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过——”
“号码是多少？”他伸手拿电话，但她用手捂住了听筒。
“现在我们不能给他打电话。那边才1点半。”
“好吧，如果你不想叫醒你的上司，那就给兰利打。”邓菲坚持着，“跟他们说，替你接通马塔，我们把他叫醒。”
“但我该怎么说呢？”她问，眼睛惊惶地睁着。
“你告诉他，你想知道能不能给我一间办公室。在凌晨两点钟，我相信，他一定印象深刻。”
她困惑不解，“为什么？”
“你的积极呀。”
“哦，你在讽刺我。”她说。
邓菲歉疚地笑笑。“对不起，我肩上压力太重了。”他顿了顿，朝她那边侧侧身子。“你看，”他说，“如果你给我弄个办公室，我们可以今天下午跟他们说——首先就办，你上司，我上司，跟谁说都行。然后他们会证实我说的一切。
你看过我的通行证，不是这里的人我不会到这儿来的。”他可以看见她的脑子里在转着：马塔……柯里……通行证。
“好吧！”她说，举起手不让他再说下去。“四楼有个房间——”
“四楼就很好。”
“1点钟我会给主任打电话——他向来起得早。然后，如果他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跟赫尔·马塔联系。”
“很好，”邓菲说，“你告诉我怎么走，我马上开始。”
她拿起电话。“保安会指给你怎么走。”
“还有件事。”
“什么？”
“我需要有人帮我搬档案。”
她一片茫然。“档案？搬过来？”
“肯定啦。你认为我要办公室干嘛？”
“我不知道。你要它干嘛？”
“损害管制。”
“什么？”
“损害管制。”他紧盯着她，“你知道柯里发生了什么事，对吧？”
“当然。有封电报。”
“我知道，”他说“电报是我写的。不管怎么说，向他开枪的那家伙——”
“邓菲。”
他露出吃惊的样子。他确实吃了一惊。“对，杰克·邓菲——这个人，顺便提他一下，真他妈狗娘养的。请原谅，冒犯了。”
她耸耸肩。“我天天和男人打交道，”她说，“习惯了。”
“明白。不管怎么说，邓菲曾在局里干过——这你知道，对吧？当然。你也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不知道。”
邓菲眉头皱起来。“我记得写进电报里了……”
“我想没吧。”
“嗯，不管怎么说，他是信息自由法案组的人。”看到她一脸的困惑，他解释道：“它是信息自由处的一部分。”
“哦，是吗？”她神色茫然，轻松了些，“就这些？”
“是的。就这些。我就为这个来的，损害管制。”她看着他，似乎告诉他，她不明白。
“哈里认为出现了漏洞。”他解释说。
“漏洞？”
“仙女座文件夹。那个狗娘养的随意浏览，简直像在网上冲浪似的。”
她仿佛没听到这句话似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她身子在椅子里轻轻地歪了一下。一时间，邓菲觉得她就要倒下去了。但是没有。她就坐在那里，脸色越来越白，终于，她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说：“我们马上把你安置好，行吧？”
一个钟头就要过去了，第一批文件还是没来。邓菲疑神疑鬼，胡思乱想，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他知道，他们不会凌晨两点钟给马塔打电话，但他突然间想起来，特别档案馆里可能有布罗丁的个人档案。毕竟，通行证是他们颁发的。
如果有的话，刚才和邓菲谈话的那个女人希尔达起了疑心，就会把档案拖出来，这样一来，她一眼就会看出邓菲是在冒充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然后他们立刻就会来抓他。
给邓菲的这间房像个没有窗子的牢房，三步长，三步宽，勉勉强强塞得下一桌一椅，邓菲现在就坐在那把椅子上。他的外套挂在门旁的衣架上，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设施了。还有部电话，但没有书，所以他一直无事可干，直到他的“助手”迪尔特，一个脖子粗壮的保安，抱着六七个文件夹闯进了房间，上面标着希德洛夫。邓菲看看表，时间是上午8：25。
“你必须签字。”迪尔特说，递给邓菲一个写字板。
“我读材料的时候，”邓菲说，在文件保管栏里草草签上布罗丁的名字，“我希望你把你能找到的所有材料，关于一个叫邓菲的人的，给我送过来。邓菲——D-U-N-P-H-Y——名字叫杰克。明白了吗？当然。”
“还有，我也想看看光电技术公司的档案，以及关于……呃……牛科动物普查的材料，只要你能找到，都拿给我。”
迪尔特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邓菲问。
“我们有手推车，”迪尔特说，“但要普查材料——不可能。我需要辆大卡车才行呐！”
邓菲试图掩盖自己的错误：“只要最近两个月的。新墨西哥和亚里桑那两州的。”这么一说，邓菲的新助手好像满意了。门关上时，邓菲松了口气，扑向那些档案，慌里慌张贪婪地读起来，就像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第一次发现了父母藏着的黄色书刊。
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些档案和其他中情局档案不太一样。通常，如果一个人引起中情局的“行动兴趣”，就会设一份201档案，并装进访谈记录。但在希德洛夫的档案里却没有这些，只有些事实材料。他的电话记录和信用卡收据都是分别放在单独的文件夹里，护照复印件也是单独放在一起，显示出过去十年中他去过哪些地方。还有几张照片，看起来似乎是从一辆汽车上用远距镜头拍下来的。看着照片，邓菲认出了教授的房子（他帮汤米·戴维斯侦察过这个地方），也认出了希德洛夫——里面有几张教授的照片，去上班，收取邮件，回家等等。
看起来蛮健康的，邓菲想，谁想有一天竟会给碎尸了呢！
这就是关键，真的。希德洛夫的档案里装的并不是调查材料。当初把这些归档的人对希德洛夫这个人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希德洛夫这个问题。
所以，教授的朋友是谁，邻居对他如何评价，这些根本不重要。他们需要的只是老头子的地址，照得不走样的照片。这样，时机一到，他们就可以干掉该干掉的人。这就是说，希德洛夫惹恼了某个人(柯里或马塔)。或者更甚——他吓着了他们。当他吓着了他们，问题就出来了：“这个混蛋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梆”的一声！答案来了，它就是手头的档案：就是这个家伙，它说。他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他就住在这里。
大部分材料好像是一下子聚拢起来的，邓菲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看来像是去年9月份的事。邓菲翻完装着信用卡收据的鼓鼓囊囊的文件夹，又翻了翻装有希德洛夫电话费账单的文件夹，发现没有9月9日以后的记录。这就是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大概六七个月以前，希德洛夫开始引起了马塔的注意。以下是邓菲看到的内容：
雷欧·阿伦·希德洛夫（文科硕士，牛津；心理分析师，苏黎世）是英国公民，1942年10月14日出生于赫尔市。1963年他从牛津大学新学院毕业后，于1964年至1967年间在苏黎世荣格学院接受心理分析师训练。他向很多论文集及专业刊物供稿，并独自撰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象征的词典》（纽约，1979）；另一本是关于荣格心理学的，名叫《荣格心理学中的女性》（海德堡，1986）。他在伦敦当了二十年心理分析师，之后在位于斯特兰德区的国王学院教授一门课程。
他从未结过婚，有个姐姐，是他最近的亲人，居住在坦布里奇韦尔斯。然后就是希德洛夫的地址，这个邓菲早就熟记在心。
无可指责的一个人，邓菲想，谁能想到他这么个人竟会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
第二个文件夹里装着希德洛夫的信用卡收据和电话费账单。邓菲真不知该如何处置它们，一边疑惑马塔是否真的重视这些材料。十之八九是这样的，他们把这些材料弄来，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到手，好歹做这点儿事，也显得那些侦探好像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似的。不过，这里仍有些东西值得注意。比如，乘坐瑞士航空航班的次数好像太频繁了些。6月两次，然后7、8、9月各一次。乘飞机干什么呢？从瑞士航空的收费上看不出他都去了哪些地方，不过也没必要了，因为当月的信用卡收据就包括酒店的费用。而且总是同一个地方：
苏黎世塞费尔德街63号，佛罗里达酒店。
邓菲知道那个地方，是家干干净净的中档酒店，就在苏黎世的电车汇集地——贝勒维广场往东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不想开销太大，那已经是个相当不错的酒店了，在瑞士这样高消费的国家搞研究，学者也正适合住这样的酒店。
但希德洛夫乘坐的不仅仅有瑞士航空的航班，VISA信用卡账单上还有笔三百七十一英镑的开支，是9月5日英国航空公司的。其他费用还显示，希德洛夫在9月的6日、7日去过纽约，曾住在华盛顿广场酒店，并在第三大街的两三家印第安人小饭店里吃过饭。这说明什么？
邓菲重新审核他早些时候的开支。教授最后一次去苏黎世是在9月3日。
紧接着三天后他就去了纽约——随后老头子的电话就受到了监控。由此可以设想，但不能证明，这三件事之间是有关联的：去苏黎世，去纽约，安装电话窃听器。
他在纽约干了什么？邓菲自问。另一个问题冒了出来：他在苏黎世干了什么？然后，他一阵沮丧：他四处跑到底要干什么？
第三个文件夹里是希德洛夫的银行结账单，作废的支票，以及……外快。9月4日，教授曾在苏黎世开了张两千英镑的支票给一个叫玛加丽塔·弗格莱的人。三天后他在纽约，他又开了张金额较小的支票，给一家叫做吉尔·贝克利联合的公司。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邓菲曾经在那里看见过或听说过这个名字——电视上，或电影里。贝克利好像是一名演员。不，不是演员。但是……邓菲看着那张支票，金额为五百英镑，从伦敦国民西敏寺银行希德洛夫的账户转到纽约花旗银行贝克利的账户，差不多花了两个月时间。在支票下方的备注栏里，有个说明，是希德洛夫的笔迹，写着：聘用定金，但没有说明原因。随后邓菲想起来了。
笔迹。贝克利并不是演员，不过他经常上电视。这家伙是个笔相家——或者像他喜欢说的，“文件鉴定专家”。他曾经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退休后开始独立执业。邓菲回想起来了，他是个鉴定证人，自视非常高。邓菲曾在艺术娱乐频道“侦查报告”节目中见过他。据说J.埃德加·胡佛曾给一名叫珀维斯的特工写过情书，贝克利当时受雇鉴定情书的真伪。邓菲记得，他把那些信贬得一文不值，称其为“拙劣的伪造”。
开始有趣起来了。希德洛夫到苏黎世去，不知为什么——付给这个叫弗格莱的女人两万。然后，他飞往纽约，又支付了五百英镑聘用一个笔相家。发生这些事后，他的电话就给装了窃听器——之后，他就死了。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邓菲自问。
哎，文件……他在苏黎世发现了一些文件。
对呀……但，为什么他要去美国鉴定那些文件呢？
因为那是些美国的文件，邓菲推想道，或者作者是美国人。但那是谁呢？
邓菲往椅背上一躺，仰望着天花板。他努力回忆柯里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的，说他需要帮忙。是秋天。9月？10月？大概就是那时候。他真想不起来了。
不过，希德洛夫从纽约回来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
有个文件夹装着对希德洛夫的介绍及其租约和病历。邓菲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个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放着两份电报，第一封内容如下：
急件
兰利第98号电
009I00页码1
发报人：安全调查处主任办公室/兰利总部
收报人：中情局/各参谋长/驻伦敦美国大使馆
急件
标签：无
主题：希德洛夫
编号：仙女座
绝密文件
有线人报告，称9月5日和英国公民雷欧·希德洛夫有电话联系，随后，两人于9月7~8日在纽约见面。
希德洛夫自称是伦敦居民。
希德洛夫拥有和仙女座文件夹有关的敏感材料。
谁是希德洛夫？
第二天下午，杰西·柯里做了回复。去掉头尾，内容如下：
签证申请（及名人录）显示，雷欧·希德洛夫是名荣格心理分析师，还是国王学院的教师。无犯罪记录。我该查找什么？
没有其他电文，虽然可以肯定，一定还有其他的通信。如果马塔没让柯里做这些，柯里不会搜集手头这些材料，也不会让邓菲去安排窃听教授的电话。
这说明……什么呢？仅仅说明马塔想尽量减少书面证据吗？这倒是很精明的一招。所以他决定利用邓菲这样的人，让他以非官方身份作为和汤米·戴维斯之间的纽带。马塔可能也曾请求情报管理系统来搞窃听，但那样的话，到时就必须互相推诿责任。而这样做呢，即使事情万一泄露出去，在外界看来，也似乎只是一个爱尔兰罪犯给希德洛夫装的窃听器，而这名罪犯却在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工作。
倒数第二个文件夹使他心里一动。里面有一个马尼拉小信封，封盖上有个环形的标签。信封上订着一截细线环绕着标签，把信封里的东西封在里面。解开那根线，邓菲从信封里倒出来十来盘微型盒带，散落在桌子上。
他认出了这些磁带。每盒上面都有他自己亲笔标的数字和日期。第一盘上面写着9/14耀9/19，这样他先前的问题就找到了答案：什么时候开始窃听的？就在希德洛夫从纽约回到英格兰大概一周后。换句话说，就在马塔发电报给柯里，问“谁是希德洛夫”之后。
知道这些真好，但现在他得作个决定：要么他让保安给他找个录音机，他听听那些磁带；要么他继续阅读档案。他很想听磁带。如果没其他事，能够再听听希德洛夫的声音肯定很有意思。但另一方面，他却不能在这里花费太多时间，而读材料比听磁带可以获得更多他想要的东西。那么，最好还是读下去吧。
最后一个文件夹里是一包信，三封三封地折起来，然后用一根黄麻绳扎成一捆。邓菲把绳结解开，打开第一页。这是封给卡·古·荣格的贺信，写于1931年2月23日，寄往瑞士屈斯纳赫特。信是用绿色墨水写的，信头是纽约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
敬爱的荣格博士：
您曾为我入选抹大拉修会的事付出不懈努力，在此请接受我对您深深的谢意。从此以后，它将永远是指引我人生方向的明灯。在我们共同追求新耶路撒冷的过程中，我希望您能明白，我将永远是您的盟友（我哥哥约翰会另外给您写信，我和他曾经谈过话，他的感情就是映照我自己感情的一面镜子）。在此谨向您致以我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艾伦
随后又附了一句：又及：克洛弗向您致以她浓浓的爱戴和感激之情。
艾伦？哪个艾伦？邓菲思索着。随后他想起了希德洛夫档案里的那张参考资料索引卡，不是面前桌子上放着的，而是他在兰利看到的那份希德洛夫档案。
杜勒斯……邓菲……荣格。还有什么呢？邓菲努力回忆着。光电技术公司，以及143部队。不过杜勒斯怎么说都是约翰的弟弟——艾伦。
邓菲翻动着手中的信件。这就是希德洛夫从那个女人弗格莱手中买到的东西。肯定没错儿。但她又是什么人呢？他思索着，答案马上来了：古董商，曾经给荣格工作过的亲戚，或其他什么人。这并不重要，真的。关键是：这就是希德洛夫想鉴定的文件。这就是让他丢了性命的文件。
邓菲第一次感到有了点头绪。他打开第二封信，继续读起来。和上封信一样，这封信用的也是苏利文&克伦威尔事务所的信纸，写于第一封信之后两年，它表面上是一封谢函，为荣格在前一年夏天对杜勒斯夫妇的慷慨表示感谢。这封谢函又一次显得太夸张，不过这次杜勒斯开始谈起一件很微妙的事——对“我们的新舵手”的担心。
当然，他的天才是深深镌刻在文学史的。很少有人写得这么好，更少有人像他这样对同代人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无疑处处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胸襟，这正好有助于他在新岗位上担负起自己艰辛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