下一张……随着每一张照片的出现，海浪越来越近，停在海上的船被海浪压了下去。最后一张照片里，像山一样高的海浪，马上就要扑上岸来。
卡梅朗和我坐在那里，被照片中的情景震慑得说不出话来。“就像坟墓里的回声，”最后，卡梅朗开口说，“这是这对夫妇一生的最后时刻。”
“我们得把他们的家人找到，”我说，“我们应该把这些照片交给他们，这样，亲人们可以感觉离他们近一些，向他们道别。”
我的前妻莫娜是在教堂大会上讲演时突然去世的。我没能最后一次拥抱她，没能见到她最后的微笑，只有她最后的声音留了下来——牧师把她讲话的录音带交给我。现在，我只能听听她的声音，这才能带给我些许慰藉。将心比心，我要尽力找到这对夫妇的亲人，让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了却他们的心愿，使他们不再悲伤。从相貌上看，这对夫妇好像来自北欧。几天后，我和卡梅朗到了曼谷，立刻带着照片去了瑞典和德国使馆，没有结果。我们搜索了贴满遇难者照片的广告栏，还到医院去寻找，仍然未果，只好悻悻而归。
在泰国期间，这对夫妇的身影总是在我的心头徘徊。回到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家，一进家门，我就迫不及待地将这对夫妇的事告诉了太太妮可，并把存储卡交给她：“我没办法了，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才好。”我疲倦极了，倒头便睡去。还没睡10分钟，妮可进来把我推醒：“克里斯丁，我找到他们了！”她把我拉到电脑前，“我上了谷歌，键入‘海啸，失踪人员’，看屏幕，是这对夫妇：约翰和杰基·尼尔，住加拿大北温哥华——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4小时车程。他们的家人正在寻找他俩，在一个网页上贴出了他们的照片和相关信息。”
我根据联系方式，给他们3个儿子中的大卫打了电话：“我有一些东西要交给你们。”我告诉他。我和一位朋友立即动身，一路上，我回想着莫娜。在帮助另一个家庭向他们的亲人诀别时，我似乎正以一种奇特和惊喜的方式，也在向我亲爱的莫娜诀别，最终，我感觉到欣慰。也许，到此为止，我才终于可以释怀了。
大卫在等着我们。我把存储卡交给他，他的两个兄弟也围了上来，盯着电脑。他们一张接一张地看着父母的照片，边看边哭。“我说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大卫说，“就好像妈妈和爸爸回来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在一个他们喜爱的地方。他们已经得到了安宁，我们可以向他们说再见了。”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
灾难能够吞噬生命，能够摧毁我们生存的环境，却永远无法带走人们的情感和思念。
厉害女人
郑觉平蒋成红译
约翰逊夫人是公司的总机接线员，我17岁就进了这家金融公司干活。她的电话总机就设在信件收发室，我是那些小信差中的一个。第一天上班，我就见到了约翰逊夫人，她坐在那里编织毛衣。一个小同事悄悄给我耳语：
“她是有名的厉害女人，盯住我们的一举一动。收发室她说了算。”
他没瞎说。有天早上，我赶到收发室里，8：30刚过了2分钟，约翰逊夫人尖利地指出：
“你迟到了。”
“只晚了2分钟。”
“最好早到2分钟，迟到的人别想有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