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尚书·大禹谟》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清代湖南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道光进士，湘军首领，曾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官至礼部侍郎。为人以公忠、诚朴著称。对国人之事有一套独到的见解，善决断，居官治军都颇有建树，为晚清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学者评价曾国藩“学重义理、文词考究、卓绝一代、为世所宗”，他著有《曾文正公全集》。章太炎认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位封建官吏，位高权重，集文治武功于一身，但真正令人称道的却是其节俭自守、崇尚寒素的家风。他的曾祖父制定过八字治家信条，其中“蔬、猪、鱼”三字，就是要求曾家子孙治家要勤俭、自立，曾国藩对此信守不渝。
相传，曾国藩做官30年，日常衣着始终布衣布袜。30岁时置买的一件青绒马褂，只有遇到过节和庆典时才穿，60岁时“衣犹如新”。每日吃饭也很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略有增加，被时人称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治家极严。他亲自为妻子、儿女、儿媳制定了尚俭科目，男耕女织，生活俭朴，几十年不因为自己的升迁而有所改变。曾国藩任总督、三弟任巡抚后，门第更加荣耀。加上子孙增多，故居旧宅简陋窄小，不够用。曾国藩的九弟擅自花3000串钱建了一处新房舍。曾国藩听后大怒，驰书斥责道：“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事后果真信言，病故时仍然住在两江总督旧宅。
曾国藩在给长子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大丰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不论大家小家，仕农工商，俭苦守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纵观历史，大到邦国，小到家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勤劳节俭就会昌盛，贪婪懒惰就会败亡。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曾国藩严格履行祖父的家训，并严格管教自己的子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翻开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以勤俭治国、勤俭持家的典范不胜枚举。新时代的勤俭节约并不是要简单地模仿作秀，而是应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能够以史为镜，在继承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超越古人，并在新的时代里将中华民族之文明精华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