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起公文包和早前带到堪萨斯的旅行包，邓菲走到终点站外的汽车站牌处。在那儿，他搭上去曼哈顿的车，天刚一放亮就到了，在42街的圣保罗港下车后，他又用现金买了张去蒙特利尔的车票，然后去了趟洗手间。在里面的洗手池旁站了会儿，用凉水冲了冲脸，又用纸巾擦干手。把自己的VISA和Mastercard（万事达）信用卡扔在铺了地砖的地面上，然后走了出去。或许有人会好好利用那张信用卡——那样会使哈里·马塔陷入无尽的迷惑中。那个人正在干什么？
用信用卡买立体声音响吗？
离发车还有三个小时要打发，邓菲在西57街的一个小咖啡馆里，喝着咖啡，看着《泰晤士报》，就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把时间打发掉了。上午9点，他穿过小镇走到美国快递邮局，亮出他的铂金卡，将一张五千英镑的支票兑换成了现金。这是他所有的现金——他不是一个爱攒钱的人——马上他就需要每一分钱了。之后他回到圣保罗港，继续等候去蒙特利尔的汽车。
好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现在几点。邓菲躺在旅馆的一间单人房里，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仿佛身体悬在空中，眼前一团漆黑。瞎了，死了。他昏昏沉沉的，也许是太过劳累，也许是睡过头了——到底是因为什么，他也说不清。胸中升腾起一种类似恐惧的东西，自己不断地试图压抑这种恐惧。他慢慢坐起身，把左手腕伸到眼前。
手表闪着光。11点。邓菲心想。现在11点了，我还在床上。在某个地方。
但不是家。
然后他记起来了——布罗丁、罗斯科、纽华克、汽车。他现在身在蒙特利尔，一家不刷信用卡的小旅店。几个小时前，他拉上厚重的窗帘以遮蔽落日，躺倒在床上，然后……慢慢地，邓菲站起身了，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一样，手臂前伸摇摇晃晃地穿过黑暗，去搜寻房间对面的窗户。这是个小房间，只走了三四步就摸到了那个天鹅绒窗帘。攥在手里，他打了个哈欠，随着哈欠，他拉开了窗帘，马上灌进来了一屋的阳光。反射性的，他的双眼砰地合上，畏缩了一下，吸血鬼般地，咒骂太阳。
现在是上午11点，不是晚上，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罗斯科死了，一切都变了。他们就像一群在小河旁边玩耍的孩子，看见一个洞，用小棍挖开。从洞里爬出来的不是花园里的蛇，而是令人害怕的，意想不到的东西——神秘的、致命的、变形的。它已经使罗斯科毙命，当场死亡，非常迅速地死亡。现在它又蜿蜒着爬向邓菲。
要杀死它。必须杀死它。但是应该如何做？邓菲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从哪里开始的，或者到哪里算是个头。他也不知道它想要什么（除了要他死之外），他所知道的是在蒙特利尔找不到答案。答案在伦敦、楚格、希德洛夫和特别档案馆。但是到欧洲去需要护照——就在这时加拿大冒了出来。他的旅游资料在麦克林市淤他的衣橱最上面的抽屉里。他得弄个替代品出来。当然，他想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赝品”，一个附有他自己照片、别人名字的真正的护照。但是他没有熟人来帮忙办这件事——至少，加拿大没有，美国也没有。短期内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办一个新护照，用那个资料到达欧洲，然后丢掉它再找别的。当然，这意味着，他必须亲自到位于蒙特利尔的美国领事馆，但是邓菲觉得这不会引起什么问题。他的名字还不会出现在那个州和海关使用的“特别留意”的小册子上，马塔也不太可能通知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告诉他们他对一个叫邓菲的男人感兴趣。马塔无疑想独自把握这个局势——在办公室里——而不涉及其他部门，除非，他自己办不到，才会求助于其他部门。这也就是说，目前，马塔很可能正在纽华克机场查询旅客名单，在整个纽约追寻VISA信用卡的交易情况。
因此邓菲要去领事馆，在那儿办一个新的护照可能要比在美国本土办理还要容易很多，海外的领事官员比本土的官员更愿意提供更好的帮助。
为什么不呢？一个在异乡丢了护照的美国人至少要比同样一个在波士顿或纽约丢了资料的傻瓜略微可怜一些。即使这样，如果他要在当天取得一个护照，就必须表现出出游的迫切需求——如果他还能显示一定量的权势那就更好了。
他从旅馆出来后在街的拐角处一家旅行社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付现金，买到一张六小时后飞往布拉格的法国民航的机票，中转巴黎。做完这事，他走到街对面的联邦金考复印店，在那儿等他的护照照片并让店员做几张名片。名片上写着：
杰克·邓菲，制片人
哥伦比亚广播系统新闻60分
555号西57街
纽约市纽约州10019
他把三张名片放进钱夹，其他的扔进了外面的垃圾箱。然后走到美国领事馆，昂首阔步径直走向问询台，看上去既友好又急切。
“出大问题了！”他睁大眼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那是个优雅的黑人女性，梳着“玉米垄”式发型，礼貌地询问。
“这太糟糕了！我的意思是，这真是个该死的灾难！”
“怎么回事？”
“我的护照！”
“怎么了？”
“我给弄丢了！”
那个职员笑了。“我们能给你办一个新的。”她说着，把一张表格推到他面前。“就把这个填完，并且——”
“我立马就要用啊。”
职员耸耸肩，“我们能加速办理。”
“好极了，”邓菲说，“太棒了。”
“但是收费五十美圆。”
邓菲耸耸肩——“没问题”——伸手去拿钱夹。
“而且如果您亲自来取，”她说，“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能拿到。”
邓菲脸上的微笑马上退去换成惊慌。他的下巴下垂着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我几个小时之内就要乘飞机去巴黎。”他把机票推过柜台，但是那个职员看都没看。
“没办法。”
“噢——，哎呀——别这样嘛，”邓菲回答说，“我带着两支摄像队要飞过去——”
“非常抱歉……”
邓菲把他的新名片推过柜台，“你这儿有媒体联络方式吗？或者有什么人我可以谈谈？因为，事实是，如果我让埃德在温萨斯拉斯广场着急地空等，要是我早晨之前到不了那里——对我来说将会是个大问题。”
“埃德？”
“埃德·布拉德利。”
那个女人第一次扫了一眼那张名片。拿起。又放下。看看他。再看看名片。
邓菲能看出她眼里的疑问：会不会有个隐藏的摄像机？隐秘的动机？
“我来看看能做些什么，”她说着，抱怨似的“哗啦”一声挪开凳子，满脸的笑明媚得像探照灯似的。
一小时后，邓菲拿到了护照，现在手头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正在困扰他的问题以满足好奇心。打车到公共图书馆，他走进去在期刊数据库中寻找关于雅西巴拉那河畔印第安人的文章。虽然花了半个小时，却发现北美国会发表的关于拉丁美洲的简报上曾经谈到那个部落。
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谈在隆多尼亚走私钻石的事，上面说，雅西巴拉那河畔印第安人突然皈依了基督教，之后于1987年离开了他们的家园，现在大多数印第安人居住在波尔菲海利市，靠贩卖柚木刻成的罗马天主教徒用的念珠谋生。
布罗丁一直在讲实话。
飞往巴黎的旅途平淡无味，机舱里乘客也不多。邓菲坐在紧临过道的座位，里面临窗的座位没人坐，他在思考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很幸运他还活着，但是这也不太好。幸运就像个水手，今天在这里，明天就离开。你从来不确定它是来还是去，朝你驶来还是离你而去。最后，幸运就不再是个好事，因为，从长远来看，幸运的人总是会紧握运气。随后，运气就会逃跑，就像计时沙漏里的沙子——接下来的事，你知道，就是不幸。
仍然，是运气救了他的命——而不是做生意的手腕。当那些安全调查人员拿锻炼用的滑轮和色情小说砸门时，邓菲已经出去了。但是罗斯科在里面，所以现在他死了。那就是罗斯科的运气（有则谚语很适合他：如果一个人没有坏运气，他就根本不会有运气）。
邓菲不是这样。如果女清洁工那天休息，他就死定了。但是她没有休息，而是按时来了，像她平时那样，而且发现了罗斯科，报了警。要不是她，邓菲就会返回那座寂静阴暗的房子，那个由戴领结的黑衣人设下的陷阱。相反，他的家到处是巡逻警车和闪烁的警灯。
有费尔法克斯郡警方在起居室，那些安全调查人员也没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当然没人能阻止自己离开。
极有可能，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会有人告诉马塔邓菲逃跑了，到那时，邓菲的车停在纽华克机场，而他本人则已在去蒙特利尔的“长狗”车上了。
所以他可以自由回家了。但是会自由多久呢？会是一天，或是一周，或是——就是这样，邓菲心想。一天或者一周，其他都是幻想。不管是一天还是一周，他都会非常需要钱，而且会是很多钱。逃跑是很费钱的，他现在手里的现金很快就会花光的。
他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胸中的愤怒使他感觉不舒服，眼睛望向机翼的远方。上方漆黑一片，下方漆黑一片，由于自己郁闷的心情而上下浑搅在一起。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外面的某个地方，在漆黑的夜里，和海洋一起构成了看不见的地平线。他还知道，外面的某个地方，戴厚狭领结穿黑色西服的人正拿着他的照片给很多票务机构的代理人和职员辨认。
他还知道第三件事情，即：在哪里能搞到他需要的钱。在他的手提公文包里有一个信封，贴着画有女王陛下的邮票，自从离开英格兰，就放在包里，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它意味着一大笔钱，虽然没有一个子儿是真正属于他的。
邓菲小口品着苏格兰威士忌，把信封撕开。地址是写给罗杰·布勒蒙转到（英国邮局）的邮件存局候领处等马尔贝拉来取的。这里面装着西洛可风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资料，一张银行签名卡，一张手写的存款单，半打由圣赫利尔私人银行在泽西岛发行的银行取款单。普通的附函表明这家银行一旦收到签名卡片，即将这些支票印刷品寄给布勒蒙。
布勒蒙是个肌肉发达的科西嘉人，喜好阿玛尼牌西服和高科技的百年灵牌手表，还是个长相英俊的反社会者，一只脚踏在马赛黑社会中，另一只脚则踏在右翼政治活动里。作为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人，他是一本名为《反尘》杂志的出版商。这本杂志鼓吹很多事情，比如武力驱逐外国贫民。这本杂志的名字取自一个已不存在的非法准军事集团的雪白的条幅。这个集团的成员已经锒铛入狱，缘由为袭击土耳其在校儿童，攻击位于阿尔勒的一间同性恋酒吧，以及位于里昂的一间犹太教的会堂。
邓菲瞧不起他，不仅仅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还因为这个科西嘉人极度的傲慢，在邓菲看来，除了他人的不幸，没有什么能让他高兴。简单地说，他喜欢使人不爽。就像他先前对待邓菲一样。
一年前在伦敦逗留那次，布勒蒙和邓菲就着一瓶廉价酒谈妥了一宗生意——接着是第二宗——就在那座城市的酒店。布勒蒙喝完多半瓶酒。就在他们快完事儿的时候，他把一只手放在邓菲的肩上，吐露心怀，“我需要一个姑娘。”
邓菲开玩笑说：“我们都需要一个姑娘。”
“但是你要给我找一个，好吧？我在兰德梅克酒店。让她3点前到那儿。”然后他往桌上扔了些钱，并把他的椅子推到桌子下面，好像要离开。
邓菲举起双手假装投降。“我觉得你弄错了，”他告诉对方，“我是一个顾问，不是拉皮条的。”
“噢？是这样吗？”
“对。如果你想找鸡的话，去电话亭好了。她们把自己的名片贴得满窗子都是。”
布勒蒙又坐下来，想了会儿。最后他说：“朋友，不管怎样，找个姑娘3点前到达兰德梅克酒店，否则明天我就会有一个新顾问的。”
邓菲按布勒蒙的吩咐找了一个妓女，把她送到兰德梅克酒店，因为他无论怎样也丢不起布勒蒙的生意，并不单单是那个时候。这个科西嘉人参与了一个复杂的洗钱计划，该计划是由奥斯陆的一群黑金法西斯分子控制的。这涉及很多钱，并且至少其中一部分来自美国的一支国民自卫队。由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达拉斯佛教会（DBA）对此都很感兴趣，若邓菲能成功完成该计划，则相当于凭借自己一人的力量打败了三个情报部门。由于事关自尊，邓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搞定。
所以布勒蒙应该得到他所得到的，或者应该得到更多——那些邓菲没腾出空来邮寄的签名卡片。这本是易如反掌的事，简单到只要把信封投进邮箱即可——但是为什么他应该这么做？布勒蒙是个笨蛋，无论如何，好像他并没有挣到那些钱。
通常，邓菲只用一点象征性的存款为顾客开户：一般是五十英镑。但是西洛可风是与众不同的。当那个科西嘉人带着一个提议在一个寒冷的午后来到他的办公室时，邓菲已经为布勒蒙建立了一打的公司。布勒蒙懒洋洋地坐在皮质的翼状靠背扶手椅里说，他想开设一个西洛可风账户，同时可以获得用股票担保的延期付款。邓菲嘴上说“这个交易比较难办”，但还是答应帮忙。布勒蒙则许诺给邓菲贷款总额的百分之三作为佣金。
“你简直太慷慨了。”邓菲说。
“我可以负担得起这种慷慨。”布勒蒙回答说着，脸上绽放出一个露齿的笑容。
“我们现在谈论的抵押担保额有多少？”
布勒蒙把手伸进公事包，取出一捆股票票证，递给了邓菲，“一万股多一点。”
邓菲用拇指和食指快速翻动着这些票证，“全都是IBM公司淤的吗？”
布勒蒙点点头，上身前倾，用法语说，“是的。”
“现IBM公司的股票按多少钱交易？我想大概是一百一十——”
“一百二十，”布勒蒙答道。接着又补充道，“当然，是美圆。”
邓菲嘟哝着，“美圆，确实，”他说。这些证券是以纽约一家经济行的名义开出的，而且，很显然，这是被偷出来的，否则布勒蒙也不会支付三个百分点将之放在一家银行。
“多少——”
“我大概能贷出股票市价的百分之四十。”邓菲说。
布勒蒙撅了撅嘴，“百分之五十会更好。”
“你可以把股票带到拐角处的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以便取得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贷款，而且，你还不用付给我佣金。当然，如果你那样做的话……”邓菲没必要把话说完。如果他那样做，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会发传真给纽约核查这些股票是否被盗——大银行总是这样认真得可笑。
布勒蒙盯着邓菲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起来，“我相信你会做到最好。”
“当然。”邓菲说道。话音刚落，布勒蒙就起身，握手并离开了。
布勒蒙的把戏是黑手党的最爱，那就相当于造钱。于就是通过这一手建成的，盂也是如此。从美国的信使手里或经济行的保管库偷来的股票票证拿到欧洲用来抵押贷款。然后，获得的贷款用来投资房地产开发，建宾馆、饭店、高尔夫球场——在布勒蒙的案例中，贷款用于出版如《反尘》这类的法文书籍只要贷款人没有拖欠还款——这会迫使银行卖掉偷来的股票，并试图变更股票的所有权，这个阴谋就是万无一失的。宾馆会赚钱，贷款会偿还，而那些票证很可能会重新循环用来为其他贷款作抵押担保。
